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彻底世俗化，至今在人文精神的理想建树上还是一片空白，思想理论界尚看不到新的理想端倪。在这种状况下，文学倒有可能擎起理想的旗帜，点亮理想的灯，起到一种激励和振奋的作用，使人们的精神不至于在物欲的黑夜中沉寂得太久。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文学中的理想具备充实的理论内涵，因为当今社会对人文理想的理论建设还很贫乏，新的人文理想既缺乏实践的基础也缺乏理论的基础，但文学可以为理想找到某种依托，使理想的精神传承下去。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人民文学》2003年1期），作者的本意也许是要通过发了财的李宝贵寻找妻子的故事，表现一种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但小说的进展却出人意料，李宝贵和他的妻子古菜花这两个主人公一步步地将配角奈月烘托得更加光彩。这位令我们敬佩的弱女子奈月并不是作者要刻意表现的人物，这个人物却是显得如此丰满，这恐怕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额外收获，作者将自己内心的理想冲动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奈月无望地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她的爱情，她的生活愿望，一再地受到打击，但她执著、坚韧，外表虽然弱小，内心却异常顽强，她的主见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她父亲为她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她就是不去，多少人来劝她都劝不动。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活着在桃花村走路，死后埋进桃花村土里。在物欲被充分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当代文化背景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然蔑视物质、蔑视城市的人物，大概正表明她内心激荡着一种精神性的焦虑和渴望。这篇小说得到了比较公认的肯定，特别是对奈月这个人物形象的肯定。陈晓明认为：“奈月却是要超出自己肉身的女人，她对李富贵的爱是一种反物质实体的爱，她拒绝了音像店小老板的生儿育女的婚姻，她也不关注李富贵的有钱或外面的人们多么有钱，她关注的其实是她内心关于人、男女、爱与身体的种种幻想— 一种来自现代性的城市的超越欲望化的想像。她是真正的‘超离’乡村的人，古菜花不过是传统荡妇的现代翻版，但奈月真正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重建个人伦理的‘新新时代’的圣母，她具有超出自己肉身的那种精神超越性。” （见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载《长城》2004年1期）这一年，张洁连续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听彗星无声地滑行》（载《作家》2003年7期）和（玫瑰的风尘）（载《北京文学》2003年）；）期），小说的主题大致相同，都强烈表达了作者捍卫古典审美理想的激情。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艾玛和露西，都是对现实的世俗之风十分蔑视、在日常生活上仍祟尚着经典的愤世嫉俗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了张洁的自勉、自况乃至自嘲；但她无怨无悔，反而变成一个理想追求上的完美主义者，完美得连袜子上的一根细丝都要挑剔。毫无疑问，古典审美理想，是文学理想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英雄回到广场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虽然创造了可观的票房价值，但他对英雄的诊释不过是对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献媚，是从文化上为霸权的合理化和合法化所做的一次呼应，这样的英雄显然远离当代，远离大众。同样是以“英雄”冠名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出自没有名气的新人陈昌平之手，却真实表现出英雄精神在当下的走向— 英雄正在走向民间，走向广场。这也显示出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不同品质。大众文化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就要寻求与一切世俗权力（政治的、经济的）的合谋，在消费至上原则的统领下就可以。文学也许在现实中会有堕落的行为，但它会为自己的堕落承担责任，它会在批判精神的激发下惊醒，它终究要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在人的精神和未来。小说《英雄》（载《作家》2003年3期）的主人公老高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老高的生活很平常，退休后更是百无聊赖，但当他走到人民广场中间，对着众人讲述战争年代英雄的历史时，他突然发现在他的内心就藏着一个伟大的英雄情结。从此他的生活就变得壮丽辉煌，他的精神也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甚至就活到了历史之中，自己也幻化成了一名英雄：“面前弥漫起无数的战争硝烟，年迈的老高仿佛看见自己松弛的皮肤又恢复了年轻的弹性，小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自己崇仰的几占往今来的英雄们并肩战斗血洒疆场。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英雄，但是他也不能给真正的英雄丢脸嘛”，这时候的老高才觉得“活出点人生的感觉来”。那位真正的老将军开始要把老高当做骗子教训，但在听了这位普通老工人的讲述后，老将军竟将他视为真正的战士，向他发号施令。
这篇充满现实性描述的小说却包含着更多的“能指”：今天的英雄会在庸常的广场上产生，英雄将修改昔日的历史，而往日的英雄已经不能给今天的广场带来激情，尽管他仍不放弃对今天的发号施令。这些“能指”不见得是作者有意给我们的，但只要作者以文学的立场触及现实时，就会传达出现实的丰富性。所以，对于铁凝的反映平民面对贫穷而求生存的艰难和无奈的短篇小说《逃跑》（载《北京文学》2003年3期），也能让我们联想到关于英雄的话题。老宋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好人，灵腔剧团里谁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为了家人的生存，到乡下医院锯掉了自己的一条腿，这真说得上是一次英雄壮举。但老宋是有尊严和原则的，所以哪怕他有“英雄壮举”，也不敢再见到为他捐款的老夏。这位被锯掉了一条腿的小老头儿，发现了老夏后，竟然能“佝偻的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同一只受了伤的野兽”。读到这里，一股酸楚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铁凝一定是怀着真诚的敬意来书写普通平民中的这位老宋的。在这篇小说里，铁凝很深沉地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生存的话题：我们认可的道德原则，能够保障普通平民的基本生存吗？英雄应该是道德化的载体，但在这篇小说中，英雄挟带着尊严和道德逃跑，而留下了平民的生存。这种英雄的尴尬和无奈在孙春平的《包工头像鸟一样飞翔》（载《钟山》2003年2期）也有所表现。这篇小说把视线锁定有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上，包工头为了替民工们争回工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行为，他爬上高高的烟塔，要么得到工钱，要么壮烈牺牲，真有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当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向全体民工表白自己真心的无奈之举。英雄的无奈，这也许是对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最贴切的描述。
2003年的小说多少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文学的信息：英雄气质逐渐返回到当代文学之中。作家们曾经以消解祟高、否定英雄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一个虚假年代的决绝，表达了他们摆脱一切思想禁锢之后的放荡不羁。但在巨大社会变革的20余年间，在与人民群众共同经历了变革中的生活压力和观念磨砺之后，作家们逐渐从放荡不羁的天空中降落到脚踏实地的大地上，对涌动在普通民众心中的英雄情结有了新感受。同时他们也体会到，缺少英雄气质的文学就缺少应有的重量。所以我们就在许多作品中感受到了英雄的呼吸声，不过作家不再去塑造高高在上的、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让英雄回到广场— 人民的广场。
平民化的人文情怀
市场经济使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社会等级结构濒于坍塌，为平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空间。小说也逐渐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普通民众身上，放在写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上面。于是我们在小说中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平民意识。但即使是谈到平民意识，2003年的小说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细微的变化，这就是在关注平民生活中的一种人文情怀。
这种人文情怀首先就是一种理解。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现代性的意义上阐释这句话，就并不是要证明作家的职业有多高尚，而是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探询人类灵魂的。探询灵魂首先准备好理解之心，否则对方的心灵之门是不会为你开启的。叶弥的《明月寺》（载《钟山》2003年3期）是一个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小说带我们走进山里寂静的寺院，寺院里的罗师傅和薄师傅像一对老夫老妻，他们30年前从某个城市来到这里，肯定有着不一般的经世遭遇，作者不是把读者的兴趣引向他们的隐秘，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两位孤独的老人，通篇小说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出最温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包含着对心灵的叩问。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载《收获》2003年3期）揭示了道德的脆弱性。女主人公芥子是一位道德完美主义者，所以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她丈夫在抢劫案件中没有丝毫
反抗的事实，从此无论红丝线纠缠于她的肉体时，她的内心再也荡不起幸福感了。麦家的《让蒙面人说话》（载《山花》2003年5期）反映的是军队保密和解密的特殊工作，作者并不炫耀这个题材的神秘性，而是要借此来破译人生的密码。陈二湖这个数学高材生进人破译所后，整个人生世界就改变了。在常人眼里，他是解密的高手，又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可是陈二湖的凿语很耐人寻味：“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也许我们就无法真正进人陈二湖的内心，不是他患了精神疾病，而是我们患了精神疾病。我想，这就是一名作家对心灵的叩问。小说中的人文情怀越来越具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色彩，这一方面得益于一些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进人到小说写作，如荆永鸣写的“外地人”系列，作者本人曾是一位煤矿工人，由于生产不景气只好背井离乡（或者叫下岗），到京城来闯荡。他的“外地人”系列如《北京候鸟》（载《人民文学》2003年7期）显然融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与笔下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情感世界里，与他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另一方面，也缘于作家对于精英文化的质疑。所以，我们从小说中读到的人文情怀，就不再是一种怜悯、同情，而是申诉、发泄，读这样的小说就会在感动之余而让我们觉得汗颜。
孟繁华在讨论2003年的中篇小说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列举了一批表现最普通的底层生活的小说，如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等，认为“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人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人的时候，这二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见孟繁华《犹疑不决的批评》，《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洪治纲说吸引他的“是一些对人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的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他列举了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艾伟的《小卖店》、余华的《朋友》等，他说：“这些作品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在展示生命存在的不幸与尴尬时，不是以正面强力凸显的方式，简单而草率地将之演绎为一个个暴烈的故事以获取话语外在的快感，而是小心翼翼的从人的尊严出发”。（见洪治纲《智性的叙事与内敛的表达》，《南方文坛》2004年1期）陈晓明也注意到小说中的人文情怀的变化。他认为这种新的变化正体现为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建构：“这种叙事伦理不再只是表达知识分子式的同情，也不只是精英主义的意义中的人道关切”，“也就是说，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的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很显然，这是文学上更高的期待，如果没有恰当的文学性把握，没有真切而敏感的表现，那立即就落人虚假的陷阱。”（见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
深刻的现实感来自个人体验
我们一再要求小说反映现实贴近现实，但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事实上，有些小说只是貌似贴近了现实，却离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样的小说不过是选取了现实中的人物，地点，但并没有触及现实的本质，有时候还掩盖着现实的真相。如果说这类小说也包含着现实，那就只是穿了一件现实的外衣，而里面却是一具空洞的躯壳，它所缺少的正是“现实感”这三个字。现实感一定是作家对现实精神的体验和提炼。相对而言，目前的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具备一种现实感。
谈现实感，可以从贴近现实的描写变起，中短篇小说并不乏这样的作品。陈应松的《望粮山》在这类作品中应该属于上乘之作。望粮山是鄂西北一个贫瘩的山区，这里的农民是在一种无望的生死煎熬中苦苦挣扎。小说非常沉重地祖露了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像抢食冰雹里的肉虫，像遭蛇咬的康保临死前赌一副香柏棺材，像主人公金贵寻找“天边的麦子”的经历，这样的故事简直闻所未闻，读到这样的生活场景，对于习惯了优雅生活的都市青年来说，将是一种情感上的残酷，也与他们头脑中的现实图像接不上桦。作者陈应松也说到，他过去也以为小说中的这些东西都是绝对的胡诌，“但当我挂职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去之后，我才相信了一切全是真的。谈不上良知、道义、责任感，我只想写真的，把小说写好，不违背现实，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一个没有现实感的作家是写不出像《望粮山》这样具有深度的现实作品的，不要以为现实性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有时候离我们十分遥远。我就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些呼唤现实性的调门最高的人，实际上是在演绎着“叶公好龙”的现代版本。《望粮山》提供了一种生活中存在的荒诞和魔幻，这种荒诞和魔幻绝不是纯形式和纯风格的，它恰恰是最具现实感的东西。
读《望粮山》这样的小说，很容易使我们的思路与“三农”问题的呼吁联接起来。“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农业太没出路”，这也许是政治家、社会学家应该去解决的问题，作家并没有力量去解决，但作家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人，他们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承受的心灵冲击。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张继的《告状》、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等都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关注的目光。当今，农民已经成为一个最缺乏竞争力也最受挤压的群体，但我们这个社会很难注意到农民的生存困境，也许正是有了一些充满良知和同情心的作家，我们才听到了农民的哀叹和呻吟，所以他们的这些小说就不仅仅具有文学的意义。而我更想表达的是，在阅读这些当代小说时，能够让我联想起唐代的诗歌“汗滴禾下土”，这或许说明了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传承。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文学传统中优秀的品质，比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