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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苏德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之后，日美关系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十月底，东条英机在“翼赞会”发表演讲，说“日美谈判假如不能得到妥协，那么日本就要实践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日本要求美国妥协的条件，又有一条是迫使美国同意日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内容实质是蒋汪合流，成立中日联合反共政府）。这样，罗斯福会不会妥协？日军会不会南下？也成了《华商报》编委会上和我们日常谈话的中心。当时我和乔冠华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雄鸡饭店”楼上，为了日美谈判问题，杨刚、胡绳、于伶等同志常常到我们住处来议论。我记得很清楚，十二月一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评论，其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对这一意见，我们之间有过争论，只是由于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坚决，日本海陆军之间也还有矛盾，所以我们也认为日本还不敢冒失地发动战争。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二月六日的《大众生活》新三十号上。可是就在发表后的第三天，八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War（战争）”！原来日本不仅偷袭了珍珠港，而且战火已经波及到了香港。
我和乔冠华匆忙地赶到香港，当天上午，廖承志就召集了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能不能守住，和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了。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但是要在这个小岛上长期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东江纵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工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日本飞机已经在九龙投弹，香港可以听到枪炮声，看来港英当局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没有认真的准备，所以当天就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要作好停刊的准备。这样，《华商报》于十二月十二日停刊，《大众生活》则在十二月六日的新三十号之后就不再出版，连韬奋同志写的“暂别读者”也未能发表。十二月九日，《华商报》本来已经写好了一篇纪念“一二。九”的社论，临时压了下来，改登了《一致打倒日寇》， 十二日停刊那一天的社论是《团结动员抗拒敌寇》，加了一个副标题是“在香港纪念双十二”。
我从这天早晨离开九龙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不久，渡轮就停止了。又是一次“倾家荡产”，我在香港置备起来的衣物、书籍，连替换的衣服，也完全丢了。
在炮火声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约是十二月十二或十三月，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在延安访问过毛主席。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向廖承志同志提出，说香港当局想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这样，下一天，廖承志、乔冠华和我，和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我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保卫港九，但是英方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当时提的不过是轻武器）；这位辅政司似乎很诚恳地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要求，可是从此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事情是很清楚的，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住的，让日本占了，英美联军打败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部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十八日（？）下午，在日机猛烈轰炸之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在哥罗斯它大酒店楼下大厅，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东江纵队的先遣队已经到达九龙，因此这一天就把撤退方案和途径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需的经费。人数不少，其中也有一些人和我们关系不深，所以我还记得廖承志以严肃的态度讲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可能会碰到预料之外的险恶环境，那时，如何处理，就只能请你们自己抉择了。”幸亏布置得及时，考虑得周到，同时也亏得东江纵队的一个抢救文化人的突击队及时赶到，和工委取得了联系，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好是“圣诞节”这一天，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军投降之后不久，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诗人林庚白中流弹牺牲外），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亚子、韬奋、茅盾、胡绳、于怜……都是先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经韶关分批回到桂林和重庆；韬奋和范长江则先后经江西、浙江、上海，转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郁风、谢和赓、王莹……等，则是坐小艇经澳门、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对这一段往事，我在一九四二年写过一篇《走险记》，就不再赘述了。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新华日报》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复刊。我们已派徐迈进到上海去进行筹备，但估计国民党还会设置障碍，所以想起了《救亡日报》，昨天我已和郭老谈定，由他通知潘公展，《救亡日报》是在抗战开始时就在上海出版的，按他们的规定，可以在上海复刊。所以决定你尽快去上海，会同徐迈进赶快复刊《救亡日报》，因为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我方提的条件中，还有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条，所以我也觉得复刊的困难不大。恩来同志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我们的宣传阵地，我们会很快通知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党组织，全力支持你们；当然，这张报纸，仍旧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即使谈判有进展，也还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收辑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一文，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一份电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因此，那一天恩来同志要我赶快去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就是发出这一指示之前决定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问：现在交通阻塞，坐船或长途车都会耽搁时间。恩来同志看出了我跃跃欲试的神情，笑着说，这些问题你可以不管，给你安排坐飞机去，只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要组织上帮你解决？我很快回答，没有问题，孩子大了（当时沈宁十四岁，沈旦华八岁），他们可以等《新华日报》复员时同走。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好，那你赶快去作准备，接到通知随时就走，报馆的事，我今晚就和梓年他们商量，你可以不去上班了。我说：“那不行，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交代，这几天还得去上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7节。 班。”恩来同志点点头：“最好能在两三天内准备好。”
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我可以先回上海也很高兴。说到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除了把我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了一下之外，只打算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的是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和我在桂林、重庆写的几个剧本，——对了，还有半条“骆驼牌”香烟，那是赫尔利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礼物”。
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由于恩来同志说了报馆的事由他和梓年商定，所以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没有过问，我只把要去上海的事告诉了王炳南、胡绳、乔冠华、熊复、陈家康，他们都对我的这个“好差使”表示羡慕，同时也告诫我上海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要我特别小心。
我一直等着，可是，五天，一个礼拜，一直没有消息。我又去找了恩来同志，他似乎也有点生气了，他说申请信早已交出去了，一直没有答复，我今天晚上再向张文伯交涉，再不回答，我们就在谈判时提正式抗议。这一交涉果然发生了效果，两天之后的傍晚，恩来同志要我去曾家岩，把一张美军军用机的搭乘许可证交给了我，起飞的时间就在下一天上午八时。这时，恩来同志再一次向我交代了：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办报的宗旨依旧是团结、民主、进步，但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他把到上海后联系的地点和口号告诉了我，然后说：你是“老上海”，但离开久了，凡事要听取和尊重“二刘一张”（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的意见。我已经给上海发了电报，你这次去是单枪匹马，但张登（沙文汉）、梅雨（梅益）都会帮助你的，还有先到了上海的徐迈进，但要注意，你和徐工作上要合作，但两份报的性质一定要分开，《新华日报》是党报，《救亡日报》是民办报，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天快黑了，我打算在五十号吃晚饭，多听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同时也想和冠华、龚澎、家康等人讲几句告别的话，但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明天恰好是旧历中秋，你得回去和太太、儿女吃顿团圆饭再走。
九月二十日一早，《新华日报》派了一位同志（很遗憾，连这位总务处的同志的名字都记不起了）用一辆吉普车送我到了飞机场。这是一架双引擎螺旋桨军用机，除了美军的机上人员之外，本还可以乘四五十个人，可是乘客只有十来个国民党的公务人员，看样子，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飞机准八时起飞。这架飞机大概是运货用的，没有座位，大家就席地而坐。有雾，下面连嘉陵江也看不到，我就靠着机壁睡着了，十一点钟到了武汉，停机加油的时候我没有下机。美军的机组人员也在机舱里铺了一块地毯，像吃野餐似的在吃中饭，我啃着一块硬面包，一个好心的美军还送了我一瓶可口可乐。一小时后继续起飞，这时才看到了沿江一带被炸了的房屋，和池塘一般大的弹坑。五时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之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皇军”那种威势了。我下机后跟着那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走出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涂了防空色的大卡车，大家一起上了车，一直开到市内的一个美军机关门口，什么手续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想找一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 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毕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老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