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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我读鲁迅的《野草》，读得惊心动魄：“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狱》）我这样写道：“这世界大概就要在这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维持下去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科索沃事件中牺牲的平民，那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哭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国家”、“民族”、“世界”、“人类”这些大词，“类”的概念，掩盖了历史的真正承担者，这些“普通百姓”的“个体”生命的真实的痛苦。我们也因此理解了鲁迅在一百年前强调“个”的概念的深意。
八十年代对二十世纪初鲁迅问题的遮蔽，
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
我们现在再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去。同学们如果作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八十年代，在我们对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个”的概念，以及“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作出积极的回应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鲁迅同时期对维新派对西方的盲从态度的批评，形成了某种遮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恰恰暴露了我们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我们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承接了世纪初的维新派的思想，把“世界”等同于“西方”，而且也是“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那时我们确实有一个简单的想法：“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要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英美的路”。这里也有个沉重的教训：五十年代我们说要“走俄国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八十年代我们又说“走英美的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要走“自己的路”呢？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理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看待这样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关系？五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作“兴无灭资”，就是要“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而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呢？记得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中有一条：“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道、博爱的观念”，后面还有一句：“不过经过教育，本人认识比较深刻。”有趣的是这个修饰语“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把“自由、民主、人道、博爱”这些观念都统统奉送给了资产阶级。而“自由、民主、人道、博爱”其实是普世性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独有。对此，应该作两个方面的理解：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贡献，那么，向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它们曾经侵略过我们。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鲁迅终身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向侵略者学习，他之所以要反对中华中心主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阻碍中国向世界，也包括西方世界开放。但另一方面，学习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吸取西方文明所贡献的普世价值，并不等于就要“全盘西化”。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不能把西方文化理想化、绝对化，制造“西方神话”，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崇拜——我们要反对一切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一切中心论。搞中华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中华中心主义不行；搞西方文化神话，文化崇拜，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行。其二，再先进的经验，即使是普世价值，也不能“照搬”，而必须和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其三，不能因此而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重视英美文明的贡献，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以至否认英美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也包括中华文明的贡献。我们说的普世性的观念、价值，应该包括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中所积淀的普世性价值观念。
以此来观照我们八十年代的“世界”观，就不难看出，我们把世界等同于西方，只认同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主张“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背后是有两个问题的，一是应该构建怎样的“世界图景”？一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既最广泛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又保持自身思想与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当时我们那种将西方世界“唯一化”的世界图景，不仅是鲁迅在世纪初就批判过的维新派的世界观的再现，而且也是“五四”时期的世界图景的一个倒退。同学们可以去翻一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卷”，里面有“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的“总目”，尽管资料并不全，但仍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视野是相当广阔的，所囊括的国家、民族计有：欧洲的俄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匈牙利、波兰，亚洲的日本、印度、波斯、犹太（族），非洲的南非等。特别注重的是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里，特意提到北京大学“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专门开班教授朝鲜、蒙古语，以为这“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他强调，讲“西方文化”，“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未免有点笼统”，并提醒人们更要注意希腊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介绍与研究：这都显示了一种开阔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视野和图景。相形之下，八十年代我们自称要“走向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图景却是这样的狭窄，我们的世界想象又是如此的单一！最早向我们发出警示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王瑶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他问我，你们讲“二十世纪世界”，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可见你们的“世界”无非是“西方世界”。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忽视，显然和我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有关；“世界”想象的背后，是一个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但我对这个问题，真正有体悟，并开始新的思考，却要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我才认识到前面所提到的“重构世界图景”与“重建思想、文化独立性”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到了新世纪，更是意识到了：在继续广泛地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包括以“民主、自由、人道、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对这一点我是一直坚持，从未发生动摇）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直面“中国问题”，重视“二十世纪中国经验”，以及东方、亚洲经验，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新的实验和创造，以寻求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进行新的理论总结与创造，以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资源。——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以后或许可以另作详细讨论，这里就只出一个题目吧。
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线
在八十年代，我们对鲁迅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的遮蔽，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将“个人”的概念理解为“害人利己之义”，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迷误”。到了三十年代，他又对“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世界”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恋之态”提出婉转的批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但鲁迅的这些提醒和批评，在八十年代却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直到2001年我在上“和鲁迅相遇”课，重读鲁迅著作时，才引起注意和思考，并因此对鲁迅“个”、“己”的概念有了新的体认，在指出鲁迅的“个”、“己”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是强调“人的自主性”，即“摆脱了对‘他者’的依赖关系，不依附任何其他力量，彻底走出了被他者奴役的状态，从而进入了生命的自由状态”的同时，又有了这样的补充阐释：“鲁迅‘个’的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鲁迅讲的‘己’、‘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利己主义的‘己’，不只是看到眼前利益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己’”，于是，就引用了《文化偏至论》的这句话，并且说：“鲁迅讲的‘个人’与‘己’，是有着非常宽阔的胸襟的大写的‘人’，是和他人、万物相通的”，“鲁迅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整个生命，以至整个宇宙都和他息息相通”，所以他说，“博大的诗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间事，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看到别个捉去被杀”，“是比自己更苦恼”的。这就是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己’的）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情怀的。他所讲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新的理解与阐释，显然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引起的思想、文化，以至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直接相关，是由时代产生的“新的问题意识”激发下的新的感悟和新的思考。在这样的新情势下，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限，更全面、科学地确立“个人”的意义，“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与教育的课题。
建立更合理的“个人”和“他者”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必须反抗利己主义事实上的支配性影响，在“个人主义”的理念中注入“人道主义”的理念和情怀，强调人的群体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相关、相通与互助，提倡对一切生命（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命）的关爱，在共同发展与自由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发展与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警惕各种伪态，依然坚持八十年代所强调的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坚持鲁迅的“立人”理想，自觉追求摆脱一切依附关系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自主性。也就是说，我们对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理念，既要看到它的局限和可能产生的遮蔽和曲解，因此要有发展，又要看到它今天依然具有的现实意义，因此又要有所坚持。由此而建立起更加合理健全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依然相信“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自他两利”的伦理观（参看鲁迅：《我之节烈观》）。
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
北大传统
我们这门课，讲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概还剩下三次讲课的时间，原来预定要讲的有些内容恐怕讲不了了。而这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那么，就谈谈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期待，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期待。其实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不少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如《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之考察》、《追求文、理的融通》、《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沉潜十年》（以上收《学魂重铸》）；《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收《六十劫语》）；《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收《压在心上的坟》），《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与鲁迅相遇》之一讲），等等。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主要观点，梳理出几个问题，大略地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学的理念
教育原点的追问
我开始思考与介入教育问题，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问题，大概是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记得1988年，我曾经接受过一个记者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采访，这也是我介入语文教育改革的开始，没有想到，这一开口，就陷进去了，惹出了许多麻烦，也有许多故事，今天就不讲了，关于我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看法，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谈。不过，我那次谈话，倒没有就语文谈语文，而是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