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自己一生的精神成长打好底子，同时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和精神传统继承与发扬下去。
大学的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长期以来，我们不加分析地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失范的时代。但也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和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
质疑与创新，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一位学者所说，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没有批判（质疑和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至少说应该有一部分大学里的教授和学者自觉地处于社会、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学术的独立性、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与创造性。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应该看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不仅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整个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一个“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重建”的任务。大学理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批判和创造功能，回应这样的历史性的要求。
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出现了一批（当然不是全部）“做戏的虚无党”，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与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其灵魂，他们很懂得如何配合，做各种表演，同时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一切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人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
问题更在于，它是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同学们都是大学中人，这其间的种种弊端，以至丑闻，都耳熟能详。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放弃了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大学失精神”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我们现在就大学功能与作用问题作两点小结。
在相互矛盾、补充与制约中实现大学教育的生态平衡
首先，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创建第一流大学”，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第一流的大学，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两大功能，在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结构里，同时担负着“学术、文化、精神的堡垒”和“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在现代大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说来，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某些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和“对规范、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构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大学教育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者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相互矛盾和制约、相互补充中达到某种平衡，获得比较健全的发展。事实上，大学教授是自然分为两种类型的，一些教授是学问家，对传统极其熟悉，如数家珍，虽然可能创造力有所欠缺，但能够很好地起到知识的积淀和传递的作用，这样的教授是绝对不能少的。但同时会有另一批教授，他不断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进行新的创造，自立新说，尽管并不成熟，但却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样的教授也是不可少的。作为学生，听这两类教授的课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前者一般很有秩序，非常条理，合乎规范而有系统，有时略嫌枯燥，缺少创意；后者思想活跃，充满活力，很能引发思考，但不太规范，合理性和荒诞性并存。学生们正可以从这两类教授的相互比较与补充中，学到比一种类型、一个模式的教学更多的东西。这两类教授彼此之间有时也会互有批评，前者常说后者不严谨，没学问，后者老说前者知识陈旧，缺乏活力。其实正是说明了互补的必要。当然，校园里的教授也不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么极端，更大量的可能是复合型的，但也都会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治学方法、教学风格。我经常说，校园的林子里什么鸟都该有，不能让学生只听一种鸟鸣，这样才能保持大学里的“学术生态平衡”。
大学的两条生命线
这里，实际上已经说到了我要总结的第二点：大学要真正发挥我所说的两大功能和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应该和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距离，就已经隐含了大学所应采取的一定的超然的、独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和个人的思想、学术追求，而绝不是他者的意志和利益，更要防止和拒绝自身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学校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学校里的校长、教师、职员、工人和学生要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高校里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是最值得忧虑的。
说起“自由”，人们自然要想起蔡校长当年在北大所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如蔡先生自己所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里的“第一流的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原创性与开拓性。特别是开创思想与学术的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正是提醒我们，大学要培育、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必须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要能够容纳甚至鼓励思想与学术的异端。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委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象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大学的理念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第二个问题：关于北大的传统
这个问题也是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提出来的。我这里还保留着一个学生社团的一份刊物。时间是在1997年，重要的是这些北大学子发出了这样的痛心的反省和热切的呼唤：“今天的北大，今天的北大青年似乎一下子推去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功利实用，我们胸无大志，我们冷漠，我们丧失了太多北大年轻人特有的品质，真正精粹的品质”，“时事社就是在这样的危机的环境下诞生的。一群依旧充满理想，一群依旧心怀天下，一群有着热血与责任感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只是想让人知道，北大的青年依旧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接连在一起，依旧用一双双年轻热情的眼睛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依旧全身心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思考”，“时事社为你，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
尽管在百年校庆前后，在北大确实发动了一个以“寻找蔡校长，寻找北大真声音”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师生们自编《蔡元培》话剧并上演，又举行了多场蔡校长教育思想的报告会，并最后汇集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一书，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时尚淹没了，这篇时事社编辑部的文章，后来我收入了《走近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却没有任何反响。
现在是2002年，距离1997年，又过了五年的时光。我们今天再来谈北大传统，它能得到北大学子的心灵的响应吗？
我还是从历史说起，从我们的蔡校长说起。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据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先生对北大的期待，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的两大功能，也谈到了大学必须和社会现状和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真正富有坚守精神与批判、创造精神。但这样的坚守、批判与创造，又无不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就必然要有现实关怀作为其前提。蔡先生更是期待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作用，即蔡先生所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指导作用。在蔡先生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先生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文化、学术范围内，期待北大仅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想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的范围，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最关键的时刻，连蔡先生自己都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据现在看到的材料，1919年5月2日深夜，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先生，说北洋政府已经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情况万分紧急，蔡先生只得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可以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把火就是蔡先生点起来的。这也就使蔡先生陷入极度矛盾中。所以，当被捕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而学生的回答却是：“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在学生看来，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大概就是校长和学生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吧。
这里所谓“读书”与“救国”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胡适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现实境域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预政治的责任必然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和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
北大历史上的辉煌
1917年至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和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记得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先生有一个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