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人某种活力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人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犹豫与保留。他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做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人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意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而已有的文化批评，已经在误导读者离开文学和文学学风的浮泛化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总体来看，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作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四 事件述要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坛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渐多了起来。这里，既有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不断分化而致使纷争增多的原因，又有市场化等因素介人文学之后逐步引起利益冲突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因素或背景，那就是文学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和各类媒体的找寻新闻由头，使得一些原属文学内部的“门户”之见和“圈子”争论，经常以文学和文化的“热点”被显现和放大。这便使人们要了解当下的文坛，仅就作品看作品已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关注一些影响甚大的事件。
2003年的文学事件，除上半年因“非典”略显沉寂外，构成“焦点”与“热点”的事件，大大小小一直不断。但从问题的相对重要和影响的相对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小说《沙家洪》的争议和“木子美现象”，可能更为突出和显眼。
大约从2003年7月开始，先后有湖南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青年作家夏商，江苏作家陈锡民，相继提出申请和发表声明，要求退出所属的地方作家协会。10月份，山西著名作家李锐、张石山加人到退会的行列，使“作家退作协”更为文坛内外广泛关注的事情，以至于许多媒体都用“作家炒作协”的形象化语言来描述这一现象。李锐和张石山均为年富力强又影响甚大的实力派作家，他们以发声明和写信件等方式，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省作协会员身份。这些退会作家在谈到退会的理由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目前作协体制的严重不满与深刻失望。归结起来，大致是：作协体制日益衙门化、官僚化；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有心做官、无心“文学”的人相互争权，而那些真正热爱创作的作家却成了“裱措”门面的。他们的做法与说法，在许多作家那里引起了回响与呼应。一些知名作家纷纷发表谈话，除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敬意外，也对现行的作协体制发表了自己相似或近似的看法。事实上，作协这种在建国前就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已运作了半个多世纪，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作协已成为半官方的行政机构，中国作协是部级单位，地方作协是局级单位；这样就使在作协任职有了某种实惠，这或者使一些有权欲的人争权夺利，或者安排一些党政干部进来又造成外行领导内行。作家退作协，在一些作家表达个人意愿的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人们郑重提出作协体制的严重滞后问题，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替觉与重视。
小说《沙家洪》的争议，是由浙江青年作家薛荣对于“样板戏” 《沙家洪》的改写引起来的。小说《沙家洪》沿用了“样板戏” （沙家洪》里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但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以及故事的内容，则与原作完全不同甚至面目全非：靠一家茶馆维持生计的阿庆嫂，既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公开的拼妇，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秘密情人；而因为中间有个“风流成性”的阿庆嫂，胡传魁与郭建光只好相互掣肘又相互联手，作品因此在火药味中又充满情欲味。这个作品一发表出来，既遭到《沙家洪》故事发生地沙家洪镇政府的强烈抗议，一些文坛人士也纷纷著文予以批评。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来自郝铁
川的题为《小说＜沙家洪＞不合理不合法》的文章，他认为小说《沙家洪》对阿庆嫂和郭建光这两个人物的肆意改写，践踏了这两个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勇敢和正义的化身”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形象，因而，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这一批评又引来董键、丁帆、王彬彬等人的反批评，董键等三作者表示，他们无论是对样板戏《沙家洪》，还是对小说《沙家洪》，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 “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他们特别不能同意郝铁川把阿庆嫂和郭建光看成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的说法，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江青们的‘斗争哲学’的‘文革精神”，的“样板戏”的肯定。这次讨论的主题，就这样从如何改写原作，很快转换到了如何看待“样板戏”。客观评价这场争论，应该说得到批评的小说《沙家洪》确实品位不高，这种品位不高的改写也没有多大的文学意义；但郝铁川的批评确有过于从政治的眼光去看问题的倾向，而董健等人的反批评也有把复杂的“样板戏现象”简单化的嫌疑，因为一些人喜欢“样板戏”，可能只是出于京剧艺术本身，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的考虑。这些年有关“样板戏”时有争论，而这背后又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作品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理与解决，因而成为一个不断在现实中被提及的历史问题。
“木子美现象”，是指署名“木子美”的日记体作品《遗情书》在网络连载后，作者一夜成名的现象。原为广州某小资读物的女编辑木子美，从6月19日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经过细节，其日记开始在传媒界、音乐界及网络间广为传布，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并引来广泛争议。约在11月间，木子美的《遗情书》在地下书市出现，并有多个版本。“木子美现象”的堂皇出现、引起的反响以及背后显示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深人地思考。诚如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所言：“就木子美现象谴责一个人是没有用的，要看到它背后出了什么问题。”这背后的问题，概要来看，就包括了社会文化状态的浮躁，各种文化行为都有滋生的土壤和表现的机会；而一些个人在张扬个性时，因素质不高或爱走极端，把低俗当高雅，把乖决当时尚；而在这个媒体的时代，网络越来越追求点击率，报纸越来越关注可看性，使得判断作品与问题的基本道德尺度淡化或弱化。可以说，当基本的规范都没有时，宽容的尺度也就没有了。“木子美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和负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被传播和放大，正是失却规范的网络与媒体最终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木子美现象”所反映的木子美个人的道德叛逆，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网络和中国媒体的职业操守的挑战与考验。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的网络与媒体交出的是并不合格的答卷，而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检省与深人反思的。
如果要简洁地总括2003年的文坛，也许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述：
文学创作在“艺术”与“市场”的两极游走；文学批评在“文学”与“文化”的两端徘徊；文学论争在“学理”与“媒体”间双向碰撞。
对这些事象和它们背后的因由略作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看法‘：第一，“市场化”已越来越深人地向文学内部渗透，这一过程先由改革文学文化环境开始，再到影响具体的生产过程。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门类如长篇小说，已逐步进人到“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其他文学门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如何在适应“市场”’中存在和发展的课题。第二，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向作用，2003年的文坛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在对社会生活和当下时代的进而切近中求新务实的基本取向，因而作品普遍有了更足的底气和更多的生气。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的写作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在撰稿、看稿和统稿的过程之中，经由这些分门别类的“报告”，我又对2003年文坛的种种事象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巡礼。我感到，这份“报告”，用以“点”带“面”和“点”、“面”结合的方式，如实又全面地反映了年度文坛的大致情形与基本风貌，称得上是一份年度文坛的“总账”，对于文坛内人士回顾和总结文坛，对于文坛外认识了解和触摸文坛，都会有一定的裨益。稍嫌不足的，是有关文学生产体制与机制的演进情形，虽在一些部分有所涉猎，但未有专题加以观照和研究，因而反映的有欠具体和深人，这也给我们在今后更好地完善这份报告，留有了继续努力的余地。
做这样的“文情报告”，在我们的文坛是第一次，在我们个人也是第一次。我们愿意在尝试中不断进步，也真诚地希望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2003年3月15日于北京朝内
二 回归平实的中短篇小说
贺绍俊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1日
给文学创作做年终总结，越来越成为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在充分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总结标准，还因为当代文学几乎成了一个没有边际的跑马场，有谁敢拍着胸脯断言自己对这个牧场上奔驰的马群了如指掌？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你对眼睛所及的景观做一些客观的描述，当然尽可能地选好“点”，并尽可能地以“点”带“面”。
就2003年度的中短篇小说而言，我在另一篇关于2003年小说印象的文章中说，这一年的小说既是繁荣的，也是平庸的。当我再一次翻检一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大致上还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不对“平庸”这个词做太多的联想。繁荣表现在小说的数量仍然很大，有影响的小说家们都十分活跃，同时也涌现出一些起点很高的新人。而所谓平庸，当然是说这个年度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什么惊世骇俗的、久久震慑人们心灵的作品，而这样的期待似乎太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把平庸这个词换成平常更为准确。
寻找古菜花— 找寻理想
谈2003年的小说最好放在时间流程中来谈。自20世纪80年代的粉碎虚幻理想的神话以来的十多年间，小说写作在写实性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写实写到极致也就遁人到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纯粹成为生活的摹本。到了21世纪初，写实已经显出走到死胡同的窘迫。2003年的小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小说出现了新的转机。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追求小说的精神内涵，而深厚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提升的力量，遏止了极端写实造成的精神陷落。
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意识到文学精神的重要性。李敬泽用超越写实来描述这种变化。部元宝说，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在某个年代曾经那样亢奋，现在又这么低落？这和我们目前普遍的精神衰弱有一定关联。要“立人”，就要先立其人之心，让他的“内部生活”变得深邃壮大。有了这样的内心储备、主体储备，才能主动对现实做出回应。文学应该也可以在回应外界刺激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到“内心”。这个“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可以反复讨论、反复追问，甚至不怕那最后也只是一个无法说明的虚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文学。陈希我在2003的小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复追问的姿态。如他的中篇小说《我们的骨》（载（人民文学）2003年10期），他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这个物质丰富、生活殷实的年代，却一定要回忆起过去物质匾乏的年代里是如何享受一根干瘪瘪的瓢骨的狼狈模样，他们为了寻回当年的感觉，满市场地找瓢骨买。可是他们很难找到瓢骨了，这种没有肉屑也没有油水的骨头不仅人们根本不把它当食物对待，而且更拒绝把它当商品对待。小说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叙述这对年老的夫妇偏执地寻找瓢骨的遭遇，而笔力所指则是当代物欲的生活就像失去骨骼支撑的一堆肉体。支撑我们生活的骨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精神。可是今天的人就像遗弃瓢骨一样地遗弃了我们的精神，这也许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陈希我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他要把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精神的忧思推到极致，这种推到极致的叙述甚至在考验一个读者的承受能力。我愿意把他的这种小说称作为一种观念小说，他的好几篇小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震撼。
谈到小说的精神内涵，首先应该是理想的表达。理想这个词，曾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阴影，作家们惟恐沾染在身，这缘于长年政治化所造成的对理想的虚伪和裹读。但是，理想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不少作家目睹当下社会在物欲膨胀下所造成的精神陷落的事实深有感慨。我们的社会在否定了过去虚幻的理想之后，却未能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建立起相应的理想。一个民族如果长期处在没有明确理想的环境中就像是长年处在没有灯光照耀的黑暗世界。作家们对此逐渐有所警觉，他们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在其小说世界里点燃一盏理想之灯。这就是我们在不少小说中读到的一种理想表达。当然，文学不是给读者提供理想指南，不能要求文学家像思想家那样明确地指示当代人的理想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但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文学中的理想烛照也许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理想失落之后，紧接着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彻底世俗化，至今在人文精神的理想建树上还是一片空白，思想理论界尚看不到新的理想端倪。在这种状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