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二封信都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可是，这些信里所说的并不尽是私情。这二十二封信共同塑造了一个崇高、巨大的形象，这就是宁死不屈，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到最后的越南民族、越南人民。
写这些信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些信会作为反帝斗争的最真实的文献，编辑成书，翻译出版。可是，看过这些信的人都会承认，这是真正的文学；这些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些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狰狞、丑恶的面目，这些信对那些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战略村”、在集中营、在屠场，能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和平共处”么？在轰炸机、坦克、刺刀面前，能“害怕得发抖”而放下自己的武器么？被侵略、受奴役的人拿起武器来进行正义战争，这“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因而必须予以“扑灭”么？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用血和火的言语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等待、祈祷、怕得发抖是不能得到和平的。要和平，就必须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战争进行在丛林中，进行在田野上，同时，战争也进行在普通男女的思想上、感情中。正如这本书的《代序》中所说：“在这场斗争中，首先，他（她）们要战胜自己的感情，要克制住对于离家的亲人——有许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的怀念；要战胜恐惧，消除贪生怕死的心理；要树立起坚定的胜利信心，相信以自己不屈的斗志和手中的简陋武器，一定能够击败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敌人。”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人，可是，他们是崇高、刚毅而坚定的。看看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再看看那些在帝国主义的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的“大人物”，那真是何等的渺小可怜、卑鄙可耻！
战斗还没有结束，可是，胜败之数，却已经很清楚了。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美帝国主义的泥足愈陷愈深。法国《国际论坛》报说“美国在南越的沼泽中已陷到膝盖这样深”，连美国的《先驱论坛报》也说：“自从我们在东南亚被缠住以来，一直就没有任何可以采取的好的解决办法！”现代修正主义者看到这些话没有？这不就是“纸老虎”的真实自供吗？
感谢越南南方的战友们给了我们这样一本振奋人心的好书，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给中国人民，也将给全世界要革命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
雪垠同志：
三日手书拜读。非常抱歉的是由于视力衰退，大作《李自成》第二卷，直到五月下旬才粗粗读毕，接着又害了一次重感冒，以致稽复。
读后（第一卷主要内容，已由读过的朋友给我作了介绍）我首先要向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对你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
《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千万读者的欢迎，粉碎了“四人帮”的荒谬“理论”和一花独放政策。“四人帮”把毛主席不能让帝王将相占领舞台偷偷地篡改为“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舞台”，从而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局限今天，而完全排斥了“古为今用”，也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取消了“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这一重大任务。《李自成》的出现，和群众的欢迎，我以为是砸烂“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颗重型炮弹。
其次，使我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你基本上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你以列宁指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方法，来描写时代、刻画人物，也就是力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点，是和“四人帮”的否定历史，篡改历史，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的“三突出”“理论”针锋相对的。你写出了李自成起义当时的历史环境，你精心地刻画了李自成思想行动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他与其他起义首领的性格差别，特别是你恰如其分地——不那么露骨、而又从他的思想行动中，写出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种创作方法，在我国古典文艺中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可是过去十年，却被“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完全破坏了。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其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工作，不仅要把被歪曲了的张士诚、张献忠、李自成的形象恢复他们历史时期的、本来的真实面目，而且还要把甚至连老百姓也认为是一个“可以同情”的“好皇帝”的崇祯的形象恢复他本来的真实面目，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很成功的。你没有用长篇大论的“言论”来批评崇祯，而是用他的用人决策——乃至生活细节中，使读者自然地、信服地看出了他决不是一个“朕非亡国之君”的欺骗。
假如说，《李自成》（二卷）有一些小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以为是由于你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了刻苦的分析整理，因此，对于事件、人物、主次之间的安排等方面，难免有若干可以精减而还未能割爱的缺点。这就在有些场面使人感到松散。不知是否还可以稍加精炼。
其次，在写黄适周的问题上，我不知你写作中是否也受到一些“儒法斗争”的影响？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这一段有些“现代化”，这可能是过分了，但是这中间似乎可以删去或改写一些使人感到“现代化”的地方。
我热烈希望你的三、四卷早日出版，期待着这部巨著的，是千千万万希望能看到优秀文艺作品的读者。匆匆布复，并祝健康。
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原载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忆谷柳
——重印《虾球传》代序
一九三八年，我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我们有可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大约在三月初，《救亡日报》同人应余汉谋部的一位姓吴的团长的邀约，到广州附近的罗岗参观。吴团长是十九路军旧部，参加过淞沪战争，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新文艺的爱好者，他认识郭沫若同志，并读过茅盾、巴金的小说。我们在罗岗，参观了他的营地和一些名胜古迹，最后他要一位校级军官送我们回广州。当我们穿过挂果累累的梅林时，这位军官笑着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次时机不好，早几个月来可以看到著名的‘罗岗香雪’，迟几个月来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糯米糍荔枝，但现在只能请你们望梅止渴了。”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像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只听吴团长叫他黄秘书，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战争年代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整十年之后，一九四七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罗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们参观罗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拚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 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说，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禁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于广州（原载《花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这四十七位义士成仁取义的壮举。诗中有云：“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
黄遵宪（公度），嘉应州梅县人。一八七六年中举。翌年，因中国出使日本大臣（公使）何如璋的推荐，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他深受“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在钱萼、孙仲联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曾述说：“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又在诗后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何如璋）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他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论是很有见解的。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