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会给你带来写作上的启示，他们写了什么可以忽略，但他们那种写法，那种观察事物的方式，那种进人内心的方式，好像突然给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就是作家中的作家，最有价值的作家。
孔子说学而知不足，确实是这样，我有时在写作中，想得蛮好，表现不出来，我能恨死我，老怀疑我。
贾平凹：你再看有些人的书，看过了就看过了，有些人的书你看过了还想做一些笔记，在书上画些符号，发些感慨，受到启发，得到顿悟，能联想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好的作家不在乎你写了些什么，而在乎你给读者心灵唤起了多少东西。
谢有顺：所以我在想，文学经过了这20年的风云变幻，应该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历史上的好作家基本上都发现出来了，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等，连金庸的文学价值也被发现出来了，没有大的遗漏了；外国作家呢，比较优秀的，大多也有了翻译本，该读的基本能读到了。这为中国文学后面的发展建立起来一个基础，这么多的文学遗产都成了我们的营养，成了我们今天站立的地基，如何在这样一个地基上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让我们的文学真正具有伟大文学的品格，是值得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思考的问题。综合现有的文学遗产，创造出新的文体，创造出新的发现心灵的方式，像历史上那些伟大文学一样，具有人类性的品格，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我不知道你个人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冲动？
贾平凹：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每一个作家是不愿意说出来，说出来招非议，或者叫别人笑话，觉得你狂妄。实际上我了解，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有时是个能力问题，有时需要天命的。没有天命的，你有时想得好得很，却不具备那种先天的和后天的东西啊。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同一年龄段的作家，还有更年轻的，对中国传统东西都缺乏，读洋文的也不是很多，只能读些翻译的，有的翻译本并不太好。一般外界说我的中国古文水平不错，实际上很惭愧，我学古文是在大学时结合“批林批孔”学的，浅得很，我只是喜欢读书，浏览了中国多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书而已。四书五经严格讲并未读完。那年到杭州，参观马一浮旧宅，介绍说马一浮要读书，就把自己关在山上三年不下山。我听了很震撼，人家的学习精神我们达不到了。我不懂外文，可怜啊。上大学时听介绍说某某外国大诗人诗如何的好，我借了来读，读后并不觉得像介绍的那么好，很纳闷，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翻译上。
谢有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
贾平凹：怎样实现你的抱负，得天时地利，先天后天的都得具备呀。我们是先天后天都不行的，你空有一腔雄心壮志。我尤其是这样。孔子说学而知不足，确实是这样。我有时在写作中，想得蛮好，表现不出来，我能恨死我，老怀疑我。
每个作家都要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精神更大一些，更广一些，更高一些，有了这个精神基点，写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某种伟大品格。
谢有顺：对很多中国作家来说，所谓的不足，可能还不单是一种知识意义上的，精神气象也很重要。气象太小的人，不能写大作品。有一些作家刚开始气象很好，怎么写着写着就小下去了，写着写着就聪明了，写着写着就写出一种技术主义来了，这是让人失望的。相比之下，我更看重一个作家身上那种比较拙的东西，不一定太聪明，但拙，有味。刚才我还对林海说，我之所以喜欢老贾你的字，就觉得你的字里面有一种拙朴的味，跟你这个人一样，憨憨的，可爱。作家要警惕，免得被自己的聪明误了。我很看好余华，认为他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我也为他担优，我曾经在《钟山》杂志上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关于余华的评论，坦率地说出了我的这种担优，我怕他太聪明，慢慢就失去他精神里的那股劲，那股坚定的力量。他写《现实一种》的时候，他作品里确实有很坚决的东西，哪怕是《活着》，都还有一种坚韧的东西在里面顶着，但再往下走，到现在，余华已经很久没有发表新的小说了，他的《许三观卖血记》已经显露出一些苗头，越来越精致了，越来越漂亮了，骨子里的精神气象，我却看不出是越走越深，越走越广阔的样子。我倒注意到另一类作家，比如尤凤伟，一直不是特别受重视，虽然他也写过《石门夜话》这样的很不错的作品，但他身上还保留着拙朴的东西，我特别喜欢他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或者说一种思想受难的命题，他写得很好，没有拙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
贾平凹：精神世界的拙和艺术手法上的拙是不一样的。
谢有顺：对，每个作家都要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精神更大一些，更广一些，更高一些，有了这个精神基点，写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某种伟大品格。我在评论你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文学整体观的问题，说的就是一个作家不单要有某方面的文学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有艺术和精神上的整体能力，这样才能取得大成就。我最近发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是只在某一方面有造诣，语言，或者文体，又或者是精神探索上，很不错，但他缺乏综合性的才能，没有文学的整体观，成不了大作家。
贾平凹：这是有后天的东西，恐怕也得有先天的东西在里面。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在现实中找答案的，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精神问题，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永恒性的困境。那你怎么办？
谢有顺：文学确实是跟天赋密切相关的，后天的努力能改变的不太多，没有这种察赋，再努力也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工匠而已。
贾平凹：后天只能完成技术问题，先天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
谢有顺：精神方面吧，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的匡乏。王国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有两种文学，一种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伦的，以《桃花扇》为代表；还有一种文学是人性的，哲学的，宇宙的，以《红楼梦》为代表。前一种文学，就是以《桃花扇》为代表的反映现实的文学，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特别发达，所谓的“诗言志”，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志”，这样的社会现实；《红楼梦》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是一个奇异的段落，很少见，它传达着宇宙的、哲学的、人生的丰富信息，像是中国文学做的一个梦，醒来就没了。多数的作家，都受社会现实的制约，无法关注一些超越性的事物，无法获得一种深邃的人性品格，这是一个很大的匾乏。如果是文体和语言方面的匾乏，还可以慢慢补上这一课，但精神气象和精神气势上的匮乏，就很难补了。而一个作家没有超越的精神维度，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在现实里找答案，笨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在现实中找答案的，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精神问题，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永恒性的困境。那你怎么办？一个作家想让自己成就大事业，他的文学观就应该健全，残缺总是不行，他必须让自己努力回答一些超越性的追问，关于人生，关于宇宙，关于世界，关于我们精神的最终归宿，关于大自然，关于恐惧和绝望，没有这些精神性的命题，作品就提升不起来，就会被现实事象困住，就会成为没有任何活力和想像力的现实主义。
贾平凹：这是最难弄的，也是最困惑人的。我也常想，是汉民族文化里有了儒家的影响呢，还是缺乏真正的宗教的缘故？这个问题不是从骨子里就产生的，或者说从小就有了那种意识，拿我来说，只是后来在从事创作过程中才醒悟的。我们缺少先天性的东西，现在做这种思考，是社会发展到了这一步，人类生活发展到这一步才思考的。
谢有顺：现在都全球化了，我看精神危机也全球化了，别人要面临的恐惧感、绝望感、异化感，以及其他的黑暗性体验，我们都有机会享受了。现实这么具体、艰难，谁没有一点精神的危机感呢？这些命题最初虽然是由西方作家所发端，但它是人类性的命题，是一种人类的脉搏，你不接上还不行。比如，以前读卡夫卡的小说，觉得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异化感，现在我觉得卡夫卡在中国同样是真实的；以前读荒诞派戏剧，觉得那是西方人吃饱饭没事干才会有的感觉，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不觉得我们的现实比《等待戈多》里写的要荒诞得多吗？文学是人类性的，确实有共通的东西。
贾平凹：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方面。比如说技巧，作为你写了几十年了吧，这些都是无关紧要了，我常想这和书法界的情况类似，学书法的学碑呀临帖呀，大家都那么练，都能写到一定的水准，所以你看展览，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总能看到好多书法家字写得都差不多，说好也好，但都差不多，书法写到一定程度，技术上的那一套都不重要了，最后比的就是精神境界。 （《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
万方：浪漫是非常美的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空镜子》的热播，让万方的人气已经超出了她作为曹禺女儿的热度。爱情小说《香气迷人》，又让人们看到万方把一段平凡生活刻画得栩栩如生的实力。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笔者如约前去采访万方。敲开房门，万方那质朴而睿智、低调而大气的神态举止，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赵：早先，人们比较习惯亮出你作为曹禺女儿的身份，你那时的感受如何？如今，这个“前缀”已经很少出现了，你会有不习惯的感觉吗？
万：我没有明显的逆反心理。有一段时期，我父亲身体不好，他出去时都是由我陪着，在某些场合，他常常被人围着。这个时候一般我都会躲开。有一次，父亲问我： “你为什么躲那么远？我还需要你扶着呢！”父亲在世时，我随时都可以与他交谈。父亲去世后，才感到还有许多话没跟他说呢，对他的思念很深。我是曹禺的女儿，父亲活着的时候，对我没有负面的影响，我不像有些名人的孩子，反应得那么强烈。现在我终于是我自己了，我想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我今天变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赵：你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 “我对写作的那份情感，不像父亲曹禺那么纯，也不像他那么强烈，没有非写不可的那种激情或冲动。”作为专业作家，你的这种感觉是否会影响创作？
万：那是我早期的感觉，那时我真没有非写不可的激情或冲动，完全是顺其自然。如果非要问我那时写作的第一决定因素，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曹禺的女儿。从小在家里就接触了那么多的书，4岁时就被父亲带到剧场看戏，可以说我一直都被罩在浓厚的文艺气氛当中，自然很容易对写作产生亲近感。到了现在，除了写东西，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太会干别的事的人，写作已经完全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每天8点钟起来，就坐到电脑前面写，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都有一种惯性，如果我现在不写作，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很难让自己休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屋子里转悠肯定不行，所以就得写。在不断写作的同时，我的脑子里还积攒着很多其他的想法，好像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我时常会有一种创作冲动，但这种冲动是否会有价值，一时还不敢肯定，需要时间的沉淀。过去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教训，看到一些人或事情，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写作欲望，但写着写着自己发现并没有弄明白，冲动只是一闪而过。曾有两三篇作品，已经开了头，甚至写到上万字，又发现曾经被感动的感觉越来越模糊，只好放弃了。现在吸取这些教训，有些小冲动，就先记录下来，等一段时间，检验一下，看它经过了一些时日，甚至一年半载，如果它还存活在我的心里，还有力量再一次让我感动，那么我就会动笔把它写出来。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容易冲动，如今岁数越来越大了，对冲动的把握能力自然强了。我认为，要写什么不用时刻想着，有生命力的东西会经常牵动你的神经，这是我写作的一条准则。
赵：《和天使一起飞翔》是你一个时期的代表作，用你的话讲，那时写的东西又重又狠，总是用死亡来收场，心里怀着很强烈的情绪。但近年的《空镜子》、《香气迷人》让读者感到了你的平和心境，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的写作风格发生如此的转变？
万：在《空镜子》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文风很用力，心也很重，而且写的都是比较强烈的东西。可到了《空镜子》，我发现自己好像到了一个转折，开始松下来了，知道写小说不能老那么用力，感觉应当再平和一些，更缓慢一点。《空镜子》应当算是完成了我写作上的一次转变，我开始能够平心静气地讲几个人的故事了。按说人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写东西的心态也会越来越走向平实坦诚。如果说我以前创作时的内心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上启动、加速、起飞的话，其中必然还掺杂着努力和挣扎的成分；那么到了《香气迷人》，就有点像飞机已经平稳升空，看什么、做什么动作，已经比较自如也比较流畅了。这种变化首
先应该说是时代的原因。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我十几岁，心里有自己的痛苦，还有从小到大、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这些都会在我心里投下痛苦的阴影，曾经被压抑、扭曲的东西给我留下深深的烙印。当然被压得越深，也就越想发泄，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上，也就越沉重。现在，时代给了创作者更多的自由空间，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视野越来越散出去，就像广阔的水面，即使有波纹也相对平静一些。再有就是年龄的原因，也与个人的经历不断丰富、生活的内容越来越深厚有关，我年轻时嫉恶如仇、爱僧分明。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人更理解也更宽容，我真的觉得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如果你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就能想明白那理由是什么。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成了我对所有人很固定的一种理解方式了。写作其实就是对人的理解，给人的行为找个理由，我越来越相信人的行为有理由。另外，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种种烦恼和痛苦。之后，我就慢慢悟出来，其实一个人身上最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正是他最大的缺点。比如某个人很懒惰、不进取，可翻过来想，他就可能心情比较平和、淡泊，与这样的人相处就比较容易。我情愿在写作过程中，给自己也给人生多留一点善良的期待和希望。
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生涯的？
万：应该从我到部队文工团算起。我能够到部队，原因很简单，是我们那个部队的政委非常敬仰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曹禺的女儿，可能也挺能写的。那时的文艺是配合政治需要的武器，在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应该算是政治任务。我从18岁到部队，后来的8年时间里，虽说写了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后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只是积累了些生活经验。幸亏8年的时间不很长，离开部队后，我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