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委书记- 第2部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

　　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

　　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自我感觉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

　　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

　　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镇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刺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信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儿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千万不要以为当官的这么心细，这么琐碎。其实，在各级办公室里干过的人都知道，自上而下，凡是当官的都犯这种毛病，大家在文件名单排列上、大会座次安排上、出行车辆顺序上以及酒席编排座位上等等场合，没有一个不像女人们那样心细，有一点大家心照不宣的官场规矩和迷信，有时神经兮兮的，并且小肚鸡肠。

　　住室内一切已经准备停当，连炭火都已经燃好。在乡镇，寝办当然是合一的。副职们一人一间房子，只有书记、镇长是每人两间，一明一暗。我的房间，因为是在一楼，前边大树遮荫，后边有高墙挡风，结果风没有了，光也跟着没有了，办公室里大白天也得开着电棒才能够看清东西。好在乡镇的一把手没有几个是能够整天趴在屋子里看材料的，看清看不清没有大碍。暗间卧室里，床铺已经铺好，而且他们想得非常周到，连单、棉拖鞋，红黑两种皮鞋油及刷子等等都准备得十分妥当。外面办公室里，崭新的办公桌很大，是所谓的老板桌，还配了大约是人造革质料的老板椅。

　　这一次从计生办主任提拔成党委委员的赵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桌子是我们计生办给你买的，我为这事请示过刘镇长，刘镇长说，嗯，这回算你学能了！得到他这句话，我们马上就跑到鸭阳买了这一套桌椅，也不知你喜不喜欢？”







四




　　大家都笑道：“行。飞鸿，新书记一到，鸟枪换炮！”

　　稍事休息，已经安排好的全体机关干部、镇直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了。我让县委办贾主任一干人等，留在我的屋里吸烟、喝茶、烤火、说笑话，就和吕士敬书记在刘镇长的引导下去了机关大会议室。

　　到了会场，我请吕书记居中坐，吕书记说什么也不干，并且说，我今天就是代表县委来给你扶到正位上的。我们在台上叽叽喳喳的时候，底下也是叽叽喳喳的。我往下面一看，好家伙！一百多号人，黑压压的一片。前两排是副乡级以上干部，有一二十个，后边的便是镇中层以上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人们都比较精神，也许是对新上任的一把手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吧。会议由刘春亭镇长主持，吕书记郑重地把县委任命我任灌河镇党委书记、县武装部任命我为灌河镇民兵营教导员的两个短文很快念完后，又对我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能力、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突出评价，要求大家配合我干好灌河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接下来，该我发言，当着县里领导，我以为不宜多说，就简短地表了个态，交代刘镇长，由他召集，晚上开一个扩大党委会，会议就散了。

　　从会议室出来，还没有走到住室，突然，从一棵树下蹿出来一个五短身材的小老汉，“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书记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哇！”大家急忙把他拉了起来。

　　我仔细一看，原来这人我认识，是个上访老户。他经常往县里跑，有时还去县委办公室找我的同僚、他的老乡宋秘书诉苦。因为经常见到他，我就认得了这个老头。不过，虽然见过他那么多次，因为他不是找我的，我就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上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究竟要叫我给他做什么主，同时也不想让他给缠住，心想先稳住他再说。我就叫他：“方结实啊，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今天才调到这里，时间还长着哩。你看，现在我还陪着县里的领导，你改天再来找我行不行？”

　　谁知能一下叫上来名字这一招还真管用，他抬起头仔细一看：“原来新来的书记是你呀，好好好，我改天再来找你！”说着，显出一副见到熟人的样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党委办公室主任王世贵对我说：“不光是这老头，这几天，石盘沟的孙国禄、苏国华，果子峪的吴太，这几个上访钉子户都天天来‘上班’，等着见新来的书记解决问题哩，你不要理他们，再来了我们挡着！”

　　我问世贵：“还有没有其他集体上访的苗头？”

　　世贵说：“怎么没有？长胜寺、石楼、兰家河等几个村都在闹着哩。”

　　我说：“哦，看起来，咱镇的水土怪硬嘛。”大家都笑了起来。

　　政府招待所离机关较远，出了机关大院顺着大街往西差不多有里把子地，我们边走边看，一街两行，店铺林立，比较繁华。满街的门面上春联醒目，说明年味儿还没有过去。对于干部们从大街上大摇大摆地去招待所，群众习以为常，没有人盯着看，流露出什么异样的眼光。对于我这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老百姓也许并不关心，“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小镇上常有的事情。反正一时我也看不透群众有什么心态，对自己能否干好这个书记多少欠缺点把握，只是在心里充盈着一点近乎神圣的使命感，那种从小就经常出现的“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所谓英雄气概，在这时候不知怎么就从丹田里向外发散，向上直冲百会、上星，向下周游足三里、涌泉，好像气功大师打通了大、小周天，整个身子都发生了人们看不到的膨胀。忽然觉得自己原来空怀壮志，直至到了不惑之年，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真是人生无常啊。

　　正是：山高皇帝远，风硬水土亲。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五




　　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新班底

　　按肥瘦分工粗用老办法

　　小山镇比不得县城，天擦黑后，立刻有了明显的感觉。十七十八，当时摸瞎，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白天电压很低的电灯“油”没有了，进屋里就得点燃蜡烛。通信员拿着我的茶杯和笔记本上了三楼小会议室，一溜串茶几上点了十几支蜡烛，射出去的亮光给院子勾出了立体轮廓。我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一起上楼。

　　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里可比不得县城，天一黑一准停电，咱们群众给大电起了个名儿，叫‘尿泡电’。”

　　我问：“咋叫个‘尿泡电’？”

　　飞鸿告诉我：“这电一直要停到后半夜，等人们刚好起来尿泡时，这电才能来。”想一想，也真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在黑夜里还真能想出点黑色幽默来。

　　可能是刚过罢年，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召开扩大党委会，所以，班子成员到得既快又齐。

　　退二线的有两个老镇长，周礼让和孔祥顺，都是本镇元老级的人物。周礼让面临退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孔祥顺是个“戏补丁”，哪里有一些纠纷需要排解就临时安排他挡上一阵子。这跟县以上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县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称“退了二线再去上班儿，上舞厅不要包间儿，打麻将不知道吃张儿，回家晚不会编弯儿”为“四大傻蛋”，可见，退了二线再去上班确实惹人讨嫌。在乡镇就不同，一是在职干部人人都有活干，忙得不可开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二是有一些要去捏热铁的烧手事情，叫本地人出面，特别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解决，往往事半功倍；三是老一点的同志，恋位不恋窝，越是快退越不愿意退下来。虽然没有实权，但只要给点工作干，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领导器重，很有面子，再张扬一下自己。这种人性深处的满足感、成就感、优越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意义。因此，如果对这些老同志用得得法，确实能够做一些本来不好做的事情。

　　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领导，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孔祥明，曾经当过镇长，到了当上人大主席时，算是不退二线的退二线，加上患有肺气肿，常年请病假，要不是年龄不到，早就应该退下来了。另一个是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曹思德，正乡级干部，干的却是可有可无的活儿。

　　再下来，就是副书记级别的人员。两个专职副书记是左平奇和井春跃。平奇是前几年从县委办公室下来的，从当副镇长开始，一直熬到当上了三把手，成为管组织的副书记；春跃是从邻近的孟坪乡副乡长调到这里任副书记的，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宣传书记；还有一个县委统战部下派挂职的副书记，很快就要返回原单位，当然，离开之前仍然要参加扩大党委会议；还有一个纪检书记叫牛振山，过去叫纪检组长，现在升格了，副书记格次，排序也往前边移了几位。

　　以下就是几个副镇长：郑东方、华秋实、何付德、赵豫、鲁新慧，还有一个年轻的镇长助理李立进。这郑、赵、李是新来的，华、鲁、何是本地人。

　　鲁新慧是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干部，三十五六岁，人长得不丑不俊，不黑不白，不老不少，算是个“六不女干部”。她的男人叫姜保兴，也在镇机关上班，是一般人员，人很好，有文采，但机遇不济，出力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鲁新慧是从村妇女主任熬出来的，据说工作泼辣大胆，才成为不可多得的女中将才。早些年刚分田到户，公社干部仍然只会抓农业时，她作为公社的妇女主任，下到大队去检查麦场防火，一看谁家麦场里没有水缸，背起人家的桑杈就跑。老百姓没有桑杈怎么打麦？没办法只得认罚，然后立即弄水缸并装满水。

　　华秋实家住灌河却一直在邻近的红庙乡工作，在那里当了十来年乡党委秘书，才熬成了副乡长，后调回灌河任副镇长。到这个份上，上进心几乎没有了，就演变成了一个“酒马虎”，据说，他在喝酒方面，有“四个不论”，即“不论时间，不论场合，不论和谁，不论啥酒”，于是天天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一场酩酊，万事皆休。这个人也有一定工作能力，高兴了干活，不高兴喝酒，喝醉了，不是睡觉，就是回家，经常几天不见踪影，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铁不成钢。我的前任曲书记根本用不了他，多次交锋，终因烂泥糊不上墙而作罢，放任自流。可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挺好，第一个麦天亲自带人到他家帮忙，让他很感动，他就收敛了不少老毛病。这个同志后来真的在处理信访方面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几次大力，有人就说我能叫鬼都推磨了，此是后话。

　　何付德是个老实人，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有点像小品演员赵本山，大家戏称他赵镇长，他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笑。工作上，他是叫干啥就干啥，坐下来很容易扯呼噜，一座楼都会震动。他女人在老家村里当教师，也不知是感情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反正一年到头从不进家。有一次，一个干瘦的女人找到我，说自己是一个教师，要求领导给教办室下指示，解决她多年悬而未决的职称问题。缠了半天，叫何镇长过来把她喝走了，走了以后人们才告诉我，原来这就是付德嫂子。没有女人照料的人，生活就一定懒散，付德的衣服就经常脏兮兮的，他的狐臭、脚臭也是出了名的，一到夏天，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坐。

　　余下的是武装部部长郑春发，党委委员赵飞鸿、马国朝、孔祥贝，组织员刘子世。乡镇企业是乡镇的重要工作，办公室主任升格了，当副镇级使用，所以就地不容易提拔的县直干部，通过这个渠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