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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当领导的想干什么事情，都能够找来道理，甚至是理论根据，不仅为了说服别人，也不知不觉地说服了自己。我也不脱这个套套，反正正好有朋友多次邀请上广州去开心，这广州就去得安鼻子带眼，有理有据了。不信，如果想去新疆乌鲁木齐或云南西双版纳，我也能够说得出理由，让人觉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我俩商量了一下，因为财所所长范聚宝已经跟着我们到过北京了，这次就不再带他。带上新上任的派出所长去，这显然有点慰劳的性质。因为派出所平时跟党委、政府配合得很好，对工作很有帮助。带他去的理由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找出来，有了公安干警参与，办个边防证的手续容易一些，多少有点牵强，也是大家心照不宣、互相理解的事情。虽然不带车，司机小勇也想跟着跑跑，理由是在广州的几个灌河老乡他比较熟悉，便于联络，我们四人成行就顺理成章了。
四十一
安排好工作，择日启程。事前，派司机小勇到鸭阳去，订好了直飞广州的机票。我们在鸭阳坐上飞机时，地面上的温度并不太高，在飞机上，一直处于恒温状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在空中，我看到春亭的脸有点蜡白，咬着嘴唇，以为他有点晕机，看着他一动不动难受至极的表情，真替他担心，后来他脸上的颜色才慢慢地转了过来。
我们看着窗外，下面一片白云涌动，宛如大海茫茫，心里想着农民一到了麦收季节，何等繁忙！我们却在天上奔波，为今天的游乐开心，为今后经济发展操心。这种工作，比起农民来说，还是好过得多，无怪乎写《观刈麦》的白居易老先生说“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了。
一到白云机场，出了舱门，突然成为酷暑天气。我们只觉得一股热浪袭来，好像进入了蒸笼里，浑身流汗。老乡木春奎兄弟二人已经开车在外边等候多时。进了小轿车，凉风习习，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林立，人流车流在南国独有的绿树林荫下穿行，景色与北方截然不同，叫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徜徉在这花花世界里，倒也十分惬意。春亭的话依然不多，这时才惊魂未定地开了腔：“我日他个妈呀，这坐飞机真是快，就是有点后怕！”事实上，凡是初次坐飞机的人大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灌河在广州的老乡不少，很有点成就的就有好几个，木春奎从北京的一所建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东南粤基础发展公司。这是一个国家一级建筑企业，具有修建地铁的资质，在广东省建筑行业属于老大。春奎工作几年后，深得老总器重，先是在工程指挥部干，后来就下到一个分公司去当小老总。当时刚刚开始实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时兴承包责任制，春奎就成为这个小公司人财物全盘掌门人，每年只需给总公司上交可观的利润就行了。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一场飓风，给广东刮去了漫天飞舞的人民币。于是，正赶上大发展的机遇，春奎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孩子，乘势而上，跟着有了长足发展。老话说：“财不露白”，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他的手里究竟积累了多少资本。反正当晚就带我们去吃海鲜，一顿下来，报价一千多元，只见人家春奎眼皮也不眨一下，把我们当时很少见的银行卡递给小姐，去刷了回来，开具的发票，不动声色地撕掉扔在了纸篓里。然后再带我们去桑拿、按摩、唱歌，胜利地开展了一系列醒酒活动，没法弄清楚这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究竟消费了多少钱，有钱没钱，即此可见一斑。
不仅春奎自己发了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在家行三，本来属于小弟，却成了实际上的老大。几年间，分期分批把他哥哥、弟弟以及侄儿、侄女、外甥等一大群亲眷都带来了，分别自立门户，买了几台桩机、喷粉机等机械设备，专门做他的公司附属的活儿，收入相当可观。
除了春奎弟兄外，还有省安全厅的一个处长、公安厅的一个处长等一批部队转业干部，都留在了那里。这几个老乡都是很有办法、行得动风的角色。所以一连几天，少不得宴请来宴请去，舌头喝成了木的，两腿喝成了拐的，脑子喝成了呆的。
当然，我们也并非一味贪玩，乐不思蜀，忘记了此行的主要目的，而是见缝插针，去了德化街、太平镇等几个大型的农贸市场，考察食用菌的行市。
在灌河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吹为“中原名镇”。其实，所有的“中原名镇”，没有一个真正出名的，只有一个县某个镇的乡镇企业做假电料，全国曝光，那才成了“中原名镇”。坐在灌河看世界，正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到了广州，一下子渺小得近乎于无。
广州历史上就是贸易繁华之地，一年两度的春交会、秋交会期间，全世界客商云集。我们考察的大市场，发往世界各地的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光是那食用菌，就有着数不清的名目。而且不论商品属性，还是包装装潢，都叫人惊羡称奇。我们就把能够了解到的、凡是能够人工栽培种植的食用菌的品名、产地、销路、价格、包装、货运方式等能记的都记了下来，有一些干脆买了样品带回来。收获颇丰，感慨颇多，信心也有了，决心也有了，办法也有了。
真正出外转转，除了有一定目的外，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外边的气氛。整个广东省，都是一片经济发展的热土，“岭南春早”，这里自古属于蛮夷之地。在过去交通、通讯都不便捷的久远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原省可资骄傲的地方不少。卞州和朝天州都是古都，离中央最近，所以，形成了上边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下边就会刮风下雨。中原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动荡得最厉害的地方。人家广东则不然，山高皇帝远，等中央的指示传到那里，黄花菜早就放凉了，所以，那里形成了我行我素的好传统，并不怎么听上边的那一套，群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多一点。再加上与世界沟通较易，出洋淘金的华侨数以万计，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经济历来比较活跃。这地方又毗邻香港、澳门，一旦开放，势如猛虎下山，很快就形成了锐不可当的商品经济大潮。每去一次广东，就会感到有一次重大变化，没有一次不感到惊奇。别的不说，就交通条件的变化之快，是那地图印刷所不能赶上的。
其间，我们由于有在广东省公安厅当处长的老乡，所以去深圳、珠海观光当然不成问题。于是，就到中英街转了转。这个地方，我因为已经去过多次，并没有多少兴味，只不过为了陪着春亭他们几个，不忍拂他们的兴头。他们也是满怀兴趣，但是，香港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景不如听景，才那么三两年的光景，这个地方却好像尘封了多少年的历史，大家波澜不惊，连购买一点纪念品的兴趣也不复存在了。
在那里一口气呆了七八天时间，春亭建议说，不能再多呆了。咱们得赶紧回去，筹备夏粮征购工作。于是，我们满载而归。
正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工作为重，返岗才是正理。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十二
第十八章
缴皇粮国税群众太踊跃
征统筹提留干部真费劲
“三夏”大忙，其实是群众的大忙季节，而机关干部忙的真正是夏粮征购。“皇粮国税”是祖先定制，几千年换汤不换药，是维系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到了新中国也不例外。在大集体的年代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谷上垛，麦上场，收打种，上下忙，公社一道动员会，调子很高昂，意义非寻常，生产队里出劳力，扬鞭催马送公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对那种红红火火的场面久违了。
夏征开始以后，我们党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个管理区分成四个时间段，让群众分期分批进粮站交公粮。这个期间，我们又把机关干部分成几套人马，到粮管所去维持秩序。我和镇长在交粮的高潮期间，亲自到站上视察。粮所所长华秋明出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地方上的最高长官，领进临时搭建的交粮指挥部里，敬烟泡茶，生怕我们感到招待得不够周到。
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交公粮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更不要说统率这么庞大的队伍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这些芸芸众生，在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晒干扬净，轰轰烈烈地交售爱国公粮，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负责和奉献精神，心里浮生出诸多感慨和敬意。我对秋明说，你就别瞎忙活了，我们还是到群众中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对交粮的组织情况、为群众服务的情况、仓储情况、安全设施情况，有模有样地进行检查，少不得指手画脚地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粮所工作人员早已安排妥当的。秋明跟着我们，屁颠屁颠地跑，边汇报，边唯唯称是，然后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属人员，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书记、镇长的指示。
到了群众中间，刘春亭镇长戴的一副大黑墨镜，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镇里的主要领导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个面带敬而远之的神情，纷纷避让，空出一条通道，让我们在人流中顺利穿行。
由于灌河镇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全镇人均仅有七分耕地，到了交公粮时，就形成了一大景观：不见车水马龙，只见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数群众推着自行车，驮着半口袋粮食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很少有装满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众提着一个个小学生用的小书包，里边装的也就是应当交给国家的爱国粮了。
我们走在交粮的群众中间，扒住群众的口袋看一看粮食的质量，随口问一些不咸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粮后家里还有多少库存的话，以示对民生的关怀。反正这年头，人们也不缺吃的，他们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个过磅处一片吵闹之声，我就叫办公室王主任和华所长前去查看处理。
过了一会儿，王世贵主任和华秋明所长跑到指挥部，向我们汇报，原来是二岗沟村一个姓明的群众，在交粮时，验质员在他的蛇皮口袋上插了一下扦子，一看这粮食合格，在他的交粮单子上打了一个蓝色戳子，这个群众也不知是慌乱，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粮食咚咚咚咚地就进了仓库，吭哧吭哧地背到上边，呼呼噜噜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来以后，才发现本村别的交粮人还要啰啰嗦嗦地过磅，就急扯白脸地给过磅员说自己的粮食没有称就堆进去了，过磅员白着眼表示，这没有办法，谁叫你不称就入库？他就要进仓库里重新装满再出来过磅，过磅员蛮横地说，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库，就是国家的粮食，“皇粮国库”，你也敢动？！这个汉子难为得哭了起来，一旁群众看不上眼，纷纷替他说话，过磅员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装粮食，于是，人多势众，就大吵大闹起来。
春亭说：“日他妈，真是邪门儿，哪有这种‘二毬’，不过磅就倒进大库的事儿？”
我说：“秋明，你把这事儿处理好，肯定是因为验质员没有给群众交代清楚。”
秋明说：“反正百十斤粮食小毬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个群众先回去，随后另行处理，反正不让他吃亏，这个群众就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就是结算。因为在麦收以后，一年一度的征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就要开始，不管群众交了多少粮食，要钱才是乡村两级干部的硬道理，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恶仗。镇农经站早已把数字算好，任务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于交粮甚少，粮食结算款根本不够完成任务，群众必须自掏腰包，才能把钱给敛上来。这年头，没有几个群众是顺民了，工作量的确很大。老话说“小干大难，大干不难”，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这一块钱抠出来。
可巧，就是在这一年的结算方法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直沿用的是“户交村结”的办法，只要粮食任务完成，一算一扣，其余再去征收就是了，操作简单易行。我们却为今年用不用这个方法犯了不少踌躇。
从广东回来以后，县里就通知我和镇长、抓农业的副镇长、农经站长，连续三次开会，安排今年的夏粮征购及结算工作。其中一次是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的电话会，朱总理要求严禁“户交村结”，必须搞“户交户结”，强调指出，这是“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现在，各种媒体比各级会议还快，这种上级精神，早已通过无线电波，用广播、电视还有报纸、杂志传到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了，正所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我们分析了灌河的实际情况，我就下了话，算是决策。我说，总理的话讲得这么厉害，说明各地确实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小平同志也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灌河的情况而言，用“户交户结”的办法，一家一户，几斤几两地去结算，发了钱再收上来，只能是折腾我们的老百姓。咱们权当是中央的高压电线扯不到咱这山沟里，想碰也碰不上。继续实行“户交村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担起来，真到时候把我拿下来了，咱们刘镇长接任我这个破书记继续干革命！听上去，大有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安排下去以后，并没有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各村群众上访，从来没有人拿着报纸找我们算账，反映这件事情的。
到了收缴统筹提留时，我想起“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班子里同志们商议后，定下一个调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在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文书参加的夏粮征购工作动员会议上，村干部们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部分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结果年年都是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
四十三
我对大家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
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