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 第7部分

我在这儿。我活着（1）


　　我发现，对您来说，只有写作是重要的。我完全弄错了，爱情从来就不存在，那都是被书逼的。我对您来说一钱不值，是个窝囊废。真的。
　　1996年3月3日前的几个星期，您曾说：“对我来说，死，没什么，但对您来说就严重了。您会发现，没有我，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几乎难以忍受。”
　　是的，确实很艰难。远不止艰难。您呢，没有我您怎么办？怎么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生活？我不知道。我呆在这个越来越脏的房间里，我不再下楼倒残饭残菜，房间里已经有臭味了，有苍蝇，还有小虫子。我门窗紧闭，不再去报亭买报纸。算了。只有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每天晚上七点左右送东西来，一碟菜，两瓶红酒，还有香烟。我用信用卡付款。卡还能用，里面还有钱。在这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空酒瓶，多得我不时地摔跤，在酒瓶上滑倒。我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我等待着。您的脸慢慢地开始消失了，但我全然不知如何结束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再想象，酒弄得我昏头昏脑。我胃疼，火辣辣的，想吐，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脏东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您在蒙帕纳斯的那个洞穴里，在那个墓中。没有任何人照料您，这我可以肯定。那里会变得跟我这里一样，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我得出去。我许诺，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利普大厦前面搭出租车，我要穿过马路去那儿。这没什么，我做得到。我有墨镜，不会有问题的。准备外出的时间拖了很久，后来，又不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下不了楼梯，我会摔倒的。我去不了公墓，哪儿都去不了。我留在房间里，重新睡觉、喝酒、抽烟。我等待着。什么也没等到。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7月30日，我说，既然我没能自杀，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既然我不会饿死，仍然活着，那就是说我应该活着。我活着，根本不想自杀，我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真蠢。突然，我讨厌起这种蠢举来：竟如此生活在这种肮脏之中，生活在这种垃圾里。要一块白汁小牛肉，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洗澡，洗头。做完这一切后，我又恢复了原样。变得很突然，很明显。
　　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流着泪，说：“来看我吧。”她第二天早上就来，和我的继父皮埃尔一块来。他们从洛特－加龙省开车来。我预先告诉他们：“我重了二十公斤，三个月没刮胡子，浑身发臭，得扶我下楼。”母亲说：“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其他什么都没说。晚上，我开始刮胡子。之所以决定刮胡子，是想让人看起来更像样、更像个人一点。还想得到刮脸，证明这个人还可以。我花了很长时间，首先用剪刀剪，然后用剃刀刮。我在浴室里照照镜子，认出了自己，我还活着。母亲要来了，1996年3月3日以后她就在等这个电话。她知道我活着，她要来看我，几小时以后就到。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是个宠儿，绝对的宠儿，没写字，没写书，没写故事。像识字之前一样可爱。在我诞生之前，在字诞生之前。写作，这真没必要。文学其实一钱不值，不应该搞文学，应该干别的事。您在每本书中所干的，您现在仍和我一起做的，正是那种事。运用文字，忘记文学。达到如下目的：真实。爱情。对您和对您的书来说，我应该都是最可爱的人，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要别的任何人。我接受一切。我和您在一起，只和您在一起。您为我而生。胜过任何人。所有的爱情故事，全世界所有的爱都将经历那种爱。哪种爱？什么爱？我不知道。不应该知道。不应该把它讲出来。
　　1998年7月31日，上午九点，母亲到了。我们拥抱。皮埃尔提着两袋脏衣服，发臭的衣服，我关上门。我走下楼梯，我能走。我惊魂未定。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走路了，汽车停在楼下的门前。汽车发动了。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我们穿越法国，前往洛特－加龙省。我张望着，张望着。看着一切。后来，在高速公路边，我吃了一个火腿奶酪三明治。很好吃。面包是新鲜的。好吃极了。我好像听见您说：“您看，这并不是太难，饿了就吃，您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您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就像现在这样。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没必要自杀。那是幼稚的行为，因为无论如何，死亡是存在的，所以别去惹它。没有意义的。和您母亲一道呆在家里吧。您会好一些的，您会写作。您会写我，我跟您说过这话，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我是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跟您生活在一起。’行的，您会把它写得非常好。很容易写。我敢肯定。但首先应该好好吃，好好睡，忘记一切，忘记我。是的，就这样做。以后，我们将更多地在一起。这一点我敢肯定。爱情将更加深厚，它像我应该能写出来的一本书中的爱情一样，这本书我早就写出来了，您还记得吗？所有这些书，我都无法忘记。那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啊，多么了不起的爱情啊！就像生活中的一样，好像它从未结束，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这样跟您说，扬，事情没完。别再哭了，这没必要。来吧，我们去奥利机场逛逛。我很喜欢奥利机场的夜晚，当飞机不再起降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很喜欢通往奥利机场的地灯。您看，那条地灯的弧线。”
　　我看着。我们穿越法国，来到了洛特－加龙省。我们甚至看到了标着杜拉斯村名的路牌。我们置身于葡萄树中。我们来到了阿让1。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在那里休养。母亲在那里照料我。我呆在她身边。我出去散步，沿着运河走。我能走。我走着，不那么害怕了。会好的。我远离了恐惧，开始阅读。我读于连　·　格林2的书。我可以阅读了，能够读懂些什么了。行了。我开始说话，和母亲说话。她听着。我们俩一起大笑。我们开着玩笑，一起做饭，一起玩。她也好多了，因为我在那儿，因为我没有关在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死去。不，我没有死。我睁开眼睛。儿子没死。还没有死。我又开始给某些人打电话或写信。
　　我说着同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我活着。
　　我在看一本书《忧郁I》。作者是个挪威人。书中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我都能写出来。我打电话到卑尔根1，我问：“您就是乔恩　·　福斯吗？”他说：“是的，我就是作者。”“我是拉尔斯。我是埃莱娜。”拉尔斯疯狂地爱上了埃莱娜。拉尔斯总是提着两个十分沉重的手提箱：他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住在哪里。不知道把那两个沉重的箱子放在哪里。
　　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到图卢兹附近的一个乡村。我去看一个女朋友和她的儿子。我不敢乘火车，我坐出租车直到拉巴斯唐。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奇迹：巴尔塔扎尔。那是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也许就是那个灰眼珠的小男孩2。也许就是我。我立即就认出来了。他独自跟母亲生活在乡村里，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独自生活在母亲和父亲的爱中。他每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要给在巴黎的父亲打电话。那孩子不仅仅聪明，不仅仅有天赋，不，不仅如此。那孩子十分漂亮。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想说出来，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不想给人以痛苦。同样也不想让我痛苦。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他很羞怯，这是他随时关心别人的结果。他不想以牺牲别人、反对别人为代价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保持善良，不想作恶。他不会作恶的，但有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损害别人，所以，他很小心，小心自己，小心别人，小心我，小心他母亲、他父亲。他在那儿，已经不知所措了。他很孤独，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但他一点都不忧伤：他爱这整个世界。他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天真。
　　我非常喜欢这孩子。我爱他，我不能把这话告诉他，我会写信给他。这更方便，我会写信给他，就像写信给别人，给我自己一样。
　　您喜欢这孩子，喜欢巴尔塔扎尔。我跟您一起喜欢他。我们一起看着他。我们为他担惊受怕，我们看着他的眼睛，他那昂得高高的脑袋，“80年夏”的那个男孩的脑袋。


我在这儿。我活着（2）


　　后来，1998年11月16日，我走了。我决定回巴黎，我离开了洛特－加龙省，离开了阿让这座城市。您父亲曾在那里的师范学校上学。我一直到了杜拉斯镇，看见了普瓦蒂埃的那幢屋子。那是一座废墟，就像《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中描写的那样。院子里种着一棵树，墙还在。这棵树已侵入毁坏的屋内。我去了公墓，看家庭的合葬墓。上面写着您的名字。公墓在田野当中。四周静悄悄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好了，我独自作了这趟来访。在您去世之前，您曾想回来看看您父亲的坟墓：“扬，我们要去一趟，我求您了。我想再看看那个地方，那个乡村，我父亲孤独地死在那儿，远离我们，远离我母亲，远离他的孩子们，远离我。”而我却不想作那趟旅行。我第一次死不让步。我怕您死在旅途中。几个月来，您虚弱极了。每天，我都觉得是您的最后一天。每天早晨，您还活着，这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看见您死在外面，死在路上，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呆在这个套间里，独自跟我在一起，只跟我在一起。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具躯体死去。我不让您跟外界接触。我知道这其实没有必要，您已经忘了这个世界，您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您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和我呆在一起，我们互不分离，我和您一起等待真正的死亡。我们只等待死亡，其他什么都不做。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分心。我们不知道3月3日将是个好日子，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不知道离这一天没剩几个星期了。我们还以为会一直拖下去呢！我有时真相信您是不会死的。您肯定不会死，您不会扔下我，扔下这个世界；不会停止写作，停止张望；不会不看巴尔塔扎尔，不会不再看我。有一天，那是1996年初。您说：“杜拉斯完了。”我没说话。我不想说什么安慰人的话。假话是行不通的。必须永远说真话。您说：“完了，我再也不写了。”我斗胆回答：“这本书，应该把它写完。这本要消失的书，我们把它继续写下去。”您看着我，然后说：“不，完了。这您知道。”
　　我低下了头。
　　两人都沉默了。
　　那趟杜拉斯之行，我只身前往，没有您。请您好好原谅我。1996年3月3日之前，我不想带您去那里。您可不能死在旅途中。可事先谁知道呢？我怎么敢面对这种丑事：杜拉斯死在路上。不是死于车祸，不，是正常死亡。不这么说又怎么说？一个疯子陪着她作这次旅行，那个疯子不知道死亡已近在咫尺。
　　我不是疯子，您也没有死在法国的道路上。您在圣伯努瓦路五号家中的床上，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臂，紧紧地抓着，直至早晨。没有人看见这一幕，除了您，除了我。我们看见什么了？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发现您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您停止了呼吸，从此以后，您的躯体再也不动了。就这些。
　　您在哪儿？
　　我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您会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还有别的时空吗？我们不能想起那个词：永恒。那只是个词，被用滥了。那只是个词。然而，我们能发现词中某些真实的东西，有时，是短短的一瞬，极短的时间，几秒钟，甚至还没有几秒，那还是偷盗来的。事先谁也不知道。没人通知，但它却存在。我们相信了。这就完了。很简单。
　　3月3日的前几天，您坐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您不看电视，您几乎什么都不看。我坐在那张布满坐垫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中的画面。突然，您站了起来。我没有动。您站着，靠着扶手椅。我在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我看着您。后来，您想走到桌边去，就在那时，我看见您的身体倒了下去，很慢很慢，动作极慢。我冲了过去，就在您的头要碰地的一刹那，我用手托住了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到地上。在我用手托住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地的那一刹那，您看着我。那目光分明在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我知道您爱我。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永远不会彼此相忘，永不分离，就像现在这样。
　　“您没办法让我长生不老。您无能为力。我也同样。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躲不过死神，我很想和您呆在一起，再呆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没什么，您知道。这没什么。”
　　您的躯体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这说明什么呢？人不在了。那又怎么样？我还活着。我在想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没有别的什么要说。无数读者，遍布全球。孩子们也开始读了。很喜欢。就像第一天那样。
　　我又重新开始想您，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一点：想念某人，想念您，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想念？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回忆，没有任何痕迹，没有时间，只剩下爱情，也许这就叫想念。这个要创造的词，是不是在它存在之前就能写出来？
　　“不，不可能的。这不能写。求求您了，让我安静点吧！听到这样的事情很让人厌烦。来吧，我们到外面去，去勒阿弗尔。我们去看海，看船，看海鸥。这对您会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去开车吧，我等您。”
　　是的，我们去了勒阿弗尔，一路唱着《蓝色的月亮》。这首钢琴伴奏的歌，在诺曼底的道路上，在全世界的道路上，人们开车时都唱这首歌。您和我也在那辆车里震耳欲聋地唱。“《蓝色的月亮》，是的，扬，我们唱吧！”我唱走调了。管他呢！我们唱了几个小时。后来，必须回去了。得干活了，得写书了。最后一本书。
　　8
　　您经常说（事实上，有时是这样）：“您不用写作，不用干这活，多幸运啊！”
　　我没有任何义务。我拥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可以什么都不干，一丁点儿事都不干。没必要干。一切都正常，不必改造世界，改造人。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漂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是完美的。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真正地看看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上，人人都将各得其所，安居乐业。有时，我觉得世界上并没有恶。作恶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人们不懂得爱，仅仅是跟某个人生活在一起，和您也行。这下把您惹火了，您气得发疯，说：“我们不能这样呆着，什么都不干。这太难了。让人要自杀。我曾试过，我受不了。我写作，我拍电影，写剧本。我不能呆在那恶魔般的电风扇下，像在加尔各答一样。我不是安娜－玛丽　·　加尔迪。不，决不是。是我创造了那个女人，谁想要她就可以要她，这个贫穷的女人献出了自己，关在加尔各答的法国官邸当中。是我写的，这个女人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愿意取代她，成为她。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写她的人。仅仅如此。是我把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关起来的。在书中，她是欧洲音乐的希望。您也是我创造出来的。没有我，您一钱不值。您就是那个灰眼珠的男孩，您就是阿加塔的兄弟，您就是‘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