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但同学们在课表上看到的这门课的题目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简单说，是我和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陈平原教授合谋的一个结果。
大家知道，这些年学校教育一直在进行“制度化、体制化”的努力：开什么课、课程的题目都是规定好的，并且是输入电脑的。老师开的课，符合计划要求的才算数，才算老师的工作量，给听课的学生学分；不符合的，就不予承认。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并非毫无道理，教学的随意性太大，也会乱套。但对我这样的自由惯了的、喜欢奇思异想、不怎么守规矩的教授，就有点麻烦不便。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有规范，又给不规范的课程提供一定的空间。
应该说陈平原先生是颇懂此道的。因此，当上学期末，他问我这学期准备上什么课时，我答以要讲“我的回顾与反思”，他犯了难，却马上想出一个办法，对我说：教学计划中有“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门课，你就报这个题目，至于上了课堂，你讲什么，怎么讲，我不管。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马上想起了周作人对付命题作文的办法，就是“以不切题为宗旨”。——对于一个追求自由的教师、学者、作家，任何规范都是难不住他的，这也是有传统的。
因此，我今天的课，也是“以不切题为宗旨”：题目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
记得我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题目是“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我上过一次“现代文学史”，是接着严家炎老师上的，当时老师有事，让我接着上课。正式独立的开课，是讲“我之鲁迅观”，是1985年上的。今天这个课是我在北大讲坛的最后一课，时间是2002年。第一课和最后一课相距十七年，始于“我之鲁迅观”，终于“我的回顾与反思”：这本身或许有某种象征性，或者说显示了我的做人与治学风格的某些侧面。
这使我想起了“我之鲁迅观”这门课的某些命运。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一句，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又闯了祸，惹恼了当时的一群人，又惊动了老师。王瑶先生私下里找我谈话，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钱理群你是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有假设，我理解你的意思——后来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时发现他也有类似意思，不过我当时没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从先生那里偷来的。但紧接着王先生又劝我说：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后来在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对他的教诲有这样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做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先生自己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王瑶师不过是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及“外圆内方”之类，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够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国条件下，你就不得不然，并且伴随巨大痛苦。而且“外圆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内方”、“求真”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今天回顾我自己的道路，大体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诲，但不完全，我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圆内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烦。当然根据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就是最好的。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就得认真地考虑“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为人为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上的聊天中讲了自己学术起点的情况，这大体上就决定着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运。我在《六十劫语》有一篇文章有这样概括：钱理群在学术上有许多自己独立的追求，但是在坚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对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他的学术著作很少得奖，这本身就构成了钱理群学术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确实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从来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爱憎分明：喜欢就非常喜欢，讨厌就非常讨厌。我自己很满意于这样一个命运。因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他好，有争议就说明有特色，有特色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偏至论》，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我的研究是一个“野路子”，这是我和一个朋友王乾坤在通信中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说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灵魂，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发展进程。因此他永远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为书。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然后有体会，写成书就是《心灵的探寻》。至于人们承认与否是无所谓的。”所以乾坤说：“学院里的正宗理论家怎样看待我的作品，远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的对话，这却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说我的书是否得到理论家重视，在我看来不重要；即使成了废纸，得不到感应，我也并不遗憾。因为我没有阉割自己，而是抒写了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一种基于生命的精神享受，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这也许被认为大逆不道，但书既然出来了，就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再也抹煞不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也会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骂娘、跳脚，不管怎么样，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
这就是说我的学术道路，开始是野路子，不被学术界承认，但后来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承认，好像我现在也被鲁迅研究界承认了，而且好像还不大容易绕过。但我得承认在有些人眼里，我又成为权威。当我被学术界承认，甚至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权威时，我又面临新的问题。首先，在承认的同时，就是把你规范化。鲁迅先生讲梅兰芳，说他也是来自民间，有一点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后来把梅兰芳请进宫廷，所谓被承认了，也就是把他罩进玻璃罩子去，待他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鲁迅的这一分析，是被许多人视为“偏激”之论的，但我每回读到这里，都有心惊肉跳之感。因为我自己在被承认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规范化的命运，因此就有了新的苦恼。而且你还要警惕：当你成为一个权威，你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你的话语霸权，成为新的压迫者。
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一个隐痛：未曾公开的反省与忏悔。大概是前几年的一次博士生面试，我是考官，当然掌有决定学生命运的生杀大权。有一个学生来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说了一些不恰当的大话，没有什么材料依据，也不加论证，就得出一个很可怕的大结论。而且这个学生在我看来是十分狂妄，觉得自己的就是最好最对，其实从学术上看毛病很多。我这人脾气很好，但有时也会发脾气，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愤怒起来，我就利用我的知识优势，连续向他问四五个问题，并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惊恐又不以为然的神态使我一震。——应该说，指出学生的错误，提出质问，这本身并无问题，这也是教师的责任与权利；问题是我的权威心态，我的训斥中的不平等态度与霸气，这就形成了利用知识权力对学生的压抑。现在我又想起这件事儿，就觉得脸红与不安，而我已没有机会再向这个学生道歉。我这样做很可能使学生的自信心受到很大伤害，有可能影响他未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称为鲁迅所说的“精神虐杀”。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能以势压人，一定要与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这还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即对自己的讲课和学术著作的基本定位和评价。我在给1997、1998级上“话说周氏兄弟”这门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是很诚恳的，可是大家不大注意，这里再重申一遍：无论是我的著作，还是我的讲课，无非表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末，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一个钱理群，他对鲁迅、周作人或者对现代文学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如此而已。然后大家听了我的课或看了我的文章，自己去做自己时代的独立思考。每一代人、每一代个体生命，他们都有自己思考的题目、方式和结论，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但同时各代人之间、各代个体生命之间，又有某种历史连续性：我们既在继续前人的思考，又在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我讲这门课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去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当然会有同学拒绝思考，我也不要求大家都来思考，或者不要求大家都来做思想者。因为在现实中国，思想者既是艰难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即使你不做思想者，我对于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请理解别人的思考。”
今天我重复这一点，是要强调，我们这门课主要意义在于我自己：这是一门为我自己而讲的课，借此机会做一点自我回顾、自我总结。对于同学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