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备盖咨盗艘幌拢话驼坪莺荽蛳吕矗担骸八�*的你敢这样说话！汤老师都没这样说话。”又说：“汤老师跟我说话与你妈不一样哩。”
老师找学生家长谈话原是平常事儿，却被父亲看大了，时时回味着。过了两天，父亲又有找汤春芳谈话的欲望。不过这一次是在下午，父亲已经醉了酒。他晃着脚步走进校门，站在场子上有些迷瞪。他记不起哪间教室是汤老师上课的教室。他狠狠想了想，没想明白，就拖着扁担在场子上转了半圈，扁担在地上画出一道弧圈。最后，他决定挨个儿教室去找。
他敲开一间教室的门，出来一位男教师，手里拿着一本书。父亲问：“你是汤老师吗？”男教师说：“不是，汤老师是女的。”父亲点点头：“是女的。你是男的，就不是汤老师。”男老师奇怪地看看父亲，把门关上。父亲走向下一个教室，敲出一个女老师。父亲哈哈腰，尊敬地叫了一声汤老师。女老师吃惊地说：“我不是汤春芳。”父亲说：“你是又像又不像，要说像，怎么突然年轻了好几岁？”女教师笑起来说：“本来我就不是汤春芳。”父亲又说：“要说不像，你怎么待在汤老师的教室里？”女教师硬起口气说：“这哪里是汤老师的教室，汤老师的教室在那边。”她用手指了指。
父亲走近我们教室，在窗框上抬起脑袋，看到了两天前看过的女人背影。他稍稍有点激动，不等汤老师出来就推了门。教室里静一下，哄地闹开了。汤春芳正捏着教鞭在黑板上点点戳戳，扭头一看，惊得教鞭滑落在地。父亲弓着身子说：“汤老师，我来向你报告，我把孩子教育了。”汤春芳糊涂着说不出话。父亲说：“这孩子不好教育，我脱下他裤子打了屁股。”同学们嘻嘻笑了，许多眼睛看向我。父亲又说：“打了屁股容易长记性，下回就不会忘了作业还有作文……”汤春芳反应过来，做个手势说：“请你先出去，下课了再说。”父亲说：“我就不出去了，你再教育我几句，你的话好听哩。”汤春芳的脸红一下，马上沉下来，说：“你给我出去！”父亲摇头说：“我不出去，我要听你说话。”汤春芳走到我桌前，说：“你把他领走！”我默默站起来，走到父亲跟前，拽他一下。父亲一把将我拎开，我从父亲身前一下子到了父亲身后。父亲说：“你这孩子不懂事，我跟你老师说话哩。”汤春芳气急地说：“我不跟你说话！”一个同学叫道：“王才来，我们老师不跟你说话。”父亲指着地上的教鞭说：“这棒棒太短，你用我的扁担。”汤春芳愤怒地说：“我不用你的扁担！”那个同学又叫道：“王才来，我们老师不用你的扁担！”跟着其他同学也嚷起来：“王才来你醉了！”“王才来，我们不用你的扁担！”“王才来你出去！”“王才来……”
教室里乱了，我脑子也乱了。我撇下父亲，低头走出教室。我走过学校的场子和大门，走过挨着小河的石板路，走过一座石桥，来到了街上。我在街上站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继续走。我从西门走到东门，从东门走到北门，又从北门走回西门。天色慢慢暗下来，街上行人的身子也慢慢暗下来。我把自己走累了。
回到家中，父亲已在屋里。他没有开灯，就坐在竹椅上睡着了，呼噜声在昏暗中浪一样响着。我拉开灯，站在父亲跟前，看着他脑袋吃力地歪向一边，收回来，又歪向一边。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眼泪。但我想了想，马上忍住了。我爬上阁楼，在一排尿瓶中取过一瓶，看一看，又放回去，捡起一只更满的瓶子抱在怀里，慢慢走下竹梯。这时父亲的脑袋正缓缓向一边歪去。我没有犹豫，拉开瓶塞将瓶子举到父亲头上一斜，尿水哗哗流下。因为受到水流冲击，他的脑袋一下子歪倒了。
父亲闹过课堂后，他的影子像鼻涕一样在教室里随处可见。一个同学向另一个同学借铅笔，另一个同学会说：“我的棒棒太短，你用我的扁担。”原先的同学就说：“我不用你的扁担，我还是用你的棒棒。”几个女同学在踢毽子，见我走来，突然忘了半空中的毽子，低了头吃吃地笑。课间休息过后，黑板上会出现一个鞋底样的脑袋，一点儿也不像我的父亲，旁边却歪歪扭扭写着：王才来。
现在我不能处处生气。我只能等着班里出些新鲜事儿，把父亲冲淡。过一些天，真的等来一件事情，学校要办演出。我们班分到一个节目——合唱《智取威虎山》里一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每天下午放学，我们就留下来跟着汤春芳一句一句吼唱。唱了三天，学会了，然后点名站队。汤春芳点一个名字，名字的主人便起来站到黑板前。汤春芳点着点着，差不多把座位点空了，也没点到我的名字。剩下的几个人都慌了。一个小个子同学突然大声说：“为什么不让我唱？”汤春芳说：“你个子矮了。”我说：“我个子不矮。”汤春芳看看我说：“你不像个工农子弟兵。”
演出这天上午，唱歌的同学穿着新新旧旧的小军服来上学，装了一教室的绿。上课起立时，教室里乒乒乓乓立起一大群解放军，引出一片笑声，半天静不下来。吃过午饭，汤春芳让大家待在教室里，她挨个儿给上台的每张脸涂上两抹红。不一会儿，我的周围到处都是红扑扑的脸，相互看着笑。他们一笑，就一点儿也不像原来的脸。
下午演出前，天突然下起雨，把场子里的临时舞台浇透了。化过妆的同学纷纷拥出教室，在走道里抬头望雨。雨紧紧松松，却没有停住的意思。这样等了一会儿，终于传来通知，今天的演出改为明天。同学们收了头失望一阵，想想明天，很快又高兴起来。他们跑回教室，又练了几遍合唱，等着雨停。
雨停了，我与吴一生李加军沈阳光一道回家。他们穿着军装，腿上便长了力气，走得很快。我在后面随着，见他们的样子并不好看。李加军裤子太短，露出一截小腿。沈阳光的衣服太大，盖住了整个屁股。但他们正在兴头上，见有人走来，李加军突然唱了一句，吴一生接了一句，沈阳光也跟了一句，轮流着把演出的歌子唱完。我的脚步渐渐慢下来，看着他们越走越小。沈阳光发觉了，回身向我招手。我不理他，仍然慢慢地走。
第二天下午，我没留在学校看演出。我不知道怎么打发这块时间，只好一路踢着石子回家。走到石桥时，我突然看见桥洞里钻出一条小船，把河水晃了几下。这时我记起了母亲。我不想踢石子了，我应该去找母亲。这个想法让我的心使劲跳了一下。
我来到对着母亲厂子的河边，等渡船过来。可这时不是下班时间，渡船的影子不会轻易出现。我坐下来，静了心慢慢等着。天气已凉，河面上吹来一阵冷风，把我的衣裳撑大，还让我身子抖了几下。我竖起双腿，把书包抱在怀里，这样觉得风小了一些。我开始去想母亲。我想了今年夏天的母亲，又想了去年的母亲，还想了去年的去年的母亲。我一年一年往前想，把母亲想得很远。
不知待了多久，河面上渐渐暗淡，估摸已过下班时间。我站起来，把手括在嘴边，可着嗓子喊了几声妈妈。我的声音喊出去，立即被风吹了回来，像盐被水化了似的。我泄了气，心想再等一碗饭工夫，我就回家。我刚在心里把一碗饭吃掉一半，渡船竟然出现了，只是渡船上没有身影，像是空的。我吃了一惊，眨眼再看，船上原来有一只瘦的影子，原来是传达室的瘦伯。
瘦伯迈上岸来，见了我，有些奇怪。他说：“你好像是方桂琴的儿子？”我使劲点头：“我要找我妈。”瘦伯说：“你妈不在厂子里。”我想一想说：“那我明天来。”瘦伯说：“明天你妈也不在。”我说：“那我后天来。”瘦伯说：“后天你妈也不在。”我不明白地看着瘦伯。瘦伯说：“你替我去买包烟，回来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他掏出钱，未递到我手里又缩了回去，叹口气说：“算了，你不替我买烟我也告诉你，厂子停工了，大家都不用来上班了，你妈也不用来上班了。”
在那个秋天，我学会了逃学。当觉得没意思了，或被汤春芳罚了站黑板，我就让自己别去学校。我把多出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譬如看大人钓鱼。每次在河边，总有几个沉着的男人，他们的手和手中的钓竿一动不动。风吹来了，他们的身子不抖一下；太阳斜了，他们也不抬头看一眼。当我以为他们会永远凝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却突然活了，鱼竿被提起来，一条大鱼在空中弹来弹去，甩出许多水珠。这种情景把我迷住了，我常常不声不响地在旁边待上一下午。
那些日子，我回家就是为了吃饭和睡觉。每天上午，父亲趁着清醒做一锅饭，再做一锅菜。中午，我把饭菜热一遍，吃下。到了晚上，我又把饭菜热一遍，吃下。父亲的饭老在于稀之间，像粥又不像粥。父亲的菜一猜就准，不是冬瓜就是豆腐。有一阵子，我在课文里找来找去，想找出一个难听的词用在父亲的饭菜上，可没找到。
晚饭以后，父亲会喷着粗气对我说这说那。等他说走了神，我抽身就上了楼阁。这时，床铺成了我喜欢的地方。别人害怕黑暗，我不害怕。躲在黑暗中，我可以想些有趣的事让自己高兴，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于是把高兴也带进梦里。
秋天深了，深得很透时，就变成了冬天。慢慢地，我梦里的高兴越来越少，我在被子里的身子也越缩越小。终于有一天，一股冷意进入我的梦乡，把梦中的东西变成了冰块。第二天起床，我一眼看到床头窗户多出一个破口。原来这窗户像一个田字，有四个口，其中一个口玻璃没了，用纸糊上，眼下这层纸被风吹开了。要是以前，父亲会很快买回一块玻璃，然后搬出工具箱，把玻璃钉好。那只工具箱能变出许多东西，也能修好许多东西。可现在父亲已很久不用它了。这天晚上，我用饭粒粘了纸，把窗户重新贴好。想一想，又在外面糊上一张。可两张纸也没能让我踏实。我躺在床上，不去想有趣的事儿，而是支起耳朵去听窗纸被风吹动的声音。窗纸抖着，噼噼啪啪，好像破收音机里的杂音。杂音虽然很轻，可慢一阵紧一阵，拎着我的神儿。正困得挺不住，杂音里像是响起一声咳嗽，窗纸裂开了，冷风团团围住了我。
我抱起被子，下了楼梯，走进父亲的睡屋。屋子里灯亮着，父亲已歪着身子睡熟。我熄了灯，在父亲旁边躺下。黑暗中一股酒的酸味明显起来，同时呼噜声变大了，蹿上去，滑下来，又蹿上去。我睁着眼睛，以为睡不着，却慢慢睡着了。只是睡中老有声音响着，像是班里同学在合唱。
第二天，我在楼阁对着窗户重新看一遍，又下楼在灶间瞧了瞧，然后推开杂物间的门。屋子里挺亮堂，四周靠墙堆了些杂物，中间地上摆放着祖父的寿棺。棺材又大又黑，一头写着“福”字。因披着灰尘，看上去有些暗，用指尖一划，亮出一道漆光来。棺盖虚盖着，使劲一推，露出一个口子，能看见里面朱红的板壁。我绕着寿棺走了一圈，不觉胆大起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屋子放着棺材，还是比楼阁好。”接着我说：“我说的对。”
晚上，我把被褥搬到杂物间，铺在寿棺的旁边。现在，屋外的风会很大，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但跟我没有关系了。父亲的呼噜声会更大，发出“噗噗噗”的声音，也跟我没有关系了。想到这些，我在被窝里高兴起来。有了高兴，就顾不上害怕了。没了害怕，我很快沉沉睡去。半夜醒来一次，看着棺材，也没有惊怕，只是心里有些异样。
这样睡了些日子，天越来越冷。被子盖在身上，像是越盖越薄。有时在被子里待了很久，两只手还是冰凉的。用手去摸摸脚，更加冰凉。后来我想出一个方法，进被子前不脱掉衣服。这个方法在前半夜挺好，到下半夜就不管用了。下半夜我会不情愿地醒来，在被窝里一阵乱抖。尽管我在心里说些高兴的话，劝自己别抖，但我的身子真不容易劝住。这时，我睁开眼睛看见了棺材。看见棺材我又想起一个方法。我站起身，把棺盖推开，将被子和褥子抱进棺材，然后把自己的身子也扔进棺材。现在我躺在被窝
里，感到暖和多了。
父亲一天中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日，父亲感到腰部有点痛，就站在衣柜镜前，撩起衣服往屁股上方打上一张黑糊糊的膏药。第二天醒来，他找遍全身找不到膏药。他难过地想，我还没喝酒就找不到东西了。到了晚上，他经过镜子时看见了上面的膏药——膏药昨天打在了镜子里的父亲身上。父亲思考半晌，自然想不明白，就愤怒起来，一拳砸在镜子上。镜子立即变成四块，好在有药膏粘着，没有掉下来。从此父亲往镜子前一站，就看见里边的人被切成一块一块，一点儿也不像自己了。
这一天，父亲把更大的差错犯在了码头上。他挑着两只麻袋，从城北码头走到坡顶喝过一杯酒，又从坡顶走到城南码头。这时轮船早已候在那里，船舱里像是装着许多声音。父亲不敢耽误，赶紧把一只麻袋送上甲板，接着又把另一只麻袋送上甲板。他刚走下来，轮船就长叫一声启动了。父亲站在码头上，一边提袖擦汗，一边看着渐渐离去的轮船，心里充塞着满足感。这是父亲一天中最踏实的时刻。就在这时，父亲猛地记起，货主还没给钱，整整五角的挑货钱。父亲泄一下气，马上又提起来，拔腿向轮船追去。这个突然的举动让码头上的其他人大吃一惊。他们看着父亲笨拙的身子没头没脑地在河岸上奔跑。
父亲开始跑得很快，眼看着追近了，他的脚步慢下来。慢了一会儿，见轮船渐渐变远，又使劲加快脚步。父亲就这样快快慢慢，把自己跑得气喘吁吁。船舱一侧的方窗里挤出许多脑袋，奇怪地看着岸上跑步的男人。他们不明白这个男人要干什么。那个货主坐在甲板上，屁股下面垫着两只麻袋，他也不明白父亲要干什么。这时父亲跑得太急，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船上的人哈哈笑起来，那个货主也跟着哈哈笑起来。
父亲远远瞧见那个货主稳着身子看自己跑，还哈哈大笑，心里非常生气。他边跑边喊：“停下来，停下来，你他妈还没给钱呢！”他的声音在风中扑出去两米，马上落到身后去了。那个货主仍定定坐着，脸上的肉笑得挪来挪去。父亲又喊：“你他妈别笑，你他妈笑了也得给钱呀！”父亲边跑边喊，脚步更慢了，气喘得更快了。他跑步的样子越来越难看，最后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一边喘气一边撑起脑袋去看轮船。轮船在他眼里渐渐变小，不一会儿就变没了。
父亲花了很长时间走回码头，捡起扔在地上的扁担和绳子，心里感到憋屈。本来五角钱不算什么，但该给的不给，还让他跑得满头大汗，还看着他笑得满脸抖动，放在以前，这种事只有资本家才干得出来。一提资本家，父亲又想到小时候的自己，想到一去不回来的祖父。这样父亲更难过了，觉得身上的力气全跟着汗水跑走了。
太阳已经偏西，大船不会来了，偶尔有小船运来一些货物。码头上的人慢慢散去，父亲也硬着脚步往回走。现在，他身上的汗水变得冰凉，冰凉被围在棉衣里出不去，就顺着皮肤上上下下地蹿动。好在这时他已走上坡街，望见了坡顶的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