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的并非都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是唤起他们心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是一种快感的消遣。社会中，所谓不得志者大有人在。由于水平和资历都不够，他们很难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于是就只得从您的言语（作品）中去一听（一睹）为快。这只是一个‘看客的群体’，说不定哪天您就成了示众的材料。”他接着谈到了作为中学教师的自己：“事情有大有小，但道理却往往是相通的。我站在讲台上，我的处境如您在北大的尴尬一样，我们都成了不谙世故的孩子，成了‘做戏的虚无党’们台上供人玩笑的戏子！在我们把他们看得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却将我们置于疯子队列的前沿。当然，我这么说也只是针对效果而言，从本质上讲，您的读者（听众）群体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但很少会在理智上接纳和认可我们，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行动。”他讲的这些，我心里都明白，但这位年轻的老师用这样明确的语言点破，却使人震撼。于是，我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说我们的听众、读者、学生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了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有力得多：这几乎是一切信奉教育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时候，就应该对教育理想主义进行某种质疑，要充分地看到教育本身的局限。中国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向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微弱，几乎是不能心存什么希望的。因此，我们认真地教学，首先是为自己，是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计效果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反抗绝望，‘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从另一面说，我们又要坚守岗位，不要完全放弃理想，为自己寻求某种价值与意义。刚好我正在为《新语文读本》作最后的审读。其中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片段。小说主人公在早夭的同学的墓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崇高、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学生儿童时代‘一个美好的回忆’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他们以后在现实生活影响下，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走向歧途，童年时代的美好、神圣的记忆却是无法抹掉的。或许在某一时刻，由于某种机缘，在他们的心上，会掠过我们的身影，想起我们有意无意地说过的某一句话。那都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片刻的温馨。这正是对我们今天劳动的一个回报。即使学生把我们忘却了，我们仍会感到满足，因为我毕竟试图引导学生创造善良、美好的童年、青少年，或者用我习惯的话来说，有过一个做梦的时代。一个人有过、还是不曾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以自己的存在，向学生们证明，尽管不合时宜，人还可以以那样一种方式生活的。”钱理群：《相濡以沫——和中学教师的通信（十二）》，《语文教育门外谈》，页170—17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其实也是我给自己找到的一个自我评价，一个启蒙教育者的意义和价值。这或许有一点阿Q气，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有时人是不能不讲一点“精神胜利”的。
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
最后，作两点总结。今天我们要坚守启蒙主义，首先就要警惕把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和夸大启蒙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要恰当地自我定位：我不是真理的代表，我也不是真理的宣示者，我不能霸占真理，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只有以这样的一个启蒙姿态，才有可能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而启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独立性。关键是自我的发现。人性本来有恶有善，启蒙就是要把每一个生命个体中善的方面，把人性中被遮蔽的和被压抑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并把它发展深化。这是教育的目的。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相信人性是有善的一面，是有真善美的追求的，只不过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它被遮蔽了，被掩盖了，需要启蒙者去激发，需要用知识来培育、提高、升华，使人成为自由的、独立的生命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老师或者说启蒙者自身真、善、美的因子，也被激发，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相互的良性发展。
话语方式的选择
其次，启蒙总要落实到话语方式上。有三种话语方式：一种是宣讲式的、布道式的，我讲你听，把听众当成一个收容器，把自以为的“真理”拼命地往里灌。或者假设每一个听众都是一个筐子，滔滔不绝地把各式各样的语言货色，也包括语言垃圾，都扔进筐子里，把它塞满塞实。这就是我们所要警惕和反对的带有专制色彩的“布道”式的“启蒙”。另一种是对话式的，如从散文方面讲，属于“闲话风”的散文，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就好像过去，在夏天，大家搬个小凳，坐在四合院或者胡同里聊天。聊天能产生很多感受，记下来就是“闲话风”散文。这是一种宽松的、亲切的、自然的谈话，每一个人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大家都说都听。说话者和听话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与我说你听、我启你蒙的布道式的讲话是大不一样的。这种启蒙亲切、平易近人，不是把结论强加给别人，而只是把自己思考的收获和别人交流，同时把在探讨中的困惑也告诉别人。还有一种是独语，像鲁迅的《野草》，它是内审式的。独语也有对话，但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而不是跟他人对话；不是启蒙主义的，而是对自己内心世界深的开掘和无情的审问，是对自我灵魂的严酷的拷问。他拒绝别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有特殊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说话者、不同的说话目的、不同的说话姿态，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言说方式。如果你把自己设想为是真理的宣示者、捍卫者，你就会以布道式的言说方式说话；如果你是真理的探索者，要与别人讨论问题，就要选择闲话式的言说方式；你如果要自我审视，专门讨论自己的问题，要拒绝别人，那么你就要用独语。重要的是你如何认定自己的角色。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反思的两个背景
我们在反思“启蒙主义”以后，再来反思“理想主义”。这都是中国现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更是我个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在许多人心目中都是，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启蒙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当然，我心里也有数，我和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关系，远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才会有“反思”。而我的反思，无论怎样尖锐，也不会因此而将理想主义根本否定与抛弃，在这个意义上，由我来作反思，或许是比较合适的。
我已经说过，对文革的记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一个特点。我们是带着文革的经历和问题进入学术界，开始我们的思考与研究的。对于我来说，如何看待“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就是一个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由此而上升为学术问题，就引发了对“理想主义”的持续了几十年的追问与思考。这事实上构成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内在线索之一：从作为起点的《心灵的探寻》（该书的《后记》就包含了最初的反思），到中期的代表作《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话说周氏兄弟》（特别是其中的《论“做梦”》、《论“演戏”》、《论“吃人”》几篇）、《1948：天地玄黄》，以及同时期写的一些随笔、思想笔记，都有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到了晚年，更有对理想主义在质疑之后的坚守。这将近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既是对历史所提出的疑问的回答，更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因此，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思考与言说重心。
“红卫兵”中的理想主义及其命运
我的回顾与反思
而作为思考起点的“红卫兵”问题，却又是一个充满了误解、曲解的领域。如何认识“红卫兵”，成了一个当事人回避之不及，而观察者又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这里也不能展开来讨论，只能略说几句。首先要说明的是，“红卫兵”的发展是有两个阶段的：开始是“老红卫兵”，他们后来发展成为“联动”，是恐怖的“红八月”的制造者。在“老红卫兵”逐渐退出以后，就出现了后起的“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中有些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小右派”，后来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运动中得到解放，并起而造反的。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我在前面的回忆中所说，我也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成“反革命”，获得平反后就起来造反的，因此，我对他们有着更多的理解的同情，这也是我不想回避的。当然，和任何群众组织一样，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复杂的，有随大流，并无多少明确的思想与追求的，也有投机造反，以谋个人利益的，但据我的接触与观察，造反派“红卫兵”中的许多骨干力量，他们开始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压抑而自发的反抗，但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某种自觉意识，成了“当代革命者”（这是当年的一位造反派“红卫兵”的自我命名）。
在文革时期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理想主义者，几乎是遍布中国城乡的。他们所受到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更是说明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出现，不仅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正是文革曾经给他们以表演的舞台，更有着深厚的精神滋养和思想根源。更引人深思的，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文革只给他们提供了短暂的机会，但很快就将他们边缘化了，于是就有了那“黯淡”的结局，但有的“造反成功”，进入权力机构，参与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成了所谓“文革新贵”；有的坚持造反，而脱离了已经越来越厌倦“造反”的大多数老百姓，走上了自我孤独的道路。
我们要着重反思的是，这些造反派的“红卫兵”，是怀着他们的理想参加造反的，但他们的造反行为却在所谓的“革命理想”的旗号下，制造了许多暴行，完全走到了自己理想的反面。这样，“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就和当时的体制形成了一种缠绕：或被镇压，或被边缘化，或被同化，而同化的结局也许是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这样的同化，是有着理想主义自身的内在根源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追问：从理想主义的门进去，为什么竟走进了别的房间？
这正是文革结束以后，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青春是可怕的
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青春是可怕的》的文章，在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玩笑》里关于“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的论述以后，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和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状态’，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的抒情诗都有导向负面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
“昆德拉另一个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仍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忽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专制暴力的大浩劫。二十世纪的民族青春史，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
我的“五大反思”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理想本身及其观念，以及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反思。在1995年我在韩国做过一个报告，其中就有“五大反思”：
一，关于在地上建造“天堂”，实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反思。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本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但是，儒家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目标，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存在，并不试图变为现实——儒家所要建造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康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在传统的大同理想中注入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但他仍然让“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并不作为“行事”的具体现实目标，正像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但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在中国实现大同社会，却成了一代又一代激情澎湃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追求的现实目标。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新村运动即是第一次大胆的试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以及“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卷入了这一试验，毛泽东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倡导者与实行者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即宣称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了“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泽东运用他所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将亿万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在二十世纪的中期（1958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大跃进”的速度，在中国建立一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上绝对平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