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原惟人批评这一篇作品说：在《战旗》的作品里面，我们非第一个举出小林多喜二不可。他的《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五日》，已经有了许多人的批评，关于他的缺点，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议论。……这篇作品虽则有了许多的缺点，但是在日本普洛列塔利亚文学发达的历史上面，依然不失为一篇划时代的作品。第一，这篇作品开创的在伟大的规模里面，描写了我国革命的工人生活；第二，不描写死了的类型，而描写了活着的人间。……
在别一个地方，更切实地说：以北海道×××检举事件为中心，描写了战士们的各种的典型，和各种的生活。这种素描，不是一般常有的那种概念的，英雄的描写，而是具有各种长处和缺陷的活着的人物的实写。…… 下面，节译出几节精彩的描写，当作内容的介绍：最初，就是几个战士被检束去的描写，和三个不同的他们的家庭。第一，就是主人公（？）龙吉被抓去当时的情景。
忽然，幸子好像懂了，而且，好像一切都是懂了。她想，这一定是“列×”了！他们，都是为着列×的缘故了。父亲用功的房间里面，贴着许许多多的××的照相。他的相貌，和学校里的那个秃了头的叫做吉田的佣人，完全一样。而且——而且，工会的人们来的时候，父亲总和他们一起唱歌。幸子因为小孩子对于唱歌的敏感，比大人们更快的学会了“×旗歌”和“五一歌”了。……父亲决不是坏人，而且，决没有做坏事情的理由。所以，在幸子看来，这一定是“列×”和“×旗歌”的缘故了。——对的，一定是这个缘故了。
父亲站了起来。——幸子好像火烧的晚上一般，牙齿格格地抖着。大家跟了出去。母亲的发了青的颜脸，在那里抖动。嘴唇，好像要说些什么话，但是一句也说不出口，——或许说了，但是幸子却不曾听见。……父亲整一整帽子，望着母亲。解开了背心上的一个扣错了的纽扣，重新将他扣好。似乎很不镇定，再向母亲望了一眼。——父亲的身体一半走出门口的时候。
“好好的照管阿幸吧！……”
他用干哑的声音说着，勉强地呛了出来。……第二个，是工会书记的工藤。
阿由从他长期间的生活，已经体验地知道了这些“可恶到了极点的东西”。尤其，自从丈夫进了工会之后，他们的事情，似乎更加明白了些。
…………
家里的纸窗，已经剩了些木头格子。冷风吹送进来，但是没有买纸的铜钱。从工会里面，讨了一些《无产者新闻》和《劳动农民新闻》的报纸，一张张的贴在窗子上面。煽动的罢工的记事，和火一般的刺目的标题，横七竖八的贴在上面。阿由有空的时候，慢慢的读着。孩子们问着“这是什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读给他听。墙壁上面，胡乱的粘着许多选举当时用剩的广告，传单。渡和铃本到工藤家里来的时候，总是惊异地望着，说道“这才是我们的家庭”，而像孩子一般的欢喜。
……工藤坐起身来，穿了衣服。穿衣服的时候，觉得今番是恐怕不能很快的出来的了。这样，家里没有一钱的积蓄，一家大小，如何的过去？……
阿由帮着他，穿好了衣服。对他说：“那么，去吧。”
“哦……”
“这次为着什么？你知道？”
他默然不响，但是过了一会，“怎样，能够过下去吗？这次恐怕日子很长吧。”“将来？——不要紧。”
阿由照例的用着明快不有力的声调说。
虽则不很清楚，但是已经知道了一些的一个大的孩子，对父亲说：“爸爸，去了就来。”
“这种人家，可真受不了。”警察吃惊地说，“好像平常的事情一样，全家的人都说着什么去了就来。”
“这一点事情就要哭喊，我们还能做运动吗？”……
工藤为着除掉心里阴郁的感情，狠狠地回复了一句。“这忘八！再多嘴，就打你！”
警察奇妙地气愤起来，怒吼了一句。
对于妻子，他想交咐几句，但是不会说话的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当他想到妻子又要受苦的时候，奇妙地觉得有些沮丧起来。
“当真，总可以混过去的。”
阿由望着丈夫，再说了一句，丈夫，默然的点了点头。
最后，被运动者当作憎恶的对象的警察，究竟怎样呢？他们，也是被压迫的同伴，他们，也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从下面这一节描写里面看得出来：……“哦，”警察好像仔细的想了一下，呆呆的站着。“……你想，这是想象不到的悲惨的生活！你，是做过教员的人，不妨和你讲一讲。昨天，觉得身体是无论如何也是受不下了，所以嘱咐了旁人，想要尽量的熟睡一下。哪里知道，正在这个时候，又是检举命令。没法子，勉勉强强地四个人走了出去。路上，我们谈起了罢工的事情。……”
“嘿，警察的罢工？”但是警察摆着非常认真的脸嘴，所以他立刻停止了自己的玩笑。
“说到罢工，你们这里尽有此道的专家，请你们，教就是了。……”
龙吉对于他的说话，深切地感到了兴味。
…………
所谓文明国的司法如何的黑暗，监狱生活如何的悲惨，以及被夺去了自由的人们如何的在那种“休养所”里锻炼他们铁一般的意志，那是只好让之于这本书的翻译，不能在这里列举了。引用一句惯用了的话吧：——只要冬深，那是不愁春天不到来的。
（原载《拓荒者》，一九三○年第一卷第二期。）
杨译《我的爸爸》序
几次拿起笔来我就感到心酸。这本书是杨潮（羊枣）在监狱里翻译的，原稿和盖着美国新闻处蓝印子的《现代文库》版原书都在我的桌上，可是书排成铅字，译者已经开过追悼会了。杨潮已经死了，这句话在我至今还好像不是事实，可是我在上海再看见他，他已经被装在一只木匣子里了。愤怒使我流不出眼泪，几次看见哭肿了眼睛的沈强，我甚至于还得装作十分平静，可是，当出版者要我在这译本面前写几句话的时候，拿起笔来我禁不住就落泪了。中国只有一个杨潮，杨潮只有一次好死，死了之后，他的声音笑貌，他的才华气概，他三十年来孜孜兀兀地用功努力，累积起来的学殖经验，他决心用这些来替中国人民做事的可能，就此不存在了，为什么那些坏蛋偏偏要虐杀杨潮一般的人物？为什么杨潮不死于日本侵略者而死于中国法西斯？那些用善良人民的鲜血来滋养自己的人，恐怕在他们虐杀了千万人的名字里面，早已记不起杨潮这个名字了吧，可是，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他的同时代的为着自己的民族运命而斗争过来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杨潮这个名字，他们是会以杨潮的受难，作为这个悲剧时代的象征的。
认识和不认识杨潮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才人，从此引申开去，人们就以为杨潮也许有什么奇矫的不平凡的性格，那么从他在牢中译出了克拉伦斯。戴氏的这本书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这想法的错误了。杨潮是一个平常而正直的人，唯其平常，所以和任何人一样的都有正常的喜怒哀乐。但是，也唯其正直，所以他不很世故，不很知道取巧逢迎。从我和他近十五年的交游，我觉得他的性格，是在豪爽任性之中带着强烈的不知道虚伪为何事的诚实。丝毫没有老庄气味，他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可是在中国，有了这样的性格就不能适应这个奇怪的社会，有了这样的性格就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了。
从这观点来看，杨潮爱这本书而把它译出来，就不是偶然了。戴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一直在使他的观众重新经历一次儿时生活，而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为什么这样一本平平凡凡的叙述家常的书能够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照常理，真应该是常道，真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而在今日中国，真就可以获罪，就可以致死，写到这儿我就只有黯然了。
算是侥幸，从牢狱里居然还译成了这么一本书，杨潮死了，他的译著永远不会死。杨潮死了，休息了，但是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译出这本书，还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的。
一九四五年（原载《我的爸爸》，一九四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美。克拉伦斯。戴著，杨潮（羊枣）译。）
《夜店》回忆
柯灵、师陀二兄改编的《夜店》即将由苦干剧团演出，在剧运低迷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喜讯。中国新剧运动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而三十年来居然不曾有人上演过这一出世界名剧。现在，这一缺陷终于由柯灵、师陀二兄的名改作与佐临兄的名导演而填补了。
说起来这出戏也着实和我有过一些因缘。一九三○年我曾翻译过它，当时直译《下层》，和高尔基其他两个剧本《太阳儿》、《敌人》合成高尔基戏曲集，由西谛兄介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排校将竣，“一。二八”战事爆发，这书的原稿遭了火葬，就一直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此后，左明兄几次想演这个剧本，和我商谈过多次，也曾代他奔走计划，接洽上演关系和筹钱，可是在当时，上演这么一出外国的冷门戏终于是一个冒险，所以直到“八一三”战起一直没有成功。
现在抗战胜利，这名剧经过了完璧的改作，已经有了在上海和观众见面的机会，我相信，除出广大的戏剧爱好者之外，去年病逝汉中的左明兄有知，也将引为慰事的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原载《周报》第十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出版。）
《母亲》在中国的命运
——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七十八岁诞辰
五年之前，我在桂林的时候，苏联《国际文学》的编辑梯航诺夫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怎样翻译了〈母亲〉》的文章。当时很忙，同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就搁下了。今年是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再度接到《时代》杂志的要求，还是同样的一个题目。
实在说，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的情景已经很模糊了，今天还能想得起的，只是翻译过程中这篇伟大的作品所给我的感动。当母亲发觉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危险的秘密组织，当时的恐惧与忧煎，偷偷地听到一些“真理的言语”的喜悦，两次探狱的那些激动的感情，终于勇敢地喊出了“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消灭的”这一句口号而拾起了那面红旗的悲剧的场面，都是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记忆鲜明的事情。
讲到翻译这部作品的动机，应该回溯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分，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大部分朋友从实际斗争“退却”到上海，新文化在这时候再度开花，我便不自量力地从事于这本《母亲》的翻译了，我用的两种日本译本，间或参考英译。当时蒋光慈兄住在我楼下，译完了每一章之后，他再仔细地给我从原文校对了一遍。
《母亲》在中国出版之后所受的欢迎，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上下分册的本子，一年之内就印了两版，这两版题名《母亲》，译者“沈端先”。但是不久之后，外埠的邮寄被禁止了，书店的发行人很聪明，说禁止的理由是封面上画了鲜红的血迹，当时“红色”是招忌的，他们改印了一次淡绿色封面的三版，但是运命也似乎并不比红色封面的良好。一九三一年，这本书列入了禁书目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听说也曾有许多学生因为看这本禁书而遭遇了不幸。此后绝版了三年，北方曾经有一种偷印的翻版，热心的读者曾把那种粗杂的翻印本带来给我，认为这是侵害著作权而要我追诉。可是一则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追诉别人的自由；二则觉得让这廉价的本子流传一下也好，就置之不问了。一九三五年再度改名出版，书名改成了一个《母》字，译者改成了“孙光瑞”，这本书才能侥幸地再在几个大都市里面发行。当时禁止发行的方法很奇妙，除出禁止指令的某些著作之外，又常常将某个作者的作品不分性质地完全禁绝，以往三年的发禁，据说译者“沈端先”这个名字也是“不无关系”的。
抗战前后，我换了现用的这个笔名，但是那本《母》上依旧沿用着“孙光瑞”这个译者的名字，我不想改正它，让它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个被污损被作践的纪念吧。
这本书在抗战中又印过两版，在桂林，在重庆我都在书坊中看见，有个时候卖到一千元以上的高价，但是据书坊中人说，这书的销路一直是良好的。 我私自庆幸这样一种不足为训的重译本能够多少的把这本名著的影响和感动带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每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反射地感到惶恐，我不知道在过去十五年间，有多少青年单单为了爱读这本书而遭遇了比沙皇更残暴的反动分子的迫害。抗战胜利之后的这本书的运命如何？我今天还不能想象，但是有一句话我可以傲言，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原载《时代》，一九四六年第六卷第十二期。）
谈《侵略》这个剧本
在一家小戏院里看完了《侵略》的试片，我想起了战时在重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在重庆支持着一个唯一不受官方支配的民间戏剧团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戏剧运动的黯澹似乎还没有超过今天，因为第一，当时国民党还挂着抗战的招牌，尽管每一个戏的上演都要经过三次审查，但标榜着抗日的剧本，他们总还不好明目张胆地禁止；第二，当时他们还没有控制到所有的剧场，所以只要能够筹得到租金，民间剧团也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当时最大的困难，无疑的是剧本，进步作家创作的，十九不能通过，侥幸通过了的，也一定会删改到体无完肤，前句不接后句。人民对戏剧的要求非常热烈，剧团工作者的生活也要靠不断的演出来支持，于是，当几个创作剧本不能通过而预定了的节目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们就想演一些苏联的抗战剧本来试一试了。当然想上演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