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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名著《人境庐诗草》的传诵一时，文学史家都公认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但他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诗词方面。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新闻记者和颇有建树的外交官。他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曾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在日本时，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共御强俄。他在一首诗中说：“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又说：“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送尅Ч怪嗑罚Ｌ乇鹗窃谇迥┕袂畹氖焙颍灾泄谋浞ㄗ郧渴瞧挠行判牡摹�
一八九六年，他在奉旨入觐光绪时有一段话很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召见时，载湉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载湉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当他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近人司徒美堂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历任驻日本、英、法、意、比参赞，一直受到何如璋、薛福成的信任。一八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因为他是“新派人物”，遭到当时德国政府的拒绝。同年，又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特别是光绪召见时，他的革新主张受到了光绪的赞许。戊戌政变后，他就被“遣返乡里”，因此近代史家都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事实上，由于黄遵宪较早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虽和梁启超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康、梁都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乃至对立，在他给梁启超的信札中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反对康有为的“尊孔立教”，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一种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而不能把它当作宗教迷信。又如论到曾国藩时，他与曾绝然相反，同情太平军。一九○二年十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彼（曾国藩）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潜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他的这种“民为贵”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最近重读《人境庐诗草》，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驻外时期对驻在国的历史、经济、文化都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在日本五年，就写下了《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的人民生活、风土习惯和政治动态。一八八七年他还写成了《日本国志》四十卷，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史书。
黄遵宪出使日本、欧美，正值清廷内外交困、日趋崩溃的前夕。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官，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一方面以不卑不亢的精神，为保卫国家主权、保护海外侨胞作出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以豁达的态度、平易的作风，和驻在国朝野人士（上至王公，下及庶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孜孜不倦地对欧美、日本现实的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了解。日本历史学家称誉他是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美国侨胞对他的保卫侨胞权益——特别是他任劳任怨地劝阻华侨械斗这一件事——至今惦念不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我认为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时间已经跨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驻节国外。我希望我们的外交工作者能写出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那样的诗篇，写出《日本国志》那样的史书，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共同反霸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各自的贡献。
（原载《世界知识》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秋瑾不朽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代序
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和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革命，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了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 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袴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询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
《文坛繁星谱》序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工、青、妇、文），文联当了殿军。一般人都说文艺界的十年浩劫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事实上这场浩劫的序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界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的迫害，时间最早，损害最大；而重整旗鼓、恢复自己的组织，则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三年之后。在周扬同志、阳翰笙同志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只是文艺界较有声望的同志，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统计出一个全部受害者的数字。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熬过了十年灾难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能再次主持这次盛会，可是，他和不少老一代作家如阿英、冯雪峰同志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从原订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劫后余生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二十年来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以及近三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能有相聚一堂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摄影家协会把这次会议的一些场景拍摄下来，收集成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次会上，都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在会场上和休息室常常碰到似曾相识而又叫不出姓名的朋友，直到相互自报家门，才知道是相隔十几年乃至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战友。有些人两鬓皆霜或满头白发，有些人拄着双拐或坐在手推车上，心情愉快地来参加会议。在这种场合，我奇妙地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象征性的文章。但再琢磨一下，觉得《病梅馆记》所说的情况和作者所象征的情景，和我们的遭际有很大的不同。使龙蟠、邓尉、西溪之梅“皆病”的，是文人雅士，而使我们文艺界遭到灾难的却是一批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恶棍。病梅还可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等方法，使之复苏。龚自珍预期的治梅期限也只是五年，而我们文艺界的情况，为了“解其棕缚”、“毁其盆”就已经花了三年多时间。看来使我们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年近或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大量的有成就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诬陷和打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暴力与重压之下屈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的节操。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品德。我们常常听到“能够活下来看到今天就是胜利”、“要以有限的有生之年，夺回十年来的损失”这样的壮语。巴金同志曾充满感情地倾吐过的“噩梦醒来，人已衰老，但我要抓紧时间，抓紧工作，我要奋笔写下去”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当然，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还在辛勤地工作，那些遍体创伤的中年一代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了一批新的闯将，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为文艺界带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坚信，群星灿烂的我国文艺复兴，在不久的未来必将出现。
一九八○年（原载《收获》一九八○年第六期。）
不能忘却的纪念
——《两种美国人》代序
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是王莹同志的遗著。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个序言，我当然不能推卸，这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