战争世界- 第67部分

　　　　“没问题，我会尽快做出安排。”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赵耀国扫了参会人员一眼，才说道，“虽然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十年之后才能解决‘纳米碳原子膜’的工业化量产难题，而实际需要的时间肯定不止十年。只不过，我们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再来搞基础建设，因为围绕着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基础建设至少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完成。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就得为可控聚变核能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

第五章　引领潮流（）　
说到经济话题，会议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甚至有点紧张

　　　　显然，这绝对不是在增加几千亿军费开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知道，就算没有张清芳与周自强研制的可控聚变反应堆，004型航母也会开工建造，不过晚几年罢了，而且耗费不但不会降低，还要增加不少。李佑廷提供的报告里就明确的提到，聚变堆能够大幅度降低核动力航母的全寿命成本。

　　　　围绕着可控聚变核电站进行的基础建设，前期投资不是几千亿，甚至不是几万亿就能解决的，而是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的巨大投入，还会持续数十年之久。由此造成的负担，根本无法想像。

　　　　在“问天计划”正式启动之后，国务院的官员大多持保守立场，连国防部长彭建军也不例外。当然，彭建军主要是担心基础建设工程大规模启动之后会对军费造成影响，使得众多军备项目无法顺利推进。黎文强的立场最为坚定，即认为在可控聚变核电站真正具备商业应用价值之前，必须控制基础建设的规模，绝不能盲目投资，避免造成不必要浪费。虽然段峰岭的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投入的关键问题上，他比较偏向于黎文强，即认为过大的前提投资存在巨大风险，还是不可控的风险，因此前期建设工作一定要谨慎，最好在有了十足把握之后再走出决定。至于其他的部长级官员，大多支持黎文强，只有少数赞成提前开始进行基础建设。

　　　　当然，黎文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主要就是，基础建设的投入实在太大了，如果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商业应用出现问题，哪怕只是暂时的问题，比如没有在预定的期限内解决所有技术问题，耽搁了几年，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黎文强拿出了很多证据。

　　　　按照交通部在去年提交的报告，如果按照“问天计划”设想的前景进行建设，那么电动交通工具就将成为主流，必然会取代由内燃机驱动的交通工具。虽然现有电池的性能依然存在局限性，但是问题不太大。简单的说，只要能够解决电力的问题，那么电池性能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忽略。到时候，电力价格远远低于燃油价格，而且随电力价格降低，电池的价格也必然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电池来解决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电动车辆达到现有燃油车辆的续航里程。只是，要普及推广电动交通工具，特别是电动汽车，首先得解决电力传输的问题，也就需要建立覆盖全国的超高压电网，同时得配套建设上百万座充电站。即便后者可以通过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的方式，用民间资本来搞基础建设，但是前者必然得由国家投资，至少得由国营企业参与。只是这一项，前期投资就要上万亿，而总投资不低于十万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西元2019到2020财年度，交通部的总预算还不到五千亿元，而且跟交通能源有关的投资不到一千亿元。

　　　　当然，将在“问天计划”中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不止是交通。

　　　　能源部也提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聚变核电站的建造与运营。因为存在保密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聚变核电站肯定全是国营，只有在保密等级降低后，才会向民营资本开放。按照“问天计划”的规划，至少需要建造一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才能基本取代现有的火电、水电、风电与太阳能电站。考虑到电力价格降低所带来的需求增加，比如由电动车辆取代内燃机车辆产生的额外负担，准确的说是以全国总能耗为准，那么最终要建造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即便不考虑社会发展，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加的电力需求，只是这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的建造成本就在六十万亿以上，而且是理想结果，实际投入很有可能是其两倍。要让三千座聚变核电站正常运行，还需要建造生产重氢、堆芯等必备原料的工厂。

　　　　毫无疑问，只是在能源上的投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钱从哪里来？

　　　　没错，华夏的经济规模确实很大，要不了几年，经济总量就将超越花旗，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只是，华夏的经济实力不是无限大，而且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归根结底是社会总产值，而不是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钞票。如果把太多资源用在基础建设上，那么其他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黎文强是搞经济出身的，段峰岭也是，国务院的大部分部长多多少少懂点经济，因此都清楚这个道理。

　　　　赵耀国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而是有别的顾虑。

　　　　“我们首先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投资。当然，准确的说是钱从哪里来。”赵耀国笑了笑，说道，“其实，包括总理在内，很多人搞错了一个问题。围绕着聚变核能进行的基础建设，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在基础建设上的投资也是分披进行，并非一次拿出所有资金。如果这个过程要持续几十年，那么分到每一年的投入就不会太多。虽然到最后，这些基础建设肯定要耗费大量资源，也必然会对其他行业产生硬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产业革命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资源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的产品，是生产力的结果，而决定生产力的不只是参与生产的劳动力，还有生产效率。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现在的问题还是问题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靠勤俭节约来凑集建设资金，能够依靠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的产品。再退一步，哪怕会对其他行业，甚至是民众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在未来一片光明的情况下，难道民众不愿忍受暂时的困难？这一点，我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要未来更加美好，炎黄子孙就愿意忍受困难，更会主动去解决困难。如果能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基础建设负担就会大幅度降低。”

　　　　黎文强暗自叹了口气，他知道，赵耀国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认准目标之后，根本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其次，我要谈谈一个大家不愿意谈及，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两年前那起事件造成的影响。”赵耀国长出口气，神色也凝重了许多。“虽然在此之后，扶桑当局对我们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变，特别是在山口友雄当选首相之后，大力与我们改善关系，有效消除了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可以遇见的未来，扶桑不会再次成为我们的麻烦。但是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各位显然不知道，就在过去一年多里，至少出现了三次针对山口友雄的暗杀行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这三次暗杀行动全都跟花旗有关，幕后主使很有可能是花旗的情报机构。只不过，各位知道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扶桑，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扶桑可能发生的剧变感到担忧。”

　　　　“难不成，花旗会对我们发动战争？”段峰岭说了一句。

　　　　“当然不会，但是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还是天大的麻烦。”赵耀国看了常务副总理一眼，才说道，“虽然再过几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超过花旗，但是在人均产值，以及很多领域，我们仍然比花旗差了很多。即便产业革命顺利推进，我们也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全面超越花旗。谁能告诉我，花旗会给我们这么多时间吗？”

　　　　这下，没有人开口了。

　　　　“答案很明显，别说是二十年，恐怕连十年都没有。我可以跟各位打赌，在我卸任之前，还会有一次挑战。”赵耀国提高了语调。“现在，各位仍然认为，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推进产业革命吗？”

　　　　黎文强叹了口气，说道“元首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加快速度？”

　　　　“不是只能，而是必须，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就拿保密来说，军情局全力以赴，依然不敢做出任何保证。虽然李佑廷立下了军令状，拿自己的乌纱帽做担保，但是根据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多在十年之后，花旗就会奋起直追，而我们拥有的时间优势也就十年左右。如果我们依然按部就班的推进产业革命，即便能占据制高点，拥有的优势也不足以在新兴产业上完全压制住花旗。如果我们被迫跟花旗在新兴产业展开全面竞争，需要付出多大代价？还有，谁能保证在这场将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竞争当中，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没有足够的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何还要按部就班的推进产业革命？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握着产业革命的风向标，只有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只有我们能引导产业革命。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们就能占据产业革命制高点。利用这个优势，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基础着手，通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来带动其他国家。”

　　　　“元首说得没错，这不但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更是一张王牌。”

　　　　王学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朝他看了过去。

　　　　，

第六章　惩罚之要（）　
“经济上的话题，我没有发言权只是从外交的角度看，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说到外交，显然没人比王学炽更有发言权。现在的王学炽不但是华夏外长，更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大名人。如果不是受到相关规定的限制，肯定会有人提名王学炽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让王学炽出名的，正是两年前的那起事件。

　　　　在冲突结束之前，王学炽出访联合国，在安理会上三次发起针对扶桑的提案，拿出了大量证明扶桑当局谋划引发冲突的证据。正是王学炽在联合国的积极活动，华夏占据了外交制高点，得到大部分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当时最主要的外交成果，就是迫使花旗在谴责扶桑决议的表决中投弃权票。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份没有法理约束力的谴责决议，让扶桑当局认清局势，知道花旗未必会为扶桑赴汤蹈火，从而悬崖勒马，在最后关头宣布停火，没让冲突演变为战争。

　　　　冲突结束后，王学炽全权负责跟扶桑进行停火谈判。

　　　　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谈判中，王学炽一直站在前台。虽然后多决策与他无关，他只是执行人，但是他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大国气度，早已成为国际舆论界的重要话题。可以说，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一个大国外长应有的风度与魄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正在崛起的华夏将势不可挡。

　　　　当然，谈判的最终结果，以及在谈判期间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在宣布停火后几个小时，宫本三郎去了皇宫，正式向天皇递交辞呈。随后，扶桑内阁总辞职，同时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按照宫本三郎的推荐，天皇任命副相山口友雄为临时首相，组建看守内阁。当天稍晚一点，外界才获得消息，扶桑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发起政变的大正光一、及起支持者在首相府被全部歼灭。政变失败之后，大正光一的上级，防卫大臣小早田秀吉在官邸内吞枪自杀。不久之后，与小早田秀吉关系密切的复兴大臣村上雅智也自裁身亡。与此同时，参与过战争决策，并且态度积极的主战派内阁成员无一逃脱。在山口友雄获得天皇任命时，他身边的全是主和派。显然，这是宫本三郎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可以看成是留给山口友雄的政治遗产。在铲除了狂热的主战份子之后，山口友雄才能以积极态度跟华夏进行停火谈判。

　　　　只是，有一个例外，即在花旗的外务大臣田中俊。

　　　　因为宫本三郎已经宣布内阁总辞职，而是山口友雄的看守内阁成员名单中，并没有田中俊的名字，所以他不再是扶桑外务大臣。当天，田中俊就以遭受****为由，向花旗提出避难申请。几天后，扶桑看守内阁向花旗提出了引渡田中俊的请求，理由是田中俊参与了大正光一发动的政变，需要回国接受调查。花旗没有遵守与扶桑的引渡条约，反而提出扶桑当局的证据不足拒绝了引渡请求。接下来，扶桑当局就在花旗发起法律诉讼，要求花旗联邦当局按照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交出田中俊。三个月后，在花旗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田中俊逃离花旗。虽然扶桑当局立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但是两年来，一直没有找到田中俊。

　　　　当时，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简直成了外交界的笑话。

　　　　停火后的第三天，王学炽在花旗跟扶桑看守内阁的临时外务大臣藤森德康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

　　　　谈判，由此开始。

　　　　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扶桑当局要不要为冲突承担责任，二是由冲突导致的损失由谁来承担，三是冲突区域的控制权与管辖权。

　　　　显然，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能够轻松谈妥。

　　　　在第一个问题上，扶桑当局承认导致冲突的“渔业纠纷”跟大正光一有关，也跟大正光一领导的防卫省情报厅有关，但是并不承认为扶桑领导人直接指使，坚称这只是大正光一的个人行为。因为大正光一已经死了，可以说是死无对证，而且华夏也拿不出大正光一受到扶桑领导人指使的证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华夏只能做出让步，即承认扶桑的说法，冲突为个人行为导致。

　　　　可以说，这是让了一大步。

　　　　按照国际法，扶桑需要承担责任，不过是民事责任，而不是由国家赔款。按照最后达成的协议，扶桑将赔偿华夏所有非战争损失，主要就是沉没的海警巡逻舰，以及按照华夏提出的标准为巡逻舰上伤亡官兵进行人生赔偿。一艘巡逻舰，一百多名官兵，赔偿金额还不到十亿华元。

　　　　第二个问题，就是战争赔偿。

　　　　显然，这不是十亿华元的小事了。

　　　　按照华夏提供的资料，冲突期间，华夏遭受的直接损失高达六千亿华元。这里面，包括东海舰队的九艘大型战舰，海军航空兵的一架kj200预警机、十三架j…11c战斗机、十二架j…10c战斗机与两架ag600水上飞机，空军的四架j…20a战斗机、十八架j…11b战斗机与十六架j…10b战斗机。如果把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以及在战争中消耗的弹药等资源算上，华夏在这场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超过一万亿华元。虽然扶桑遭受的损失更大，只是两支护卫群十五艘驱逐舰的造价就高达三千亿华元，但是做为这场冲突的制造者，扶桑是赔偿的一方，而不是被赔偿的一方。

　　　　正是如此巨大的赔偿，让谈判变得极为艰难。

　　　　华夏坚持要求扶桑进行赔偿，用王学炽外长的话来说。数十年前，在与扶桑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华夏领导人本着两国世代修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扶桑的战争赔款，结果却事与愿违。如果不能让扶桑上下认识到发动战争要承担的责任，那么谁能保证几十年后，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在冲突结束之后，要求扶桑提供赔偿，不只是华夏的权力，更是对好战者的惩罚。哪怕最终承受惩罚的是扶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