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的拙作增加了意外的“光荣”。
同在这年冬，写了另一个喜剧《中秋月》。这一直到第二年才以“徐至”
的名字发表在《妇女生活》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写《赛金花》和准备写《秋瑾传》。
《重逢》（《上海屋檐下》）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依旧是在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黄梅天一般的忧郁时代，形式也依旧是喜剧。喜剧，本来大都是产生于忧郁时代的。一九三六年我曾译过果戈理的《两个伊凡的吵架》，那里面的一句作者的话：“我们的俄罗斯是如何的忧郁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句话者是留在我的心头。
黄梅天之后来了一阵大雷雨，抗战开始了。我离开了住了十年之久的上海，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一直没有写文艺作品，到广州沦陷之前的一个月内我才写了《赎罪》和《一年间》。前者是“搭题”戏，后者是“急就篇”，粗杂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九年夏，为了探宁儿的病，我从桂林回到上海，那正是“汪先生”
到上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工作中心是集中火力，打击抗日反汪的言论，我在那短短的一星期中看了各式各样的人，五月回香港，就在那里一晚上写了《娼妇》。
将这些看了一遍，全是写“小市民”的东西，就把这集子叫做《小市民》吧，对于“小市民”，我曾经在一个机会写过：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话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老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藉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愿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①本文收录进《小市民》一书时作者对史实作了订正。文中第三句：“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原文是：“我到了阔别的东京”。当时是为了迷惑敌人，事实上作者并未离开上海。此外，作者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的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地……抗战中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这样的人物还不可能是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我想也还是应该争取的对象，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单单责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这意见，到今天还不曾改变，所以有机会，“小市民”戏还要写下去（最近执笔中的《愁城记》，就是这一例）。
从一九三五年到今天，是五年了，而我留下的，是那么贫弱而可怜！集起来，作为这些忧郁的日子的纪念吧！
一九四○年四月
（原载《小市民》，新知书店一九四○年七月初版。）
《心防》后记
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对于我成为一个可爱而又可恼的地方。不论离得多少远，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总是那样的强烈而鲜明，在这迢遥的山城里，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伤，苦恼，她的愤恨，斗争……
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戏剧与文学》杂志提出了一个“表现上海”的号召，那时候，我正计划着写两个以上海为舞台的剧本。我响应这个号召，把计划提前，在五月里写了《心防》。
也许是由于感情上的反驳，也许是由于计划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一种三年来不断地在心里起伏着的对于在上海苦斗着的朋友们的感慕与忧戚，我把场面安放在斗士们的一面。三年以来，由于我们剧作者的无私与勇敢，我们已经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我们自己朋辈里面的最丑恶的一面，《残雾》里的红梅，《乱世男女》里的大部分的角色，我们的笔力似乎都集中在对于这一些人物的鞭笞，沉淀是泛起了，而对于沉淀以外的呢？除出公式化的中央社电讯之外，我们的创作年代记忆上还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虚空。中国旧戏里本来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丑，于是我想，假如拿沉淀粪朽来逗人哄笑的风气继续下去，恐怕几年之后，在那些惯于笼统地用一两个特例来概括其余的人们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会定型成一个奇妙而丑怪的形象。我们不辞替我们的同时代人背了十字架游行，但是我想对于在上海那种特殊环境下辛苦挣扎着的朋友们终于是一种残忍和亵渎，我不自量力地担负起了这个填补空白的分工，我只想说：“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一面！”工拙，是不想计较了，我总算在空白上“涂鸦”，留下了一点墨渍。
因为这种原故，我所写的便不能涉及到上海文化斗争的全貌，这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阳光下做人，有的在阴暗中做鼠，对于那些耗子的面目，我自问也还认识得清楚。过去十年中，一直到今天，也许已经可以说，一部分精力还是支付在对于这些耗子的斗争之中。这些恼人的小动物变化多端，神出鬼没，一忽儿钻进来，一忽儿逃出去，它躲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齿，破坏着人们辛苦建造起来的东西。为了中国要有进步的电影，从前我们就被软性电影论的耗子纠缠过三四个年头。去年五月在上海，冯执中之类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无耻方法，破坏那用血汗凝聚起来的上海戏剧工作的基干。记得在广州听到刘呐鸥附逆的消息，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算旧帐》，但是在《心防》里，对于这些耗子的描写，终于轻轻地略过了。要不是约翰。斯坦贝克已经抢先用了那个《人鼠之间》（Of Mice andMen）这魅人的书名，我真想也在这个题名之下，另写一部人鼠之间的剧本。
一年来自己也觉得写得太少；办报和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过来想，涂鸦终于胜过了空白，也许，我涂得使人看了不快。但是只要有持久抗战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都能打胜，只要诚意地和要写而该写的戏剧搏斗，斗败了也不失为长期战争中的一次锻炼。差幸身心都还健康，性子也还不肯苟安于怠惰，凝视一下这作品之后，我仍将以拙劣的工具，忠实地去刻画人生的严肃。
一九四○年九月（原载《野草》，一九四○年九月第一卷第二期。）
《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记①
××兄：
得手书，知沪上友人有意把《两个伊凡的吵架》印成单印本，我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的话：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小册剧本不是无益的。
是真的，要不是你来信提起，我可已经把这个译本忘记了。与上次回上海时，你谈起健吾兄在旧书铺中买的《流火》，和你代我收集的《乱婚裁判》等等一样，完全记不起来了。
讲到这个剧本的翻译经过，我记起的，是那时对“情节戏”、“服装戏”
的小小的反感。先“戏译”了伊马鹈平把果戈理的小说改编的单纯朴素、风趣盎然、神韵逼肖的《两个伊凡的吵架》，后来又“戏作”了《上海屋檐下》。
从你简短而深长的孤岛演剧通信中，觉得我那时所谓对“情节戏”、“服装戏”的小小反感，不幸非但未能不存在，而且有“于今为烈”之感。
抗战三年来，悲壮热烈、惊天地泣鬼神的现实而又似神话的题材，真是写不尽的。可是我们有希望有成就的年轻剧作家，还“偏爱”着走“出奇”
的路，写虚构的“曲折的情节，巧合的人生”，他们甚至复制着“乱伦”之类的故事，我想说这实在是“太浪费”了。这与“金玉其外”的“服装戏”
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更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这个小剧本的出版：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本小书，不是无益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写于桂林
（载《两个伊凡的吵架》，一九四○年上海旦社版。）①原标题为《小言》，后由作者改为“小记”。《两个伊凡的吵架》，果戈理著，夏衍译。
别桂林①
《愁城记》代序
去年阴历除夕，我离开了滞在几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的要下雪了吗？
尽管战乱损钝了易感的心，但是离开一处住惯了的地方，总还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战争以来，经验这样的离别在我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别离过妻儿所在的上海，我也别离过使我至今眷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别离我抱着振奋与斗志，第二次别离怀着愤怒与信心，而这一次呢？我带着的是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欧阳予倩先生告别的时候，在我的《心防》剧中演过一个角色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可是难以置答的疑问：“你在《心防》中不让刘浩如离开上海，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的离开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那是因为逼着刘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敌人和国贼，而现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却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和他们合作的‘友人’！”
当时心情的黯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勉竭驽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
在削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中的山城，“赴难”而来，“避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这样，我以一个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的感觉，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来的疲惫，突如的逆袭过来，待我舔愈了创伤，平复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来了。世界正在战争的坩锅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忧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驱散了我的忧伤，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条战线转进，三年半的记者生活迫使我懈怠于剧作，现在应该是复归到这一战线的时候了。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①本文最初发表时题为《一个旅人的独白》。 《心防》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心防》和《愁城记》，同是在去年春末执笔的，本来的计划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来的那一幕丑剧为中心，上海新闻戏剧界友人们的壮烈战斗激动了我，在北欧战事最剧烈的两周间，我草率的写完了《心防》，而《愁城记》，则为着要使之在愁城里上演，临时执笔的时候在构思和布局上又费了绝大的周章。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空前无耻的出卖，对于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伏尔泰，有过左拉，有过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民族的运命，给与了我以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我得自承不能涵养，我忿然的写了《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这两篇短论。事出意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主持着的那张小小的报纸招来了绝大的非难，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对我们开始了卑怯的罗织与攻讦，恐吓，禁压，和封锁，必要的抗辩和处置化费了我这以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国同盟成立，滇缅公路重开，国际上再换了一个局面，我喘了口气，再把《愁城记》的底稿翻开，时间已是仲冬，上海剧艺社已经把这难产中的剧本作为预告，而发表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酉，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 是困难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