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走了八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在车站上,A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么好好找一个地方,做做功课,不要总是这么浪费时间,不要总是叫襄没(méi)城出来陪你荡。”他又说“荡”。他又说“荡”!我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叫我不要百无聊赖,不是怪我拉他出来。可我就是痴爱走路,有时一个人,有时找一个人一起。而且我并不百无聊赖。我甚至想问他,他难道真的不喜欢美术馆门外的大树吗?
那棵大树上的叶片簌簌落下,像乱纷纷的眼泪。可我个人认为,那天绝不是秋天。那么,叶片怎么会那么猛地落下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千真万确是落下来了,落在A和我的脚边,像最伤感的眼泪。
也许因为走路走得太累,晚上我总会梦见一棵大树:在微风中,绿得发亮的叶片像人的眼泪一样,纷纷落下,纷纷落下,纷纷落下,落下,落下……
高考后八个月(1)
那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没有我说的那么久,只不过是感觉上的久——感觉上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在食堂里猜疑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爱走路的那个时候,离现在遥远得就像南极点一样。我现在自然是比高中里那会儿悠闲多了,可真要说大学里有多么幸福,倒也没什么可说。
我还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我个人认为,至少此生此世,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了。A说我最近走路的姿势比起高中里那段时间来正常了一点。我一听很气,问他凭什么说我以前是不正常的。A说,你不要以为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不是的。我说,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总是在献爱心,不是的。A噎了一下,说,你不要学我说话。
我们这样说着话在我的大学校园里走,(“我的大学校园”——听上去好像很阔气。)经过一个篮球场。刚刚过了正午,冬天的阳光亮得像夏天。篮球场上有两个高个子男生席地坐着,腿叉开,脱了鞋,脚底心对着我们,棉袜子还木头木脑地竖在鞋子里。不大有人会公然对我出示脚底心的,所以我看了有点感激涕零。A在旁边,好像知道我想什么似的,说:“他们不是给你看的。你别乱想。”我转身做了一个踢他的动作,他没有躲闪,像那两个男生的袜子。每次他摆出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样子来,我心中都不由恨恨。可是在嘴上,我却说:“襄没(méi)城,我爱你。”A灿然一笑道:“你不必勉强。”
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高考后八个月(2)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走到他的寝室,一开门,他重复说:“怎么人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深处咳了一声,我们走进去一看,是C他们寝室卷发的Van。我说:“Van在。”Van看到我,点点头。在他的写字桌上方贴了一张法国地图,看得我开心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在心里蛮佩服他的。Van在放音乐,一个有点鬼气的女声充满了方块的房间,然后他在音乐里做事情——感觉真好。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好听。”Van说:“MONO。”
C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我笑笑。我在看Van的微型音响,心里羡慕了一百遍。Van抬头问:“喜不喜欢?”C插进来说:“JVCUX…7000。我眼热死了,他不肯送给我。你要是做他的女朋友,大概他会送给你的。”我伸腿做个踢C的动作,说:“屁!”Van笑笑。
C也走过来,看Van摊在桌上的书。Van问:“看过没有?”C茫然道:“什么?”Van就把书的封面翻过来给他看:邓小平理论。C说:“干什么要看?”Van说:“今天考试呀。不会吧,你忘了?”C跳开去,叫:“啊,不可能!”我插进去说:“你们怎么开学才一会儿就考试?”Van接口说:“这个老师是怪路道,隔几个礼拜就考试,每次考试都要算分数,期末考么没有的。”C很懊恼的一副样子,附和着Van说:“是的呀。早知道就不选修这门课了。”我大笑,说:“好,你完蛋了!”Van说:“晚上6:30到8:30。”C问:“开卷闭卷?”“开卷。”Van回答。C听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还好,还好。”走过来问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站不定坐不定,房间里来来回回,最后从书架上找到邓小平理论的书,说:“我们去找刘舒美。吃饭还是来得及的。”Van说:“嗯,你不错。”我对C笑,又对Van笑。真糟糕。
走在楼梯上,C说:“还好回来一趟,还好Van和我一样选修邓小平理论,否则死定了。”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他笑道:“选修课随堂考,乱七八糟,谁搞得清楚。我今天本来还想逃课的。”我们说着话走出C的学生公寓楼,迎面许多人进门,我随便看了几眼,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难看,真恐怖。”C说:“你看惯了我,当然觉得别人难看。”我笑笑说呸,又说:〃Van好像很灵的么……他干什么起个名字叫Van?”C指给我刘舒美宿舍所在的方向,一边答道:“上网用的名字,他自己喜欢。是法文。法国狂。”
我给刘舒美的代号是B。她在高中跟我最要好了。从前她常常批评我“不三不四”,又骂A是“不阴不阳”。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不三不四,A又哪里不阴不阳。不过我还是跟她非常非常要好,因为她做人真的一点也没有不三不四,很大方很灵的。我们在女生公寓楼下面打她的电话,把她叫下来,劈头我就告诉她C忘记考试的事情。她盯着C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我说:“我刚才也这样问他。”于是我们一起笑了C一通。
我们说,吃饭。三个人走到学校后门去。后门那条路很热闹,颇有以前我们高中附近那条马路的风范。B指着一家店说:“喏,这里——黑店。上次我和同学在这里喝咖啡,被斩得差点失血过多而死。”
我们走到黑店隔壁吃盖浇饭。C说先吃饭,等他出来再吃点好的。我说:“什么叫出来?”B说:“就是考试完了放出来。”C笑看B,说:“嗯,还是舒美了解我,不错不错。”他先替我们一个个把一次性筷子掰开,随后翻开他的邓小平理论书,说:“让我来先看看。”说着就把鼻子凑到书上,嗅了一会儿,抬头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三步走理论吗?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奔向小康,最后走向现代化。”
高考后八个月(3)
我说:“那么现在我们先解决温饱问题。”C说:“等会儿8:30我们去奔向小康。”B说:“那么现代化呢?”C用筷子戳着我说:“你回去的出租车费我来出。”我大笑说好的好的。B看看我,看看C,笑眯眯的,好像我们是她的小孩。我笑着在心里想,B从前高中里就一直是这样的,B真好。
6:15,C走了。走之前他说:“怎么样,你们欢送我吧?”我和B就一起大笑大笑。C走掉之后,B叹了口气,说:“现在又变成我们两个了。”说着我们继续吃饭。
我说:“舒美。”她说:“嗯?”我说:“你和张斓还好吧?不要紧吧?”
B闷声吃饭,把韭菜挑出来扔在桌上。她挑了很久,很仔细地一直挑到一根韭菜也不剩,随即转过脸笑嘻嘻地说:“很好呀。你看我们不是很好?”我说:“我真佩服你们,分手了还那么要好。”
B说:“你知道吗?我从前很要很要吃韭菜的。”我说:“看不出来。”她笑笑,点头说:“嗯。是很要很要吃的。后来喜欢了他,怕说话的时候嘴里有味道,就很少吃了。再后来就变成一点也不吃,根本就不要吃了。以前我对张斓说过的,他说那有什么要紧,就经常给我吃韭菜,分开以后有机会也是这样。他好像要把我少吃的补给我一样。其实我不要吃了。”她说着很烦躁地把盘子一推,说:“不吃了。”
我们坐在剩饭前面,开始说话,一直说到我把一包面巾纸全部撕成一条一条。于是B就带我去兜整个校园。校园里路灯暗朦朦的,杂货店的日光灯虽然亮,却反而显得惨淡。远一幢,近一幢,全是楼房。B指着它们,给我讲每幢楼房里发生的人命案,还有里面住的妖魔鬼怪。B说:“我们只住四年就走了,妖魔鬼怪要一直住下去——所以感觉好像是我们在借鬼的地方住一样。而且我们还一天到晚要在背后议论我们的房东。”我身上发冷,鬼好像刚才我撕的面巾纸,一条一条薄的长的没有骨头的,在我们周围飘来飘去,地上树的影子,一条一条,游来游去。
我说:“怎么没有人的。”B说:“就是呀。我也想不通。平时才不是那么一点人呢。照理说么,刚开学应该都在玩呀。不过这次不对了,一对一对的都到教室里去了。教室里的位子都是要去抢的。要打起来了。是不是都张斓一样要考试呀?”接着她说:“怎么样啦,你?”“什么怎么样?”“襄没城呀。怎么样啦?”我笑道:“不怎么样。”她说:“嘿嘿,旧友新朋么。我们以前班里,你们是硕果仅存的一对了。你们要当心点。”说完,又加上一句:“不过这种事当心也没用。”
B老是喜欢问我和A怎么样了,问起来笑眯眯的。B是最早察觉我和A的人——我还没察觉,她就察觉了。那还是在高中里。那时我烦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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