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 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狄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狄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认为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近邻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拚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九八七年元月（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致读者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二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
《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九八二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一九○○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记者生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四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奉命回上海办《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不久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参加了《南侨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为止。
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一九八一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亘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邬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恕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一九四○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也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是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来的一九八八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十周年，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我在这里祈愿： 让世界永远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
写于一九八七年冬日（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小小十年》
这是一部以革命为穿插的言情小说。
梗概很简单，——就是主人公叶，从小就爱上了他的女同学茵茵，但是他的祖父，却给他订下了一个名义上的“妻”；同时，茵茵也由她的家庭许给了叶的同学泌。叶对于茵的爱着，还是热烈，但是茵，终以“环境太坏”的缘故，拒否了主人公的爱情。主人公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妻’”，同时觉得“四年的单恋”，也“换不到她（茵茵）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所以，便“愿马革裹尸”，和“革命的敌人在战场上肉搏”，于是他便到广州去“考黄埔”。此后，经过了入伍，出发，战争，革命失败，而仍旧流浪到上海，——这时候，他还是继续地和茵茵通信。他的母亲用假病骗他回去，在路上，他去访问茵茵的故乡，在那里，茵茵方才接受了他的爱情。——但是，回到“家”乡，他的“妻子”已经住在他的家里。经过了不少的周折，他终于挣扎出来，陶醉在茵茵的怀里。但是，茵的“未婚夫”泌，还是坚执地跟在茵的后面，到后来，终于突然的使茵写了一封对他断交的信。于是，主人公完全绝望。发出了“哈哈！爱人！美丽的天使！未婚的爱妻！”——的Hysterical的惨笑，放出了“我疑问，我疑问一切！”的悲声。全书“终结”之后，加上一章“重上征途”，表示出主人公“终结过去”，和“展开未来”的决心。……
和上述的梗概一样，革命的描写，完全淹没在恋爱的大海里面。使我们读完这一部书的，只是对于男女主人公恋爱的关心，而绝对不是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我同意于鲁迅的“小引”：——这是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
和作者在“后记”上说的一样，这是四十个小篇的集合。形式上，可以说是一种追忆的摘记，——是一种以年代的顺序而写下的笔记。对于这些，我不想参加任何的意见。但是从一个完全的作品上看来，上卷和下卷之间，似乎缺少着一种有机性的统一。上卷的后半，大部分是描写着主人公的革命时代，但是读者的兴味，都已经集中在主人公和Heroine之间的恋爱问题，所以对于这种革命的描写，只感到一种插话的兴味。对于恋爱与革命的关联，——以及和这个问题直接间接地接触着的一联的问题，作者都不曾为着一定的目标，而赋予一种艺术的，具象的解决。——对于这些，作者单单直接地发表了一些说教式的结论。在最后一章，作者也只是漠然的愤恨，漠然的忏悔，他不曾说明这种应该愤恨的社会制度和恋爱问题的关系，——就是：在现在社会秩序之下，和其他一切被夺取了的一样，恋爱也是无××级被掠夺了的东西。更进一步，就是他不曾说明恋爱问题的解决，必然的也是非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合致不可——的问题。
在内容，我觉得遗憾的，就是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写成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物！主人公到广东去，不是内心有了革命的要求，而只是为着对于婚姻的不能解决，和“四年的单恋，换不到一张小小的照片”。此后，对于“考黄埔”，对于“入伍”，对于“出发”，也不是出于自发的愿望，而由于环境的压迫。他最初想考中大，因为“国民政府收入充裕而免费”，同时“北京著名的教授为了犯着‘三一八’惨案的嫌疑”而跑到了中大。他考黄埔，同样的不是为着想要革命，而是为着“求学”。主人公在革命的怒潮中如何 的不忘“求学”，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一节里面看得出来。
在南昌总算住得很久很久了，雪也已经下过，英勇的工农大会常常在大校场里开，使我们看见都感到紧张和兴奋。然而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升学问题。这问题不晓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