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我还不清的债。我如果解释不清楚，就无法去见地下的父兄。贺桂梅的评点：“作为一个学者，强大的情感动力是至为宝贵的，尽管学术活动始终以理性自称。知识和情感之间可以怎样发生关联？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问题。那种‘书成每为稻粱谋’的现象自然不值一提，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越来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是从知识到知识的‘纯学术’操作，研究者成了冷漠的‘剖尸员’和知识生产的程序管理员。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钱老师所说的‘血肉’。自然，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钱老师们作为漫长而酷烈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亲历者的经验，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反观、思考并提升个人经验的习惯和能力。如果说钱老师的学术动力之一来自他特殊的家庭遭遇，那么更重要的是他那种背负历史债务的自觉意识。钱老师很有意味地使用了‘债’一词，而事实上，与其说钱老师欠下的历史债，不如说他主动地承担了这份债务，他也因此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痛苦遗产的继承人。从这样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债务，而是承担债务的勇气。”
这同时也决定了我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二十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他们有同情的理解，尽管他们有自己深刻的历史教训。贺桂梅评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好像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而被切分为断裂的时段，大至国共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小至现当代学科的切分。如果八十年代曾有过用‘现代化’来整合现代、当代学科的努力，而人们今天已经发现这种整合方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那么在今天，面对二十世纪史，寻找更有效的整合首先意味着我们从自己曾经深陷的意识形态当中摆脱出来。”
我和青年
我的第二个“债”，就是欠年轻人的债。
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和年轻人在一起，也就惹出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压在心上的坟》，也许有些同学看过。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有一个女学生，和我关系并不密切，在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出于良知，站出来为我说了几句公正话，就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再加上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按当时的观点，就天生地有罪，在压力之下，这个女孩最后就投湖自杀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个年轻人，竟然因为我而自杀！我就反复地审问我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我确实经常在年轻人面前，有一种愧疚之感。永远摆脱不掉的梦魇，构成了我九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最近我刚写过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成年人的责任问题。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少年作者，也有人称他们是“天才少年”，我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了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我猛然警悟到在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中是不是出现了调侃的一代？太早地看透一切，太早地冷漠地对待一切，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要追问，这调侃的一代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人们都在演戏，老师、家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演戏，孩子是敏感的，他作为观众，看你演戏，看来看去，就把什么都看透了，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都可以一笑了之，于是自然要调侃，而且自己也来演戏。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大人犯混，犯罪，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是很残酷的。我始终有这样一个负债情结，一种罪恶感：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搞好，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搞好，让青年人承担，在青年人身上得到报应，是不公平的。贺桂梅的评点：“或许因为年龄，也或许因为性别的原因，我很少能体会到老钱这种对于青年的欠债感、罪恶感。自然，有人可能会因此简单地将这种心态看作是一种精英主义或文化英雄情结，因为这其中更多地包含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却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历史造就的一种最具‘想象的共同体’色彩的文化性格，它几乎可以在那些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领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不相信或没有内在化民族—国家（也包括阶级—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人，事实上是很难进入历史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老钱对‘青年’的关切与重视，正是这样的意识的呈现。相信青年，既是通达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也是对‘人性’的信任。这种情怀在后民族—国家，乃至后现代的今天，确实是越来越稀少了。显然，在青年—成年的年龄序列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启蒙结构在。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本身就是被二十世纪初期启蒙文化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从这一点来看，老钱身上的启蒙主义烙印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反省启蒙文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全盘否定这其中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功用的方式。正如老钱后面写到的，对青年的责任感与其说更多地因为青年的‘纯洁’，不如说主要因为一种创造‘希望’的动力。这样看来，‘青年’就成为希望的动力学，正如它可以被置换为‘未来’‘希望’一样，‘青年’在这里只是一种创造理想社会的‘媒介’。”
这样的欠债感、罪恶感，就构成了我的教学与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我的写作是有比较明确的对象的，就是年轻人。所以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词，就是“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记得鲁迅说过，他的写作有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那些孤独的改革者；第二个对象是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第三个对象就是敌人。我还大概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为敌人写作”的意念，但确实是在为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写作，因为我所欠他们的债。
当然，这也可能构成我的一个弱点。就有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轻信。但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容易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受不了。这就免不了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以后，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大概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知道青年人不完全可靠，但是，你反过来想，青年人不可靠那你靠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为什么呢？我说得很清楚，就是到了世纪末，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对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如果孩子也看透了，那该怎么办呢？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绝望到底了。我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给自己又造了一个梦，但是不造梦又怎么办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不得已而为之中建立的一个信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说到底，不过是还债而已。这个观念，在这个现代、后现代时代，可能显得很陈腐，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如此，只能如此。贺桂梅评点：“‘清醒的造梦者’。几乎所有的能够成功地创造梦想的人，都知道这是‘梦’。这种梦与现实的张力，才能够成就一个成熟的前行者。”
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记忆和隐痛
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也写了文章，就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革命，人们就给我加上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一些是非常奇特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联想。我举个例子。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有一个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揭发说，钱某人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天空，但下面一句就是编造的了：说我不喜欢红色。这就麻烦了。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站出来分析，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这位美术老师还从专业的角度给我加上一条罪名，说蓝色是冷色，红色是热色，这暴露了他内心的阴冷，他对人民冷酷，对我们人民共和国没有热情。贺桂梅评点：“记得似乎是戴锦华老师说过，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都是优秀的‘符号学家’。这里关于蓝色/红色的分析，实在太是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了，而且非常‘专业’。”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天天逼你检讨，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编得越离奇，将来就越好翻案。于是，我就把教材拿来，一篇篇地从反面想，说自己怎么怎么在课堂上放毒。我也特别能写，一天一大摞检讨书。弄得那些“左派”都很惊奇：怎么钱理群有那么多反动思想呀。他们就觉得这个钱理群很有挖头了。贺桂梅评点：“其实就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本质’两分法来说，所有的‘现象’大概都是‘符号’，它仅仅是更深的‘本质’的症状。这样看来，所谓‘挖思想根源’的说法就是这种理论的呈现。不过，从解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恰恰是这种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思路和行为本身，在‘创造’着许多‘本质’。看来，当时的大批判运动其实也是深谙这种‘解构主义’的妙处。”我原来想用这个办法来解脱自己，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加频繁的更加严厉的逼供。开始是逼我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后来就追问我：你这么放毒，别人，特别是你的朋友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了什么？你这么反动，他们怎么就不反动呢？我原以为把自己骂够了，骂臭了，就可以过关，现在却要牵连到他人了。开始我还想做一点反抗，坚持说就是自己在放毒，别人没有反应。这显然不合逻辑，说不过去。在压力之下，我就犯了一个终身不能原谅的错误：我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连累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因此，这一次见到受到我的伤害的朋友，面对他们老态龙钟的样子，真是悔恨交加。当然，大家都不会提这些往事，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了，但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我心中又一座搬不走的“坟”。
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前一段，我说过一段话，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也有误会。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贺桂梅评点：“这段话及其引起的争议，颇像1994年萧乾所谓‘说真话’引起的争论。年轻一辈或许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某种不那么清高的妥协，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无法了解文革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谓‘文化革命’，就其初衷而言，是一个改造‘主体’的革命，因此必然会对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具有相对自觉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个体的自我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革命的后果显然是弊大于利的。它造成的最大混乱是，这场文化革命并没有创造更丰富的‘新人’，相反由于操作方式的简单化，它仅仅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强制地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成为一种思想/身体的暴力。对于置身这种情境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最大的恐怖在于林庚先生曾说的那种情形：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于是你也怀疑和动摇自己是否真的错了，乃至最后相信你自己确实错了。——必须‘说’和说自己‘错’了，大概是当时不可抗拒的形势，因此可能的选择就只能在于如何‘说’和怎么‘错’了。这也就是老钱所谓三点前提。”
前面说过，我一生中犯过两个大错误、大罪过，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的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
学术动力：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生教训、隐痛，这样一些压在心上的坟，成了我的研究、写作的内在动力。前面说到的《压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