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很多作品来自于阅读的经验。
叶兆言：应该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哪有那么多的经验，一个就是阅读，阅读就意味着你所有的经验是间接的。还有就是想像，想像确实太重要了。阅读是生活的一面，像一个鸟飞起来一样，它是两个翅膀之一，另外一个翅膀就是想像。它两个东西扇起来就飞起来了。光阅读肯定不行，但是光想像肯定也不行，因为您想像的东西别人可能都有了，因为想像是弥补你阅读所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想像更多的是你可以创造你没有读到的东西，要无中生有，因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模仿，一种是正模仿，一个叫反模仿。正模仿就是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但写作更多的是反模仿，别人这样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黑才有白，你没有定位，你根本没办法做。我觉得阅读更多的是定出黑和白。
记者：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持续不断地写作，是因为他希望在写作当中得到一种救赎。
叶兆言：我喜欢用比较中性一点的词，因为救赎比较神圣，比较伟大一点，因为我经过“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种感觉，我特别怕大词，我更愿意用一些比较平淡的词，因为不一定有意义。我觉得写作有修行的那一面，就是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的意义。它会使你少想一点那些庸俗的东西。你写的是一堆废纸，谁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起到修行的作用，你可以在写作的这段时间变得比较纯粹。起码我觉得写作这个过程是比较愉快的。写作面临着两种愉快，一种是你能写出来，还有你写不出来也是一种偷快。我有一种恐惧感，我知道一个作家能写的时间不长，就像你的性能力到一定时候会失去一样。我就感觉到其实上个世纪一百年，真正适合于写作的时间也就一二十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不单单是你自己的问题，各种原因，也有可能是外面的因素都很好，但你也可能写不出来。比如张爱玲，她只能有那个沦陷区才能写东西，一旦退出就不能写，所以我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就是能写就写吧。我眼中的作家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作，你今天也许觉得我可以写的时间多着呢，说老实话，说没有就没有，而且说放弃就放弃掉了。身边的很多的例子也证明这一点，写作是很脆弱的，作家也是很脆弱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脆弱的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不愿意停下来，跟这个有关系。我祖父说来也是一个作家，其实他一辈子就写了没几年，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或者是没有写作的机缘。我觉得当代的好多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才能不缺，时间不缺，但是他们可能说不写就不写了。我想各种原因都有，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别给自己找理由，尤其我又这么好这个，我就混一天是一天吧，像下围棋一样的，赶快下。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劳碌？
叶兆言：我不觉得。我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我是很庸俗的人，很平庸。另外，其实写作很宁静，我这个话是很真心的，很多时候我是通过写来思考，不写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思考。我基本上每天写六个小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写，是在思想，就是通过写作这个行为在想，而我不通过写作，我就不想了。或者说，通过写都不一定能想明白，但不写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想。所以我觉得把它称为修行更确切，如果不写的话，就根本不在想，比如脑子里假设一些情节的话，那都是虚的，都是没有的。别看一天写作6个小时，其实真正写作一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写作，写作是这样一个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等待。其实我们都在等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等待就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马不停蹄地写，但是很多时候在等待马不停蹄的到达。
（王寅《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7日）
金庸：修改原著绝非为版税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参加羊城书市系列活动的金庸昨晚抵达广州，下榻白云山脚下的鸣泉居。在此，金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言谈中，喜欢别人称呼其为查先生的金庸尽显其“大侠”风范，直述了他对人生、治学和生活三个方面的看法。查先生怒斥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对新版《金庸全集》进行盗版的行为，对广州在打击盗版方面的工作，查先生表示十分满意，并称这是他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委托出版新版全集合同的原因之一。
新版全集版税仍维持在15％
记者：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家，您拥有3亿多的读者，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喜欢你的书迷们的关注，您这次来广州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庸：这次来广州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羊城书市的活动。广州出版社这次出版我的作品，对于盗版的打击力度很大，情况之好是以前没有过的。对此，我很满意，我这次也是专程前来感谢广州市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工作的。中国自从加人世贸之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广州曾有一家分销处，出售三部金庸小说的盗版，被查处后还在广州日报上登报道歉。台湾曾经有一个出版商盗了我的作品被判七年刑，他找到我请我向法官说说情，让他少坐几年。我说讲情不讲，记住下次不盗。
在采访中，金庸特别声明：虽然广州及广东对我的作品的反盗版工作做得不错，但内地别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盗版的现象，我希望通过《广州日报》，呼吁广大媒体和读者关注这些事情，大家都来维护知识产权，支持正版书，不买翻版书。
记者：在您开始重新修订巧部小说之后，曾有媒体说其发行新版全集是为了高额版税，之所以与三联不再续约，改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广州出版社签约的原因是将版税从15％提高到了18％，而且要求每年的销量必须以10％递增？
金庸：绝没有的事，那些纯粹是造谣，我与广州出版社之间的协议和原来和三联的协议基本一样，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版税还是维持在15％，而且所谓每年要求保证发行量递增10％也是假的。有些传媒报道不负责任。只有一点，我额外要求的只是特别强调了反盗版的间题。
《神》、《天》、《倚》修改版即将面世
记者：您的小说新版全集修改工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金庸：我的作品目前在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有《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三部新版。其他一些作品还在修改，由于这些作品是在台湾、香港和广州三地同时出版，有个协调的问题，所以出版的速度比较慢。现在《神雕侠侣》的修改稿我交给北京的一个朋友在看。他看完后，我会按照他的意见再做一些修改，应该很快也会出版了。另外，《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已经修改好了，但是我怕改得不好，也都拿去请朋友看。这些作品，一般我要先修改五六遍，然后请人看过，拿回来再改，基本上每部都要修改七八遍。不过故事情节、人物性格都没有作什么改变，主要是一些太啰嗦的地方删掉一些，句子行文不好的
改动改动，有些漏洞要修补修补。
记者：您与三联的合作从1993年就开始了，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每年的发行量大约在4万套左右，至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此次新版《金庸全集》为何不交由他们继续发行呢？
金庸：我对三联出版社并不是不满意，只是我们的合同到2001年就到期了，考虑到广州、香港两地比较近，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要签和修改合同都比较方便，因此就交给广州出版社出版。此外，广州市的领导对于反盗版的工作非常有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我很满意，也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与广州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迷”队伍还在逐渐壮大
记者：有人说，武侠小说似乎正在逐渐走向没落，现在武侠小说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读者的口味变了？在您和古龙之后，能否有新的武侠小说扛旗者出现？
金庸：武侠小说应该说还是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就我个人的书来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每年的销量都有增长。当然20％的增长率是达不到，但是12％的速度还是有的。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也看完了古龙的。现在其他作家的武侠作品，我还没有买过。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不多，以前内地的冯骥才等等都写过一些，只是后来都不写了。其实我自己非常希望有好的武侠小说家出来，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作品我会第一时间去买来看。希望整个社会能形成一种看武侠小说的风气，那看我金庸的书的人也就多了。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写小说。我一向说，写小说没有天才，而需要人生经验、人情世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连爱情都不懂，怎么写得好。
时光倒流还是会选择写小说
记者：你曾说，如果倒转30年，你一定认真研究学问，是否说明您对自己从事小说写作感到后悔呢？但是您的小说影响了两代华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也许并不比研究学问小，如果真的时光倒流，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金庸：我是非常喜欢创作小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可以说都是靠小说上的收人支撑，我只是感到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的时间太多了，没有时间进行学问的研究。如果时光倒流，我应该还是选择差不多的职业。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但是工作、事业上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要不说假话要“有所不为”
记者：11月8日是中国第四个记者节。现在记者已经成为继警察、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职业。我们知道，您曾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您是否写过违心的文章，您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金庸：王蒙先生过几天将在香港和我有个对话。我特别赞同他在《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句话—“有所不为”。这四个字很好，一个人一直要做好事很难，但至少应该做到“有所不为”。
我在浙大人文学院对新闻系的学生说，做记者，做党报的记者，要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政策如果上级不指导，你也不懂，做新闻宣传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服从上级的领导。所以宣传国家的政策，为人民服务应该是第一要义。“有所不为”概括起来说就是“不说假话”。比如一个贪官如何清廉等等，你可以说他在发展经济上有贡献，在某些方面有成就，但是不能说假话。我以前办报纸的时候，遇到说假话的记者，是要马上开除的，就是现在，如果我看到这样的记者，也会骂他卑鄙无耻。有人说记者说假话是为了吃饭，是老板要求他做的，但是我要问他，如果你的老板让你搞妓院、搞赌场、做小偷，当黑社会，你也去做吗？做记者一定要主持正义，最不能做的就是造谣生事、破坏别人名誉。做记者不能“无所不为”，如果什么都做，那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大坏蛋了。
巴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记者：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的100岁生日，1997年您曾与巴金先生、冰心女士共同获得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授予的“当代文豪”称号。据说巴金是您心目中的10大文化偶像，现在巴金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你与巴金先生有联系吗？您如何评价这位中国文坛上仅存的泰斗人物呢？
金庸：因为巴金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与他之间的联系基本没有了，但是我同他的女儿还常常联系，她会向我约一些文章，我有一些题材的时候也会寄给她。我认为巴金在中国这些作家中，是最伟大的一个。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好、文章好，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伟大。在抗战期间，他就写文章组织抗日力量，解放之后，为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迫害，但事后他写出一部《随想录》，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攻击其他人这些“昧着良心”的东西都披露出来。其实类似的事情当时所有的作家都做过，如果他不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用这部作品，解剖自己的灵魂。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普通作家来说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说他这种大作家了。
做喜欢的事保持旺盛精力
记者：据说您现在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修改您的小说。以您现在的年龄，身体可说是非常棒的，可以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的吗？
金庸：其实我这次去湖南、陕西就得了肠道流行性感冒，不过身体基本上还可以。我一天干10多个小时，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勉强。我太太常说今天太辛苦了，早点休息，我说你不用管我，我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大学里我也告诉学生，选择功课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不要一窝蜂地都去选那些热门的专业。你要想一想，我现在选的功课，以后可能自己就是从事这个工作。几十年中，每天一打开办公室的门，8个小时做的就是这份工作，要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不要管这个专业吃不吃香，吃香的专业是会变化的，现在热门的经济贸易、生物工程，学的人多了就不吃香啦。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饭可以不吃，但工作不能不做。做人保持心理的平衡，让自己心里高兴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在武侠小说方面的成就为人称道，这也许掩盖了您在其他方面的才华，您认为您其实最富有才华的方面是什么？
金庸：我认为我拿手的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采访时从来不用录音机，也不用笔记，都记在脑子里。我采访邓小平、胡耀邦，都谈几个钟头，我不拿笔记，回去以后再整理。我们坐在那里，老朋友一样的谈话，可以谈出很多东西。比如说，胡耀邦把要裁军多少多少万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了。如果我拿个录音机放在他面前，他说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说到这些东西。现在记者采访我，如果在我旁边摆一个录音机，我就不说了。
我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记者：据说您现在正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您认为您在这方面会取得与小说方面一样的成就吗？你会不会在以后设立一个基金会，对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在小说写作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人才进行奖励和鼓励？
金庸：对于搞历史研究会不会取得与小说一样的成就，现在我还不知道。研究历史，最重要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就行了，何必研究呢？其实人的脑子比电脑要好，如果你记什么东西都是用个电脑，那人脑还有什么作用？关键是人脑才能有自己的见解。我不会设立基金会奖励后来的小说家，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谁给过我一分钱？此外，我也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们去看看苏联那些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共产党的？
“金庸”两个字不能用来卖钱
记者：您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几十种版本，现在与您相关的产业涉及了出版、杂志、研究会、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卡通、旅游等方面，金庸品牌似乎已经有产业化的趋势，您是否可以对“金庸”两个字估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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