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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困境，这就是我们要问的第四个问题：面对苦难，“记住”，还是“忘却”？
大家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吧，其实未必都读懂了：这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你写了记念文章没有？”鲁迅说：“没有。”“你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鲁迅说：“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写了半天，又犹豫起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只不过徒然增加别人谈话的资料而已……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困惑。所以后来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经历了让你痛苦万分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个的苦难，你是忘却还是记着它？你竭力忘却它，这就意味着回避，当然有问题，但你时刻记着，让那么沉重的记忆和现实压着你的心，你能承受吗？这就是两难选择。这里所说的记念和忘记的矛盾，和前面说的说真话与说谎的矛盾，都是人言说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这样言说就很难进入真正的自由状态。
就算你摆脱了这些困境，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你又会面临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听你说话吗？鲁迅说，要点火是需要火种的，拨动琴弦要有弦啊。没有火种再播也无用；没有弦再拨也不行。有些人既聋且哑，面对这样的人，你说给谁听呀？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一种反应，最可怕的是说了没人听，毫无反应，即无反对，也无赞同。这才是巨大的悲哀和寂寞啊！
我经常想这几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我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听，即启功先生说的：“有人喜欢有人骂”，这样自己才觉得说话有意义，最可怕的是到哪一天没人听我讲话了。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对我说：“钱先生……我们是讲了话没人听。”这样的“没人听”的无对象的虚空，或许是更为可怕的。
这就说到了第六个方面的问题。说与写不仅要有对象，还要有场所。这就是说，我们的说与写必须面对一个交流、对话的场域，即语言场。在这个“场”里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如果你讲话、写作不符合这个规则，这个“场”就会对你的话进行反弹，不接受你。就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和倾听的诉求，习惯听某些声音了，如果突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它就会认为是异端，是疯子在说疯话。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言说，在最初出现时，按照原来的标准来看，都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其最有力的就是这样的习惯性的“语言场域”的拒绝。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出现时，在物理学领域里就被许多人视为“荒唐的谬论”而不予接纳，他被看成是物理学的异端，甚至疯子。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当他对现实提出批评，说了当局和舆论不能接受的话，报纸上就加上一个大标题，说《章太炎发疯了》。但有一天他又说了不具反叛性、能为大家接受的话，报纸又有一个标题，说《章疯子居然不疯》。这里的“疯”和“不疯”，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又被千百万人所习惯了的传统观念，因此，一切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像《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那样，发出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但你要挑战这样的“从来如此”，你就要承受“狂人”的罪名，被视为“异端”。而习惯形成的具有天然保守性的接受场域里，对异端是有着本能的排斥性的，也就是《狂人日记》里“二十左右”的人所说的：“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鲁迅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你说的话令人讨厌，这便是罪。
第七个问题：还要面对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鲁迅说，中国人喜欢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一切的思想、言说都会成了表演。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心所“想”和所“说”所“写”的自觉割裂：“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说，在前台又那么说”，“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而非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倒做了的”。总之，想、说、写、做，都是分离的，都是游戏，不过“玩玩”而已。更可怕的是，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明知在说谎，在做游戏，但谁也不点破，“说”者与“听”者之间达成了默契，游戏就这么维持下来。如有人不懂或不接受这个规则，偏要戳穿“西洋镜”，说出真相，就会被觉得可笑，被视为异端。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所讲的，明知皇帝身上赤裸裸的，什么也没穿，大家都明白，但是又都不说破，维持着这场表演。突然有个孩子喊：“皇帝是光着屁股的”，所有的人都讨厌这个小孩，因为他破坏了游戏、表演的规则，扫了大家的兴，就会被淘汰出局。
问题是，当真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的思想、真实的话语，落入了这样的接受场里，会遭到什么命运？鲁迅曾这样描绘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一位不熟悉中国这种游戏式的语言交流方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如何被中国的听众（他们都是“戏剧的看客”）改造为“演员”：“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地笑，还要怪他自己不笑。”这就是说，在这样的游戏国里，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切严肃的思想，一切认真的言说，都会变成哈哈一笑，一切价值和意义都被消解为无。鲁迅说：“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第八个问题：说到底，说和写本身就是无力和无用的。鲁迅举个例子：最厉害的动物从来不吭声，老虎咬人，它一口吃掉，不说也不会叫；会叫的是小老鼠，叫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表现，真正强大的东西是不说话的。所以知识分子的说和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些小叫唤而已，这又有什么用呢？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想通过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天真的梦。
还有第九个问题：说了不但没用，反而可能有害。鲁迅说过，本来铁屋子里的人都睡着了，不但不说不写也不想，完全麻木不仁了。你却要把他唤醒，让他的神经重新变得敏锐起来，他于是痛苦万分。但你又找不到改变的道路和力量——这正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他们能看到问题，指出弊端，却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陡然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鲁迅问：这不是有罪吗？像罗亭那样，实际上用虚构的语言和概念的世界来掩盖真实的世界。
再如果把话说的更彻底一点，那么，还有第十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是能够完全地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的吗？这就说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事实上，人的个体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和思想，是不能言说的，一说，就变味，走样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存在于一个沉默着的世界里的。这是人的语言的真正困惑。
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
这连续不断地十个追问，确实把“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讲到了极致，把鲁迅对启蒙主义所制造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说与写）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神话的怀疑与诘难，作了充分的发挥。但这也是鲁迅思想的特点，到了顶点，就会有“对怀疑的怀疑”。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又归结为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才构成了鲁迅思想的真正特色。”也就是说，鲁迅虽然对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但他仍然坚持了启蒙主义。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我的文章写好了，并没有在国内发表，而是先在韩国做报告。韩国的朋友听了很震惊，和我同时去开会的王富仁先生却在私下把我说了一顿。他说：“老钱，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讲得非常精彩，你最后也没有否定启蒙主义，但你何必这么说呢？现在，在国内，启蒙主义正受到非难，坚持启蒙主义的人也不多了，你可不能后退啊。无论启蒙主义有多大问题，你可要坚持下去啊！”他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这个人，我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我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要彻底地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五四”时有这个梦，八十年代我们也有这个梦，以为启蒙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现在，这个梦必须被打破，启蒙不是万能的，启蒙是极其极其有限的。但是它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要把启蒙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不等于不要坚持启蒙，只有先打破这个梦，坚持启蒙才有意义，否则所有的坚持都是虚幻的，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打破它，重新建立一种启蒙的意识。只有首先质疑启蒙，然后才能坚持启蒙。质疑启蒙不仅要看到启蒙的危险性，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而且还有看到启蒙的有限性，甚至是极端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自己的陷阱和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因而也是坚定的启蒙主义。后来我又把它概括为“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这也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经过这一番反思以后，一直坚持至今的一个基本立场。
九十年代以后的新问题：
民族精神、道德的危机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
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
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页32。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鲁迅全集》卷5，页506。
新的教育启蒙
这里就说到了：我们不但要打破启蒙万能的梦想，还要打破制度万能的梦想。现在有一种“制度崇拜”，以为只要引入某个外来的制度，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梦。知识分子不能不断地制造梦，既骗自己又骗老百姓，自欺欺人又害别人。我的观点是：启蒙主义需要，制度改革、建设也需要，它们都起着有效而又有限的作用，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合力的作用。而具体到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主客观的条件，去做力所能及的有限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教师、学者，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启蒙的工作。如前所说，这是对中国启蒙主义反省之后的坚守。
最近这几年来，我热衷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重新进行教育启蒙的自觉努力，即所谓“从娃娃抓起”，是着眼于民族精神的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意想不到的艰难。
我曾收到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的中学教育启蒙比较担心。他说：“孔庆东先生提醒您小心被人利用，而利用您的却恰恰是台下为您鼓掌的那些人。对此我有相似的看法。我知道您的课很受欢迎，您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您的演讲和著作在您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都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是唤起他们心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是一种快感的消遣。社会中，所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