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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这一命题的九十年代初，周作人的选择，正是一些知识分子所需要借鉴的，所谓“岗位意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我当时对此是缺乏警觉的。尽管“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对于我自己，不会，也没有导致对现实的逃离，如前所说，我即使站在边缘位置，也是在关心、思考时代的中心话题，这是由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还思想于思想者”，就可能给淡漠现实的知识分子提供口实：这也是必须正视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问题和我的矛盾
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和批判功能，是完全必要的，如我在前面几讲中一再提到的，理论创造力与批判力不足，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问题，这是有负知识分子职责的。但如果因此而忽略或者没有充分重视直接参与社会实际的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也会产生偏颇。如前所说，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片面强调实践和实践型知识分子，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期，以至到了今天，远离现实生活，脱离脚下土地，沉湎于知识名利场和小圈子，自恋、自怜、自闭、自我表演、自我玩弄，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病。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隔绝，知识分子和实际社会的隔绝，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今天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吵得昏天黑地，社会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因为都是“空谈”，与社会无关。我的选择是偏于进行理论的创造和思想的批判，因而必须关注现实，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当然有局限，但却是适合我的，包括我的精神气质：总体上看，我是一个思想型，而非实践型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的问题：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我自己做不到。
不能把社会实际运作理想化和浪漫化。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经验。鲁迅在1927年底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了那番话以后，他自己就真的投入了社会实际，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合作。今天有些人居然说，这是鲁迅的一个错误选择。我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这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我就做不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一方面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际运动，一方面又依然保持着他的清醒和批判态度。这是有别于同时期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知识分子的，他们一旦和工农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就将其理想化，绝对化，神圣化，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批判性。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知识分子论战的实质。鲁迅自己也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一方面，要参与、支持社会反抗运动，因此而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如前所说，时至今日，这还是鲁迅的一大“罪状”；另一方面，他又要坚持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独立批判立场，因而发现运动的很多问题，而且发现了以后，还要进行斗争，这又要承受来自“自己人”的同样巨大的压力。但一面斗争，一面还要支持，因为这是当时唯一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运动。在鲁迅这里，可以说是把思想与行动，理想、信仰与实际社会运动，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复杂万端的纠缠关系，推到了极端。
采取多种方式建立思想
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
鲁迅和其他先驱者的经验对于我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究竟怎么做，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大前提：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必须关怀现实，和实际生活，和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人民，保持精神的联系，必须参与社会变革，建立思想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联系，是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选择的。
一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思考研究，为社会改革铸造理论思想武器，为社会提供根本性的价值理想。这样一类理论家型的知识分子，其理论创造的抽象程度越高，从表面看来似乎远离现实，其实是和现实的更深层面、更高层次上的结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今天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出现，但却是我们今天这个价值失落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时代正呼唤着真正的理论家。
第二类是我在前文所提出的以批判作为和现实主要联系方式与极限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与现实的联系，自然比较引人注目，但也自有其限度。
第三类是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践，以及不同形式的实际社会工作的行动型、实践型的知识分子。
不可忽视的还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从事专业知识的生产、积淀、传授、传播。而他们的专业知识有的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有的则是间接的，更为隐蔽、曲折的，看似无关却有关。尤其是他们中有的知识分子在主观上是以远离现实，躲进象牙塔作为自己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种象牙塔选择。但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就关在房间中做研究，不问窗外事，只要他是认真的严肃的努力、创造，尽管有缺陷，但仍然有他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的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我们要建立的是多元的思想、学术的生态平衡。
其实，说到底，我们这里所说的所有的选择，在自有其价值，因而有其存在理由的同时，都有其局限，都存在着走到极端就会落入的陷阱。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我的思考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的思想有些混乱，可以听得出有些前后矛盾，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理清楚，说出来只是为供同学们的思考作参考。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做课堂讨论吧。请大家提问或发表意见。
发言者一：谢谢钱先生的讲课。我觉得你很诚实，你做不到的你敢承认，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你愿意站在边缘，害怕处在中心位置，怕被群众情绪影响，怕辩论，这就证明你本身的思想还没想透，自己还不坚定。因为一个真正掌握真理的人，不管什么人，哪怕全体的人都反对他，也不怕。因为他相信，真理与他同在。
钱：你说得很对。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内在的软弱。我有洁癖，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毛病，就是害怕在争论中被别人泼脏水。鲁迅就不怕，他不轻易和别人论争，但如果觉得非争不可，就勇往直前，也不怕泼脏水。而我却顾虑重重。有时候就是你说的，自己没有把问题想清楚，不敢随便去讲。你说真正掌握真理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许是这样吧。我年轻的时候，甚至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手里有点真理，什么都敢说。现在，也许是经历多了，年纪大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越来越看清自己了，就怀疑起来了，经常问自己：这样想对吗？这样做对吗？这么说，自己做得到吗？哪怕是对的，自己做不到，就不敢去要求别人。自己都没把握的事情，到处去鼓吹，在我看来，这是犯罪。这就使自己常常显得比较胆怯，不敢随便说话。还有一点，也让我胆怯。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界，老是要你站队，要你表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和立场：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你拥护，还是不拥护？两军对垒中，你站在哪一边？而我的考虑却比较复杂。首先我不大相信人们信誓旦旦地说的话，他说得越坚定，我越怀疑，总觉得背后可能有陷阱，就不敢轻易表态。我对“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对，就是错”这一类“两军对垒”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说话方式，也很怀疑。对于争得你死我活的双方，我常常觉得他们各自在某些方面都有点道理，我都赞成；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都没有道理，我都不赞成。这就使自己的态度很暧昧，无法明确表态。如果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就是这也不赞成，那也不赞成，这儿有问题，那儿也有问题，都很可疑。我的立场，就在这种种怀疑之中，我只会说“不对”，要问我“应该如何”，“怎样才对”，我也说不清楚。我知道，这都是“哈姆雷特思维”在作怪：思虑越多，说话越犹豫，行动就更犹豫。最近就有位年轻的批评家批评我，说我对金庸的评价，态度暧昧。我知道，拥金派与反金派立场都非常坚定：一方就是说金庸好，无论怎么攻击，都说金庸好；另一方就是反金庸，怎么说也反。而我，却是折中派。我觉得金庸有他的价值，但似乎没有说的那么好，但要全盘否定金庸，我又觉得不对。我的立场就是不坚定，也不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意见，对那位年青批评家的批评，我就不回应。我的文章发表了，意见说出来了，就完了。不管别人怎么批评，都不回应。批评得对，心领就是；有的批评，心不以为然，也不辩驳，就采取这么一种躲避的态度。我承认，这是洁癖，就是想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的自我。
这里也存在一个矛盾：要完全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大概只有把自己密封起来，这又是我所不愿意的；在公众面前的自我，总免不了要变形。我的态度的暧昧，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形象就容易模糊。一个时候，两军对垒的双方，都以为你是同道，同时又觉得你说的话不够劲，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样子。另一个时候，又都认为你是他们的反对者，于是你就从双方争取的对象变成一致打击的对象。这些年我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矛盾，大概就是你所说的，我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只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一个充满困惑，甚至常常无可奈何的真理探索者。
发言者二：您提到自己面临一个选择时，马上想到前面有一个什么陷阱。我想这反映了您的一种自我反对倾向。我的问题是，当您选择了走进鲁迅先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前面陷阱的存在呢？
钱：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问到了我和鲁迅的关系。鲁迅对我，确实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记得摩罗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无赖之徒”，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信仰，就没有了可以仰赖、可以依靠的东西。我这样的人，不信上帝，那么靠什么呢？坦白地说，我靠着鲁迅，鲁迅是我的思想的基本源泉，精神的基本依靠。但我又清楚地知道，鲁迅不是上帝，鲁迅并不可靠。他连导师都不肯当，他自己都处在探索中，自身充满了矛盾、困惑，怎么靠？但我又几乎别无选择，所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既然明知不可靠，为什么还要靠呢？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鲁迅思想是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既面对着他的时代的现实，又有很大的超前性，因此，他对于我们，又是“现在式”的存在，我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感到困惑，可以和他进行对话、交流，并总能够获得启示。其二，正因为他不自命导师，他就不会束缚我，反而会促使，甚至逼迫我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能够不断提供精神资源的长者、先驱，简单说，靠着他，我放心，心里踏实。尽管我知道，他不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说到底，最终还得靠自己。
我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选择，本身也就意味着一种局限。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我从不回避：我的任务就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我自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鲁迅一生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能真正击中他要害的对手。研究的最高水准、最高目的，就是成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对手，能够超越对象的对手。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有没有超越其上的思想、文学的力量。我自认没有这样的能力、水平和境界。而且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
发言者三：您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应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最近许多人都在谈三农问题，您是怎样面对中国的农村问题的？
钱：最近，我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了心里实在难过。我首先反省自己：我们这些人确实是在象牙塔里呆惯了，对现实太隔膜也太冷漠了。我相信李昌平只不过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农村的真实，就已经让人震惊了。现在大家都来谈三农问题，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心现实，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国现实，与农村脱离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但是我又有点警惕，我担心这里是否有新的炒作，是否有做戏的可能？是真的都在关心吗？有许多知识分子又在开药方了。开出的一些药方我觉得可疑，比如有人说农村的出路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对这样的高论，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中国农民就剩这么一点土地了，当然进城打工了，脱离了土地，但打工不成还可以回去，还有退路。这是中国农民比下岗职工好的地方，下岗职工一下岗，什么也没有了。农民实在不行，还有土地。如果土地可以买卖，一买卖就变成兼并了。而谁去兼并呢？还是有钱者，农村的高利贷者，权力者们，这将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什么呢？……我坦率地承认，我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中国的农民做什么事，当然，我会努力地去寻找这样的途径，在我未找到之前，我宁愿沉默。我总觉得空洞地表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多少有点做戏的嫌疑。所以我现在不太想谈三农问题。
发言者四：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许多痛苦。但我想，一个人可以阳光地活着，这不更好吗？
钱：我所说的是“丰富的痛苦”。我当年在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俄国的剧作，题目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智慧的痛苦》，意思是说，真正的思考和智慧，一定是和精神的痛苦相伴随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代价，也是价值：思考与智慧的痛苦，是丰富的，它给你的是生命的充实感。因此，我常说，我因思考而痛苦，但我从未感到空虚，我每天都为新的探索、新的发现而兴奋不已。这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为思考、智慧的阳光所照耀的生活。当然，这是我这样知识分子的选择。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不那么沉重的，更为轻松的，更偏重于物质享受与精神的愉悦的生活。那也很好。但要有一个前提：你的快乐是通过自己的诚实的劳动得来的，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能靠掠夺别人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