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钱币这种东西主要取决于矿产和冶炼技术,他们的产量并不会因为气候的变化而产生大规模的减产,因此,当粮食是有限的时候,官员又需要俸禄,那么自然而然的,中央政府会采取更节省的方式来发放基本费用,这就是所谓的饥荒年月千金难买一张饼,东汉末年的乱世,前期的时候还能靠金钱狂捞一把,大量的征兵和购买武器,但是后期的话,钱就开始不是不值钱了,是不那么值钱了,那个时候用粮食来大规模交易和交换开始盛行,就像袁术和吕布结亲的时候,袁术送来的是粮食小米,而不是那些笨重无用的铜钱。
不过铜钱还是很有用的,这个时候铁制兵器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的普及,很多时候铜质兵器还是存在的,而用严格规范手续制造的铜币就成了很好的材料来源,而方法也挺简单的,我们拿这个时代的五铢钱来举例子。
五铢钱是典型的圆形方孔钱,而且都是有着金属的保护壁(圆形边框和最里面的方形边框)我们假设这两个保护壁都为三毫米厚度,而钱币本身为一毫米的厚度,那么这多出来的两毫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手段把他取下来,这些就成为了不需要冶炼的铜原料。
铁矿和铁质物品是有严格管控的,所以要是私下里想要干点什么的话,用铁质军械明显不现实,再说了,中国人的伪造技术是出神入化的,有了一个样本以后就可以进行伪造了,虽然铜是买不到的,但是铜钱是可以有的,依样画葫芦,画出来都是可以用的,那些从正规钱币上面取下来的铜料可以用来铸造假币,如果按照五枚完整钱币可以铸造一个假币的换算来看,掌握这种技术的人肯定能够赚大钱。
而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封建时代全都是金属钱币,基本上都是铜币,金属货币再轻巧也是很重的,而这些被夺取铜原料的这些货币当然要比那些正规的货币要来的轻巧,不管是平时买东西还是大宗交易,人们都会第一时间反应是更喜欢用这些假币或者是被取走了铜料的劣币,因为一个字儿——轻,两个字就是方便,钱币一般来说都是不能影响正常的商业交易规则的,虽然这样做确实不对,更是从另一个方面助长了这些不法分子的罪行和野心,但是现在人还没有想出来这种解决的办法,现在的印刷技术还不成熟,纸这种东西现在还能算得上是奢侈品,大规模推广不太可能,所以只能是这样听之任之,最多是使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追查和打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无法完全治好这种政治顽疾,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秩序混乱,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最后成为乱世的又一个诱因,并导致局势的恶化。
因此现在,还是金钱更有诱惑力,粮食与金钱的兑换比例还是钱更占优势,这有些象是现在的货币汇率和金钱与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的换算一样,这个时候白银和黄金也会存在,但是那都不能叫不是主流,那是相当的非主流,这个时候的刚需就三样东西:粮食、金钱和布帛丝绸,就是最简单的衣食住行(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三种鞋子,草鞋,布鞋和皮鞋,布鞋一般不会有,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棉花这种东西,皮鞋只是在脚底的位置加上一些皮子,或者是军队将军们穿的高级皮靴,不要跟现在那些配西服的皮鞋搞混了欧)。
所以现在这些后世被叫“没卵蛋”的这一群人,看过传阅的圣旨以后都有满意的微笑,对于这个安排看来都是比较满意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的觉着曹节,果然会做“人”。
第65章 关于古代中央制度的一些看法 上()
曹节虽然眯着眼睛,但是他的眼神一直在跟着圣旨移动,打在每个人的面孔上,这个所谓的圣旨现在已经全部掌握在了这群中常侍的手里,他的意图取决于皇帝,而实际操作已经全都归这群太监了,他们自然会趁着满朝群臣都沉浸于陈蕃窦武被杀的恐惧的时候,大肆的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人站出来,那就是另一个事情了,不在这群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们从开始贪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顾及身后的名声了,他们现在只是一群不断前行的恶犬,只为了这顿的吃饭,不会顾及明天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不能有后代的他们,并不需要未来。
怎么说那,在史学家的笔下,宦官或许是集所有负能量之最大成的历史群体,他们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不仅造成了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也破坏了行政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即所谓“宦官乱政”。在职业官僚眼里,宦官几乎要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负全责。但是从人权上来讲,他们也只不过是在错误的人权制度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产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生下来就想要当太监啊。
那么宦官制度到底是长寿基因还是致命毒瘤那?这就是下面要提到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说,我认为,两个其实都不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制度的产物,一个本来不该存在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宦官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当时主要负责杂役、传令等内务工作。宦官政治则从秦朝才开始出现,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作为制衡朝臣的对立集团而存在。最早的宦官全部都是奴隶,大多数都是罪犯和战俘,他们自然身份十分低微,也绝对会被别人看不起,不管男女。宦官也由负责皇宫的勤杂工变成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宦官政治主要集中在汉、唐和明三朝中后期,史学家们把这三个时期一致描绘成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把三个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宦官专政。但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先后存在过48个王朝,其中汉人建立的寿命200年以上的王朝仅4个:汉、唐、宋和明,竟有3个是宦官政治最为严重的王朝。如果宦官政治是封建王朝身上的毒瘤,那么其余44个没患这个肿瘤的王朝却早早灭亡了。这个历史数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邪乎?
那44个短命王朝中也有不信邪的皇帝,三国时的曹丕显然就受了东汉以来宦官被妖魔化的影响,开国后第一项新政就是废除中常侍这个专为宦官参政设置的职位,同时严禁宦官干政,只能从事皇宫勤杂事务。曹丕还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简策上,珍藏于石室,等于把“宦官不得干政”写进了宪法。而他之后的魏国皇帝们也确实严格执行了他的遗命。
但历史却和曹丕开了一个玩笑,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魏国不仅没能长命,反而只活了46年,关键原因就在于皇帝缺少对朝臣的制衡力量,一旦产生司马懿这样的强势权臣,朝臣队伍就几乎全部倒向了权臣集团。
相反,汉、唐和明这三朝恰恰就是在割了宦官政治这个所谓的“毒瘤”后迅速灭亡,关键原因在于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我们前面提过,其实在中央政治中,四种权力一直在并存,外戚宦官和朝臣围绕着皇权开始勾心斗角,并且有起有落,但是从未消失。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继位,皇位能顺利传承,完全靠控制着外戚、宦官和朝臣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以袁绍为首的朝臣联合,试图铲除宦官集团。最后外戚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政治平衡被打破,董卓进京以后中央政权迅速瓦解,中国进入了从群雄逐鹿到三国分争的动乱时代。
但是这里并不是我要替这群曾经灭绝人性的家伙来辩解,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是历史上必须消灭的群体,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群家伙既然能够存在到封建王朝的灭亡,那么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需求点,而这个需求点就是经济的发展和王权的出现以及婚姻制度的一个进步。
首先,经济必须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很多的剩余财富的话,不会有人花钱养着这样一群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剩余财富,王权已经得到了强化,国王或者是皇帝有了能力享有普通人无法享受的财富,比方说在男权社会的封建时代,女子就成为了一种财富,而人是有很高的独占欲望的,而这种欲望的来源除了基本的人性之外,还有就是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开始逐渐普及(三妻四妾那种东西只有可能是富裕之家,普通百姓自然而然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不过还是提供了那种可能性,在这种制度下,男女都会有独占欲,同时,也因为三妻四妾的可能性,人们也会有拥有更多的欲望,这个是不可否定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皇帝自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私人“财富”,但是宫廷之中会有一些重体力活儿,这些事宫女无法达到的,这时候就必须需要一些男子,但是出于身为生物想要繁衍的本能原始欲望,这个是不可避免地,那么就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照顾到实际需要,又不会触犯自己的实际利益,阉割繁殖能力就是一个想好的办法,这一点我本人知道的就是关于牛的,耕牛要是想要老老实实的话,就必须避免公牛发情期这一项,因为有发情期的话,不仅要错过关键性的春耕,还会有不可避免地伤亡,终于这项技术被人类应用到了自己的同类身上,人啊,何苦自相残杀那?
第66章 关于古代中央制度的一些看法 下()
在《通典职官十六后妃》记载“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先不考证是否准确,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多少配偶。后来民间俗称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君主们后期使用这些宦官参与朝政也是有原因的,两个原因:1、宦官身处宫廷,更方便差遣,可以及时执行皇帝命令。2、宦官大多出生低微,比大多出生于世家贵族的普通官员更容易控制。而且人肯定是本能的信任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皇帝在宫中出了接触后妃们,就是接触太监,还有少数的外戚和帝师(老师这一项也不可忽略,不少皇帝都曾借助过自己老师的力量,像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和光绪,这是大众一般熟知的,因此古代皇帝在给自己的后代们选择老师时都是非常慎重的,所以能够施加影响的除了宦官之外还有帝师。
但是还有一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共识,这就是严师出高徒,老师越是严肃严厉,好像这个老师的教学水平就高,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高学问并不能与高的教学质量挂钩,即老师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不一定就教的好学生,而且在封建社会,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臣的生杀予夺,因此帝师这个职业看起来尊贵无比,其实比一般的大臣还要危险,因此每个帝师上课的时候其实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那一句话说的不对,皇帝眉毛一皱,全家的性命就都没了,所以帝师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能让皇帝产生亲近感的人,像是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师徒两个人关系其实搞得很差的,证据就是后来张居正被万历皇帝给挫骨扬灰了,真的是好惨的。
那么就出现了新的点,这个点就是宦官,因为宦官和皇帝是十分明确的主从关系,宦官只有通过讨好皇帝,才能够获得继续发展的本钱和上位的机会,因此宦官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讨皇帝的欢心,俗称——拍马屁,只要拍马屁拍得好就好了,起初,宦官制度是为了防止君权的弱化。但随着,宦官制度的确立,宦官参政制度化、合法化。这是宦官制度产生的重要标志。从这以后,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从内廷向外朝不断延伸。直到明朝的时候宦官制度发展到极致,明代对于太子妃的挑选上上是有父母,但是没有兄弟,这基本上是消除了外戚势力,而由朝臣组成的内阁,却又要受到宦官组成的司礼监的控制,相当于是朝臣这股势力位居在宦官之下,能不能呆在内阁逐渐不是皇帝说了算了,反而是宦官说了算,这就导致了原来的三股势力成了只有一个,和宦官制衡的力量被进一步弱化,因此明代后期出现了宦官一家独大的现象,最典型的家伙就是魏忠贤。
宦官制度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未暴露出太多的东西,但是当时间进入秦朝,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同时也是最短寿命的几个帝国之一,就出现了赵高这样的人物,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流传了千年,也是展示了那些政客们的独特手腕。这也是最初宦官登上中央权力宝座的证据,在赵高将大秦帝国最后一点儿的精气神都消磨掉以后,中国的历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大汉时代,宦官的权利逐渐扩大。汉代,宦官的权利主要有参与朝会、察举人才、干预司法、统领禁军、监察军队等。这时,中国的宦官制度的主体终于完工了,宦官制度真正产生了并确立,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中央政治制度也得以完善,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之中,宦官这一群体永远是没办法避开的一个群体,但是宦官并非全是负面,像是汉代的蔡伦,明朝的郑和,他们都为后世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好的样子,但是不得不说这样的太监例子也太少了。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设想,太监也是属于人的群体,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合适他们的位置,这使得他们畸形的身体后面又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灵魂,这才使得悲剧发生了,而且像是这种执掌中央的人群,他一旦开始出现问题,肯定会是全国范围内的殃及,因此,对于权力,我们怎么能够不慎重。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主阶级掌握权力。统治者在远比原来西周的奴隶制优越的制度基础上,可以更加自由地扩建后宫,增加自己的后妃数量,从而形成完善的后妃制度和宫殿制度,宦官制度自然也随之正式确立下来。为什么其他文明不足以产生像中国这样的宦官制度?正是因为它们的不存在那种制度基础。在奴隶制的基础上,阉人只会在贵族阶层中得到应用,但是难以持久。宦官制度在奴隶制下的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而在封建制的制度基础上,宦官制度产生了。宦官制度是和封建制度相配合的一种制度。中国率先进入了封建时代,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宦官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在封建化的改革中,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为了服务于封建化的主题,宦官制度在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地努力中产生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有其原因,也有它存在的土壤,它只是古代中国众多政治制度中的一种而已。虽然是危害性很大的一项政治制度。在探究宦官制度产生原因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宦官制度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束缚。这种制度是一种完全不可取的糟粕。这一制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设立中央制度时,千万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宦官制度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独享众多后妃的私欲而出现的,因此制度和法律这些规则的制定,一定要严格遵从公心,服务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这就是这一中央制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第67章 出发 散散心()
曹节看向了王甫:“王甫大人,陈蕃家的那个小崽子陈逸,窦武家的那两个黄毛臭丫头还没有抓到?”刚才还在狂喜的王甫闻听此言,脸色刷的一下就变白了,然后强装作镇定,语气颤巍巍的说道:“曹大人您就放心吧,那三个小毛孩子,一定会落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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