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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令狐教授一再强调：他当初考医实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我能够体会出：已经当上主任医师、医学教授的令狐恩强，虽然嘴上抱怨，实际内里充满了感激。他稍稍停顿片刻，又说：“当然，我父亲反对我学数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担心我学数学后，性格会变得更孤僻。”
“让我说，你当上军医是命中注定。”我诡谲地笑道，“想当初，你们令狐姓的祖先魏颗，就是春秋战国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而在唐高祖年间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又是北周的大将军。所以从血统上看，你能够考上军校、当上军医，也是你家祖上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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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设在西安。令狐恩强到西安报到时，年龄只有十七岁。
十七岁花季，本该是无拘无束的多梦年龄，与肃杀严明的军规军纪似乎相距甚远。尽管令狐恩强进校前还有些不大情愿，但他一旦穿上学校发的那身从里到外的新军装时，忽然感到一股勃发的英飒和博大的使命感。
令狐教授说：“学员的军装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装，尺码肥大，并不合身，而且要经过两周军训才发给我们红领章。那两周我们天天踢正步，练刺杀，盼着早日戴上红领章。两周后，学校举行了发领章仪式，我们神气得就像军官接受军衔。”虽然令狐恩强生性内向孤僻，不好打斗，但是他一穿上绿军装，就感到自己变了个人。战士装，红领章，不仅使他显得英气豪迈，而且让他听到了神圣的呼唤。
学员宿舍是幢四层楼，令狐恩强住在二层。十平方米的军舍简陋整洁，六个男生合住一室。学员们要将统一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教导员经常进门抽查，稍有不整，就是一痛严厉训斥。好偷懒的学员干脆将叠好的“豆腐块”用针线缝好，睡觉时宁可不搭不盖。校园里只有一个澡堂，男女学员隔日轮用。不过只要不是冬天，小伙子们便可以大呼小叫地在宿舍楼内的盥洗室冲凉。
宿舍楼下是大操场，是学员们平时“放风的地方”——集会，操练，散步，嬉闹，天气好时，周末能放两场露天电影。放映机就设在宿舍楼二层的窗口，令狐恩强和舍友们不用下楼，就可以享受“主席台”的位置。军校里放电影大多回避爱情，不是《渡江侦察记》，就是《奇袭白虎团》，再有就是《南征北战》、《苦菜花》，以免拨动男女学员的“利比多神经”。不过回想起来，令狐恩强并不抱怨：凡事一分为二，有失有得，禁欲的军校生活不仅培养了他们很强的自控能力，更为后来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说起医学，其实对令狐恩强并不陌生。他爷爷是个“药罐子”，由于患有慢性病，一天到晚离不了药。老人以前做小买卖，见过世面，经常从各地带回稀奇古怪的中草药，然后照着医书上配方琢磨着吃。令狐恩强记得，爷爷曾将蜂蜜跟核桃仁混在一起炼成胶冻治咳病，他经常趁爷爷不注意时偷嘴吃。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糖果，爷爷的药就跟冰激凌一样甜。
恩强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纸页泛黄的《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出版的线装书。他有时偷出来胡乱翻翻，并且一知半解地学两招，有时还搞点儿“小发明”。比如说，恩强小时得过癣病，一到二三月份就开始起皮，先是奇痒，后是刺痛，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在癣上涂酒精，结果烧得皮肤通红。他小时还患过脂溢性皮炎，头上有的地方结了痂。当时还没有各种药效的洗发水，就连香皂都是奢侈品。于是，恩强像一个偶发奇想的炼丹士，将拣来的牛角在瓦片上烤干，然后在石臼中捣碎，研成粉面儿撒在头上，再用缝衣针点刺头皮，直到出血。结果虽不灵验，但也算他生平所做的第一次临床实践。
十七岁本该还是天真少年，可是十七岁的士兵应该告别少年时代。“部队是个大熔炉”，令狐恩强对此最有体验。在他大学读书的五年里，身边发生过两件震动全国的英雄事迹：一个是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另一个是轰动一时的华山抢险。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
张华是黑龙江人，1979年考入四医大。1982年7月11日，二十四岁的张华正在西安康复路南口散步，忽然听到“救人”的呼喊，一个掏粪老农掉进了粪池。张华立即扔下挎包和相机跑过去，一把拦住一个正要下去救人的老伯说：“你年纪大，让我下！”说着纵身跳进了粪池，结果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张华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激烈辩论，也使象牙塔内的令狐恩强突然意识到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对个体的期望。
时隔一年，1983年5月1日清晨，正在华山春游的一百多名四医大学员突遇险情：十几个游客像石头一样从“太华咽喉”的千尺幢翻滚下来，任建军、王强等学员冒死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十几条性命。与此同时，另一批学员在百尺峡的悬崖边筑起一道“身体护栏”，疏散游客。还有些学员以超人的毅力连成一条肉体传送带，将遇险游客抢救下山。尽管令狐恩强未能亲历抢险，但是校友的精神感动了他。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呼唤英雄”，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仍可蕴涵伟大的意义。这种和平时代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令狐恩强的军人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他后来的工作态度与生活理念都影响至深。
时隔二十年，当功成名就的令狐教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他特意敬谒了竖立在校园内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纪念碑”。时光流逝，景物更迭，似乎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想起。也许生活并不存在遗忘，所谓的“遗忘”，其实是一种铭刻式的沉积。
在昔日校园里，令狐教授与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并肩漫步，谈笑风生，不时与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员擦肩而过，看着一张张单纯明朗、未经挫折的笑脸，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过这般青春的岁月和激情。那个年龄的人，总是盼望能快点儿成长，早日成材；等到真过了不惑之年，当了主任、教授，人们这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的幼稚，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阳光下，教学楼的玻璃熠熠反光，空气里，他隐约嗅出一丝与植物或土壤气味相掺和的福尔马林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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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它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1954年它与第五军医大学合并，而五医大的历史要比四医大更早，其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创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四医大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就连学校解剖室的尸体储存量，也都让兄弟院校刮目相看。令狐教授说：他入校时，解剖室里居然还有已经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尸体！那些成年累月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的尸体，由于蛋白变性变得又黄又硬，不仅没有光泽，也早已失去了弹性。解剖课上，锐利的手术刀划下去，如同在割轮胎的胶皮。
说到解剖，我顿时找到了可以引起共鸣的兴奋话题。原因是，我和令狐教授不仅年龄相近，而且我也体验过六年的医学生经历。对于学医的学生来说，解剖课都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面对死尸，要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惧。
我读大一时，一个小组解剖一具尸体，每个小组都是三男三女。记得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尸，顿时引起临近小组的嫉妒。他们分到的是个干瘪老妇，不仅解剖起来不美观，而且器官成比例的小，皮下脂肪不成比例的厚，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最恐怖的是，所有尸体的眼皮、鼻翼和嘴唇都被割掉，想必是怕万一遇到相识的亲友。所以每次上课掀开遮尸的油布，都会看到那张鬼笑的嘴脸。
令狐教授听了频频点头，并说他解剖的尸体比我说的还要可怕：整张脸没有皮，面肌暴露，牙龈外呲，眼睛像弹球似的鼓鼓地瞪着。“带我们实习的是一位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副教授，他教学严谨又乏幽默，还经常给学员讲恐怖故事。他说他带过一个梦游的女生，在宿舍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夜里梦游到解剖室铰死人肉吃……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天黑不敢进解剖楼。”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看到死尸时并没觉得害怕。但当我看到尸体上挂的编号牌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解剖的是个80年代死亡的年轻人，死亡年龄和我当时的岁数相同！十七岁，我还是头一次面对生死，对死亡我还从来没有过概念。”
我接着讲：我们刚上解剖课的几周还谨小慎微，课本要包上好几层书皮，操作时总要戴胶皮手套，稍有不慎划个小口儿，都会跟老师要一副换上。那段时间，香肠、火腿之类的熟肉绝对不吃。但是没过三个月，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手套不戴了，因为隔着层胶皮缺少质感。香肠、火腿不仅照吃，解剖课本上也不再包书皮了，直接摆在开膛破肚的尸首上，纸页被浸得油黄透亮。原先满脸苦难的女生也变得兴奋，用镊子捏着刚割下的睾丸和附睾给老师看。
令狐教授听了哈哈大笑，畅笑之余又颇为遗憾，因为他读书五年都是在“光棍儿班”，没有女生，自然没能体验到与异性同窗的妙处。一般来讲，医学院校的男女生比例各占一半，因此学生们的心态和悦，阴阳调和。比如北医，只要一办周末舞会，北航、北邮、钢院甚至清华的小子们都往北医里钻。北医的男生不仅开花较早，而且还习惯对异性挑剔。四医大的情况就不同了，从招生开始就阳盛阴衰。令狐恩强报考那年，招生不管考分高低，录取比例一刀
切——“九男一女”，山西全省只给了四个四医大名额，报考女生多达七百人！结果可想而知，男生人数招不够，宁可降低录取线，结果让高分的女生之间自相残杀。
四医大各年级属于正团编制，年级为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有百十名学员，九名学员组成一班。他人学那级，医疗和口腔专业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四名女生。令狐恩强所在的班是清一色的光棍儿，不要说谈恋爱了，平时就连个异性的影子都难见着。即便哪个小子艳星高照，幸得一女，但只要被队领导发现，就会“棒打鸳鸯散”。
“我们年级有个很俊的男生，观念总比别人前卫，”说到这儿，令狐恩强回味似的笑了笑，“军校管理很严，校内禁止跳舞。他就在宿舍里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抱着凳子自己转圈儿。呵呵，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即便前卫，也不过如此！还有同学偷偷到其他大队找女同学，结果被一脸严肃的老政委撞见，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可以这么说，直到毕业我们都不懂爱情。”
事实上，大学时代的令狐恩强心里偷藏了心仪对象，是他的小学同学。女孩也学医，但不与他同校，两个人鸿雁传书了好些年，毕业以后结成了伉俪。不过令狐教授解释说：“那时我们的思想都很单纯，虽然一直保持通信，但还算不上真正恋爱。确切地说，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或拘谨的友谊。”
总之，军校生活如同寂寞修行，青春的欲望在体内分泌，但只能转化成专业学习的动能消耗掉。尤其是大学生活的前两年，令狐恩强是在“准军营”里磨炼的；直到进入临床见习，他才算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
令狐恩强的见习医院位于西安“霸桥”的纺织城内。医院附近有农田、砖窑和硅酸盐厂，也有张华牺牲的那类化粪池。闲暇时，令狐恩强经常沿着“希望乡”的麦地田埂轻快地慢跑，阳光，田野，草叶，清风，金黄的麦浪，泥土的气味，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或许，这就是他大学时代最浪漫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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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真不是那么好当！学员们接受的军训虽不像正规部队那样系统，但对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怎么也要脱一层皮。每天早晨点名出操，晚上点名睡觉，即便熬到周末，星期天下午四点还要点一回名，学员们几乎没有自由时间。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军医大学员要上半年的军事医学课：扛着背包、行李，带着干粮、水壶，从西安出发，行军几十公里到咸阳，接受各种实战演习。令狐恩强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地形学”，学员们不仅要学会如何看军事地图，还要根据军事地图判断地形，并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在崇山峻岭里寻找指挥员指定的目标。令狐教授说：“现在是和平时代，也许我在军校训练的技能一辈子也没机会用上，但我仍觉得很有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训练了体能和技能，更是心理素质上的生存训练，是对自信心与承受力的强化训练。”
除了进行实战演习，学员们即使梦中都要睁着一只眼。学校经常在半夜三更搞紧急集合，要求学员在发布集合令后的三分钟内赶到。
“只有三分钟啊！你知道三分钟的概念吗？”说起半夜的紧急集合，令狐教授现在都忍俊不禁，他一边笑着一边摇头感叹说，“不仅要惊醒起床，穿衣穿鞋，还要摸黑打好行军包。有人裤子穿反了，有人错穿了别人的衣服，有人来不及穿袜子，有人忙乱中找不到腰带，只好提着裤子往楼下跑……集合后，人一到齐，立即开跑，而且一跑就是五公里！一路上都有人掉东西，不是背后丁零当啷，就是脚下踢里踏拉。跑到终点，有人的行李全掉光了，狼狈地只剩下了两条背包带……”
“别忘了，刚进校的学员还都是孩子，我们年级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头两年我们很不适应，春节学校也不准回家，许多学员忍不住想家，只能蒙在被窝里哭……”
说起那段特殊经历，令狐教授回味无穷，军校生活虽然苦，但是苦中有乐。
学员读书期间享受供给制，吃穿住都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每月还有八块钱零花。这对出身贫困、从小没穿过一件像样衣服的令狐恩强来讲，已经是“不劳而获”的舒服日子了。他不无感慨地说：“确实很多同学抱怨太苦，但对从小吃惯了苦的我来说，一点儿没有觉得苦。那时我的向往十分幼稚，希望能有一天穿上四个口袋的干部装。”是啊，或许这正是苦孩子的好处，在苦中有更强的适应力。
军医大的学员不仅生活紧张，学业更是个苦差使，五年下来要啃几十部城砖一样厚的医学课本，要学内外妇儿神经精神放射免疫传染遗传生理病理生化药化等十几门学科，要熟知成百上千的病症机制，还要记天书一般的拉丁文的病名……不过，学习再难也难不倒令狐恩强，在校期间，他始终成绩优秀，连年被评为“三好生”。不过，如果单从兴趣上讲，令狐恩强更喜欢基础医学，也许这是来自他数学天赋的潜移默化吧。
在四医大第二附属医院见习期间，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华裔专家到学校本部讲授国外新兴的前沿学科——细胞生物学，勾起了令狐恩强的极大兴趣。当时，国内的细胞生物学刚刚起步，信息匮乏，教材落后，美国专家的讲座为令狐恩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二院离学校本部距离很远，他连续一周回校听讲，不惜旷了好几次正规课，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