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总长聂荣臻感到相当累。他要根据前线的敌我态势，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时，为毛泽东代拟作战电稿，待毛泽东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他很快就想到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志愿军人朝参战是至关重要。这时，参谋人员送来东北边防军给总参谋部的电报，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聂荣臻毫不迟疑地认为还是派出好，马上就执笔起草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以待最后批准。
10月3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庆活动的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献旗、献礼致敬。之后，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和吉林延边朝鲜族文工团联合翩翩起舞，抒发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毛泽东观看时很激动，对坐在前排的著名诗人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柳亚子遂即席赋《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呈献毛泽东：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骄阗？
良霄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赶，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井以浩翰的气势表达了新中国各族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坚强意志。
（2）征衣方解的彭德怀又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下午，北京，一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过早地枯黄了。
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德怀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古城：街道都是笔直的，将城市分割成许多规整的方块儿；街道两旁是一些更为窄小的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灰色的四合院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使城市缺少艳丽的色彩，显得古朴而幽静。
汽车从西单牌楼向左拐，就行驶在长安街上。这条7米宽的石板路上，身着新衣的人们熙熙攘攘，大家脸上都焕发着朝气，两旁的建筑张挂着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彭德怀感慨万千他说：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他意犹未尽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哩！当时真想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说着，汽车开进中南海。彭德怀从车内看到，劳动大军正在栽种兵荒马乱时期被砍倒的杨柳，清理野草丛生的花坛，修复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南海，这个新设立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正进行着一次较大的整修工程。
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赶忙下车，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6时了。他快步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从西安赶来，都站起身来并和他握手。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特别有力。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说：老彭，你来得正好。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了，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正在发言，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
彭德怀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猛然发现会场内的气氛非常严肃，使人感到不同寻常。
这天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马上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没想到是赴京讨论出兵入朝的问题。
风尘仆仆赶来的彭德怀更没想到，这次是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
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考虑派别人挂帅呢？
粟裕确实有病。他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但一直在青岛病休。前些日子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很重。
毛泽东回信：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有病。在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然而，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派兵援朝迫在眉睫，志愿军选将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熟诸《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毛泽东正在为选将绞尽脑汁时，突然，有两句诗浮现眼前：
“谁敢横枪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不仅是湖南湘潭的同乡，而且共同南征北战了20多年。彭德怀于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从此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军团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等，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等，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解放了大西北。
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骑兵追击上来。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订方案，设下伏兵。21清晨，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诗送彭德怀，称赞他的指挥才能：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送还毛泽东。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敌人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彭德怀，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1965年9月，毛泽东还曾对刘少奇、邓小平说：“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煮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绩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么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彭德怀的名字。”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从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会议集中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异议。并决定通知尚在西安的彭德怀马上赴京。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此时，彭德怀在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闪着晶亮的光，那宽阔的额头，粗重的眉毛，厚实的嘴唇，还有布满钢针一般坚硬胡茬的下巴，构成粗旷的线条。
这张士兵和将军都感到熟悉的脸，表情总是威严、沉着、自信。
人们平时难得见到他笑。生气时，他还骂人、训人。但人们见了他，并不感到生畏，而是尊重。
他在静静地旁听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的发言。
毛泽东正让大家着重摆出兵朝鲜的不利条件。
与会者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活：“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之前一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对于这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但是，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
散会后，彭德怀住进了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的北京饭店。当晚，他躺在松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以为“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干脆就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
他辗转反侧，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
彭德怀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头天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推倭。他说：“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毛泽东略带感慨他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颐年堂，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讨论。
一向快人快语的彭德怀站起来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短短凡句话，掷地有声。
聂荣臻回忆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中南海，彭德怀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志愿军人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名义出兵。后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周恩来说。
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10月7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