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所写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一文里，我对上述有关鲁迅思想的新发现、新阐释作了这样的总结：“鲁迅在考察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命运时，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走出封建中国的奴隶困境，而且陷入了‘三重奴隶’的更大困境：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名目）的帮忙、帮闲’，又是‘商的帮忙与帮闲’，还是‘大众（以及各种‘大众代言人’）的帮忙与帮闲’。而且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又一次超前了。”钱理群：《鲁迅与20世纪中国》，《走进当代中国的鲁迅》，页12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意识、发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感。在199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的危机在哪里？》，这是看了秦晖先生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而引发的感想。秦晖先生对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到1917年革命表现出来的危机，有一个概括，说他们“在应当保守时激进，应当激进时保守”。这一概括引起了我的很大震动，我立刻就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起一个社会清醒剂的作用，19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非常的热，整个思想界非常的激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但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谁都激进。到1990年代，中国明显有一个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更加激进一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更加保守。知识分子总是在赶潮流，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或许问题正出在这‘哗众取宠’上”，“过去有‘得风气之先’的说法。所谓‘风气’，即是一个时代、时期大多数人的选择和趋向，知识分子不但敏感于此，而且喜欢‘为先’，即充当‘风气’中的风云人物。这一方面是‘趋时’，‘从众’，既可以在‘共享’的名义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可以逃避责任以至罪罚：这正是表现了人性的软弱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像是俄国与中国这样的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特别是不能进行逆向思考）、屈从个人和群体的专制意志的劣根性和奴性的表现”。本来，一个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某种选择，或者激进，或者保守，这都是正常的，是其自身的权利，而且既然是自主的选择，也必然是要不顾利害和时尚地坚持下去，尽管一时不合时宜，但从长远看，总是有意义的。而且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保守”与“激进”的互相对立和制约，也许是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并不总是按生命的内在要求，作独立选择，而更多包含了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他们的选择就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投机性。其结果必然是独立批判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减弱”。以上引文见《读文有感》，《压在心上的坟》，页190—191。在我看来，这是构成了根本性的危机的。
知识分子就一直这么投机下来。我常常想，无数次地反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能做什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每想到这些问题，我都非常悲观。
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思想创造力和想象力，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价值理想，特别是在信仰缺失的当代中国，重建文化，重建价值理想，是一个历史的迫切要求，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所在。但是我们现在思想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已经衰退了，根本提不出新的思想、理论与理想，至少我提不出。退其次，你就坚守一个你自己的信念，哪怕它不是新的先进思想，仅仅是常识，你坚守常识，对社会的反常现象（真正是比比皆是！）提出你的批判与质疑，尽管无济于事，至少可以起一点制约作用，表示还有不同的声音的存在。但如前所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太喜欢趋时、趋势、从众了，我们的批判意识与功能已经彻底丧失了。第三，或许还可以参加实际操作，做一点实事吧，但知识分子又不或者不屑干。最后，做一点知识的传授、传播工作，总可以吧？但现在“假冒伪劣”的知识产品满天飞，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在认真教书、写书？剩下的就是自恋、自怜：我多聪明，活得多滋润啊，我多可怜，多痛苦啊。最后就自娱，我玩自己的，一切不过是玩玩而已。落到这样一个自恋、自怜、自娱的地步，就真是堕落了，自己把自己毁了。
我今天在《开放时代》杂志读到上海一位年轻学者倪伟的文章，题目就叫《我们还能做什么》，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书斋中的知识生产永远是苍白无力的。在你直接面对现实时，这种感觉会变得尤其强烈，那么是否可以在知识之外寻找到另一种结合方式呢？”确实在现实面前，知识分子会异常的感觉到自身的限度，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当我面对民工子弟的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时，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自己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给他们上课，传授点知识，这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吗？所以当真正面对民众时，你简直会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还会感到一丝绝望：我究竟能做什么呢？这种困惑和焦虑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异常真实的。我想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困惑和焦虑。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倪伟提出要“到知识之外寻找另一种结合方式”，这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也有问题：在社会分工中，从事知识生产，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其中的个体，我们当然有权另找出路，但作为知识分子整体，我们能放弃这样的基本职能吗？这一期《开放时代》还登了一篇另一位年轻作者贺照田的文章，主张“对自己倡导的信念、价值”，“身体力行”，从中获得“反身而诚的乐趣”。其实这几年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提出“坚守”，提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也就是强调“反身而诚”。但我自己也时时警戒自己：要防止陷入“小事情”，而忘记了对“大问题”的思考与追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底线，再也不能退了。有一点，却是可以感到欣慰的，就是我自己，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都在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并且努力在实践中寻找出路。尽管还在彷徨，但寻找本身就多少有些希望，而且大家都在寻找，即我说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
警惕“否定知识分子”思潮的再度泛起
这样说来，就把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推到了极致，一个相当悲观和绝望的境地，在这个时候还得警惕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会重新出现对知识分子、甚至对知识本身的否定。历史是非常曲折的，就是你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候，推到极端，就会导致知识分子本身的异化和分化，而当你自我审视与批判到极端的时候，又会反过来回到原来的那一点上去，又形成对知识的否定或对知识分子的否定。
这些年来好像又在出现类似的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常常来自于更年轻的一代，我就曾经和一位年轻朋友发生过争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罪不可赦”，“沉默也是有罪”，批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选择是“表现了人格和精神的资源的稀薄”等等。当然知识分子是有其弱点的，如上所说，我自己就对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己）很失望，甚至是绝望，但这样的批判是应有分寸、有分析的，不能走向极端。特别是反省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所应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得注意过分地强调参与者的责任是有问题的。其次，我一再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把自己放在内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审判者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去审判别人，尤其是不能用“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圣人道德去审判别人。道德是有高线和底线的，应该有一个弹性。譬如说在文革的时候，道德的高线就是反抗，像张志新像林昭那样的反抗，这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我们应该发扬她们的精神，但是英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不能做到，如果都用高线，文革所有的人都该枪毙了。沉默者当然有他的责任，但绝不能说“沉默就是罪恶”。这绝不是说，没有道德评价的底线，如果你是个出卖者，是个帮凶，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倡圣人道德，但是不能将圣人道德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人，特别是不能用这个来审判人。审判和批评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用不是圣人就是罪人这个逻辑对人横加罪责。最后，一定要警惕：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时候，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本身的否定。
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现在的思考也只能到这样一个水平。“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还是一个需要继续面对和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八十年代初的问题：
精神的迷乱是怎样产生的
八十年代初，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和我的痛苦的文革回忆连接在一起的。如前面几讲所介绍的，文革开始时，我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教书，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从北京去的大学生还很少，就凭这一点我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我的父亲又在台湾，就被判定为“反革命孝子贤孙”。问题是，我自己对这样一些“罪名”的态度：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却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苗子”的指责；而且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和反抗，而是努力地在自己“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孔孟儒学提倡的自省传统，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又一直在鼓励这种自省式的“修养”。在那样的教育下，我们是不可能怀疑那个把自己打成“反革命”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了给突然强加给自己的屈辱地位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解释，我就去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同时读鲁迅的著作，抄了四大本语录，至今还保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革命》、《鲁迅对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家的批判》、《鲁迅的战斗精神——严肃地解剖自己》、《对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鲁迅思想改造的历程》。抄的目的就是想从中找出一个解释。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和鲁迅都从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的关系的角度，严厉地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这样的批判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终于从中找到了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逻辑：人民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少数，尤其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自己这个少数接受了大多数人民的哺育，却又一心想着个人的发展，脱离了大多数人民：这本身就是违背了道义，自然是“有罪”的。现在的“革命”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来惩罚自己，这是“罪有应得”，自己也因此得以从“原罪”中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挽救。即使在惩罚中受到一些委屈，这不仅是革命中所难免的，而且也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要心甘情愿——我甚至从这样的自我牺牲中获得了某种神圣感。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间，我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
到文革结束，才猛然省悟：这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迷乱。
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样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这就必须对逻辑的前提进行根本的追问：应该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所面对的问题。
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历史的清理
在八十年代我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题目是《胡风：“五四”传统的历史承担》，文收《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从总结胡风切入，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认识过程，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
文章首先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二十世纪是“亚洲的觉醒”的时代，同时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真实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因此，中国的“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必然是“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卷2，页362、358，人民出版社，1965年。的，这样，“以‘振兴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灵魂’为己任的新文学，它与人民（特别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通常说“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其实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得说，“五四”人的发现有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发现。鲁迅后来回忆说，他从小受的传统教育是把农民看成是花鸟一样，到“五四”才懂得了农民也是人，有人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卷7，页411。因此，他说他的写作是“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4，页526。这里所包含的对下层人民的“不幸”的真诚的同情，对启发人民觉悟的重视是十分明显的。但鲁迅又强调改造国民性，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他是更注重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引导和启蒙的作用的，所以他又有“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说法。《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26。
这样一个问题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发生变化。左联成立以后，提出“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时还是强调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知识分子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基本沿着“五四”的启蒙主义思路，后来就遭到瞿秋白的尖锐的批评，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你自己以为是大众的老师，你们有资格去引导大众吗？你们不配去引导大众！参看瞿秋白：《“我们”是谁？》，《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他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倾向，他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问题是他在批评知识分子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贬低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使用了“不配”的概念，这就把知识分子排除在民众之外了。这种倾向，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却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当时鲁迅就看出来了，他在《门外文谈》里指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就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的原则。他同时强调，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不比大众高，也不比大众低，也不在大众之外，“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