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一片植物的叶子或者一朵花来改变我们的意识体验，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圣礼，它与我们更为高傲的自我意识不同。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写道：“我倾向于认为这样一种圣礼有时也是同样值得去做的，哪怕只是作为对我们狂妄自大的一种警示也是值得的。植物们具有修改我们思想和感知的力量，可以激发隐喻和惊奇，这对于人们所看重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信念是一种挑战。这种信念相信我们那个有意识的、思考着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自然界分离开的，而植物却使它达到了某种超越。如果我们发现了超越本身来自于一些化学分子，它们流淌在我们的大脑中，与此同时也流淌在园子里的植物中，对于那种过分美化了的自画像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有一些最光彩照人的人类文化的果实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黑土地，与植物和菌类有关的，人们会怎么想呢？植物仍然会如同我们以前一直设想的那样沉默吗？这是不是意味着精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尼采曾经给予狄俄尼索斯的陶醉以至高无上的艺术价值，把这样的陶醉描绘为“自然的无法抵挡的大脑”。但对于希腊人来说，陶醉是一种谨慎限制的仪式，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认可这些植物的文化实践，也需要给它们的使用精心制作种种规则和仪式，作为容纳和规范它们的方式。他们知道狄俄尼索斯的陶醉既可以使我们成为天使，也会让我们成为野兽。而野兽是更加属于自然的。且不说植物制造的高潮体验使人倾向于偶然性的行为，失去时空现实意识，陶醉是危险的，容易面临危险也易于成为危险。
说实话，即使为了“精神目的”为了创作诗歌而使用麻醉品仍然让人觉得太过廉价，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想象力及其成果，如同一种赝品。我始终没有愿望阅读《瘾君子自白》之类的作品，如果思想与感受成了一种受控的生物化学反应，而且引起感觉变化的化学物质来自于外面而非内部，那么精神创造活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这种过程已经取消了自主的精神活动。当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可能是艰辛卓越的），从事心智的或道德的甚至英雄的业绩，他的内部也许会产生他无从知晓的生物化学反应，使他产生愉快的感受或陶醉感。而社会对这样的负责任的行为所给予的肯定也使这样的陶醉感升华。如果这个过程被倒置过来，注入某种可以引起生化反应的物质，使其产生升华感和陶醉感，那么这种快乐就是虚幻性的，没有了它的社会基础。由于使快感和陶醉感依赖于“娱乐药丸”，人被取消了自由变成了吸附性和依赖性的生存，并且消除了主体性和自主的活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们就生活在蓄意制造的快感之中，而他们的快感就依赖于这样的化学药丸“索麻”。“索麻”成为这个新世界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它在人们的周围形成了柔软的囚禁。新世界的统治者认识到，压抑和痛苦是一种政治能量，人民的痛苦往往被革命家或密谋者塑造成一种反抗的政治力量，因此，仁慈的统治者现在不允许人们不快乐，他不允许被压抑的激情炫目四射，不允许痛苦燃起燎原的火焰。而索麻是消除痛苦与激情的良药，这个世界以组织化的方式向每一个人发放使个人非社会化的快感，用非社会化的快感来替代甚至遗忘社会化的快感，而社会化的快感当只有一个人是一个生产者或创造者的时候，社会才能给予他的回报。而现在这个反面乌托邦世界，鼓励个人的非社会化，鼓励人的原子化，把他的全部生存问题简化为以植物的或化学的药丸可以解决的问题，把爱情简化为释放荷尔蒙的物理方式。在这种新世界的意识形态看来，陶醉本身并不危险，陶醉感得不到满足时才会是危险的，充足的“索麻”既满足了快感也消除了快感的危险，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廉价的天堂。在这个世界里，痛苦成了自由意志的体现，不接受廉价的植物药丸的安慰成为高尚的事情。
人们并不反对快感本身，人们反对的是不真实和虚构的体验。在文学和诗歌的写作与阅读活动中，可以感受到人们也并不反对虚构的体验，而是反对非社会性、非生产性的快感体验。但是现在，非社会性、非生产性的虚拟的快感体验已经悖论化地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同时拥有“索麻”式的意识形态功能。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当今技术世界使用全部物质的与非物质材料，用以制造幻觉和虚拟体验，通过影像、拟像与仿真，通过迪斯尼乐园，卡通片，肥皂剧，网络的虚拟空间，光电效应组成的剧场，加剧幻觉的制造和满足幻想的过程。不是文学和诗歌的虚构性被废弃或消解了，而是虚构的力量被泛化，被更多的技术手段加以变形利用，这次是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新型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这些制造幻觉、幻象的陶醉的商业和工业手段不是在出售反社会化的快感的话，至少也是在制造和兜售非社会化的快感。这些是可以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染的孤独的快感。
是的，这些已经取消了快感的等级，既取消了快感所具有的精神与肉体的等级区分，也取消了快感的身体等级。取消了作为卓绝工作回报的快感与纯粹消费行为快感之间的等级区别。现在拥有瞬间快感的人们似乎还正在取得哲学和当代思想的授权和加冕礼，他们是福柯思想的女儿，洛丽塔的妹妹或情人。拥有获得陶醉、快感和幻觉的全部合法性和全部精神武装，并且还拥有全部技术手段。而不是仅仅拥有可怜的原始植物和纸上的阅读。而那些植物，也在秘密地、非公开地获取合法性。比之现代社会制作幻觉的技术手段，比起幻象的合法化程度，致幻剂或某些植物已经不具有那样可怕的禁忌功能了。毒品本身仍然被合法地囚禁起来，但虚拟空间、虚拟影像和虚拟体验，即一种关于陶醉的修辞学已经开始在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起支配作用。
当神灵的超然空间变成虚无，一种关于陶醉与超验感的修辞学就注满了这个空间。不是宗教成为人民的鸦片，也不是麻醉品成为无神论诗人们的宗教，而是致幻剂、虚拟体验、幻影和影像，虚拟和游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生活和修辞，体验经济学或虚拟体验的技术性已经提供了人类超越界限的旅程。如此之多的技术和经济元素支持了这个没有回归的快感越界和快感漫游。在这里，自然与技术，自然与文化，工作与消费，压抑与解放，自然经验与虚拟经验、主体与异化之间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而这一次，幻象和虚拟体验受到大规模的生产性或消费性组织的支持。
责任编辑 宁 肯
脸上的阳光（外二篇）
蒋乐仪
……雪山越来越陡。光秃秃的陡坡，寸草不生。空气越来越稀薄，憋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要飞扬起来。眼前是一片银白，灰白，花白。天地之间，激荡着寒彻骨髓的雪山气息，满世界晃动着的，全是刺目的白雪。这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4000多公尺的夹金山。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60年后，老红军女战士邓六金在回忆文章《铁流劲旅中的巾帼们》中写道：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有30名女战士参加的干部修养连，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这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队伍，是钢铁方阵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这30名女战士中，有一名叫吴仲廉的女战士，与别人不同的是，她是一位缠足的女子。旧时有一种专门摧残女人的陋习，就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紧紧扎裹，使其筋骨畸形，变得又小又尖，走起路来，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样。真是难以想象，一个缠过足的女人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她要比常人付出多少倍的痛苦和坚毅。
长征途中，有四个女战士怀孕，生下孩子后，为了不掉队，都忍痛把孩子送给了乡亲。那是一种怎样的生离死别啊！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血肉，就这样活生生地与自己永远分离，哪一个做母亲的，心中不在滴血！
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天上有飞机跟踪轰炸，地上有荷枪实弹的队伍围追堵截。1935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1935年1月，在阴雨连绵的春天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一边拄着拐杖行走，一边不停地咳血。最惊险的是在过草地时，她骑的马受惊，她被颠翻下来，陷进了沼泽，幸亏抢救及时，她才逃过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
但是，这一切艰难险阻、流血牺牲都不在红军女战士们的话下，她们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她们跟着队伍，跟着那面镌刻着斧头镰刀的旗帜，不停地走。走。
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和伟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作为个体的生命，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同样是作为女人，生长在和平的年代里，我常常凝望着战火硝烟中她们远去的背影，我常常思索着她们这非凡的一切的动力。这种神奇的、不竭的动力，使她们敢上刀山，敢下火海。她们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情绪，就像永恒燃烧的太阳，照亮了雪山草地，照亮了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
有这样一个细节长久地感动着我。长征途中，由于女战士们长期无法洗头，蓬头垢面，以至于头上长满了虱子。女人的天性都是爱美的，但是，为了减少麻烦，她们不得不全部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小战士会偷偷将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她们。
这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动人画面：在无边的黑夜里，在深不可测的死亡的悬崖边，在枪林弹雨的缝隙，在燃烧的篝火旁，一群衣衫褴褛的女战士们在嬉戏追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她们苍白失血的脸庞。那盛开的青春的笑容，不就是灿烂的阳光吗？
信念是生命的阳光。一个人活在世上，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信念的阳光在照耀着，所有的绝境就都是新的起点，所有的风雨都会是彩虹的前奏。
战地黄花
记忆深处，有这样一幅油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角，摆放着一把被阳光镀亮的冲锋号，一只绣着红五星的黄挎包，一个被子弹击穿的旧水壶。而在这些物品的旁边，是一丛盛开的小小的、金黄色的菊花。
被炮火硝烟熏过、被气浪冲击过、被掀起的尘土掩埋过的黄色花瓣，依然鲜亮夺目，仿佛绽放出幽幽清香来，花蕊中曾经晃动过的透明的露珠，早已被炮火震落了吧。这圆脸般美丽的花朵，在向战场、向世界展示着纯洁而灿烂的微笑。
这是许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画。这幅不见人物的画，竟然长久地占据我的心灵。每当秋风起、秋霜降的时节，这幅画就会从记忆的深水中浮上来，让我时不时地想起她们，想起那些像美丽的流星倏然划过天际的女兵们，想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那些姐妹们，想起回荡在祁连山上那冗长而久远的回声。
画面是简洁的，宁静的，这战争间隙中的宁静，令人惊心动魄。故事是悲壮的，惨烈的，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浸透了女人鲜血的战争让人不忍回顾。
1935年底，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24岁的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次年3月，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40多天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5000人。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的危急关头，王泉嫒主动请缨，带领1300名姐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是一页悲壮的历史，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部队进入梨园口阵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凤凰卫视》中看到主持人采访王泉媛的镜头。年近九旬的她，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伸出指头在细数着战斗的次数。她的语调平静而和缓，满是皱纹的脸上，浮动着浅浅的微笑。
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全军覆灭，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惨遭蹂躏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嫒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入死，血洒沙场，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嫒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来证明自己的傲骨与高贵；要开出灿烂的秋色，来证明自己美丽而凄凉的存在。
凛冽的霜风吹拂着，菊花还在灿烂地盘开着。冲锋号、挎包、水壶还摆在战场的角落，她们却走远了，簇拥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山去了，走进遥远的历史中去了，晴朗辽阔的霜天里，传来了她们隐隐约约的歌声。
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背影里，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非凡的坚强，从她们英姿飒爽的戎装中，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灵魂的无比壮美。
她们走远了。只有扑鼻的香气，还在阵阵飘
心中有梦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
为了走完这充满艰辛、令人荡气回肠的长征，她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
她叫谢小梅，福建龙岩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她是其中的30位女红军之一，再过两个月，她就满21岁了。
别看她年龄不大，她却有6年的革命经历了。17岁那年，她在厦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结婚。
罗明，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主角。因坚决执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