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归牢骚,谭康懂得打狗得看主人的道理。既然我稳如泰山。他牢骚两句也就没什么了,反正入他所说,再怎么闹也不关他地事,涉及不到他的切身利益。只是他手下地许多居心诡异的政客派系在报刊杂志上论证不休,声讨霍书湘越权违宪,擅自制定上位法。霍书湘的手下也不是好惹的,发动了东北宣传机关的大喇叭进行回应。你一句,我一句;你三讲。我八论——纠缠不休地打起了口水战。这种口水战一打,倒把真正恶劣的核心问题掩盖了过去。
在政客们的争论声中,东北大规模扫黑除恶行动从七四年八月初展开了。霍书湘的人大量动用秘密手段,办案方针是“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已经把公开二字丢到不重要地地方去了。给他们这么一折腾,把东北当作自家王朝的不良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忽然间已无任何隐私可言。原本理论上只有天知地知的通讯、交际秘密和黑金来源、洗钱渠道都变成了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材料。被冷笑着的警察摆在自己面前。此时听到的例行讯问开始语也不是原来的“你有XX权利……”,而是霍书湘统一制定地标准讯问语:“孙子,交代吧。”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事实:长达十多年的警察系统正规化建设完全白费了。十多年来连年下降,近年已接近于零的刑讯逼供率忽然直窜到了100%——如实交代也没用,进去了总有顿例行的打。如果试图顽抗。那就又好看了。
打黑行动才开始了一个星期,东北各地的警察局统一进行了讯问室隔音材料紧急改装工程。因为实际行动一开始,才发现那些终日饱食地贪官体内蕴藏的能量实在太大,每晚讯问时总会叫得花样百出。讯问者们可以戴上靶场耳塞暂避锋芒,但那种连续数小时不歇气的杀猪声总能传到一公里之外骚扰居民休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警察队伍的光辉形象都有极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笔改装费虽然完全在计划之外。却是不得不出血地。
这其中也有少数贪官在连续遭到证据打击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愧为人精。话说回来,智商低了,要在他们那些位置上混得久还真不容易。因此流氓议员们可以搅局,但基本都成不了大器,真正能犯大事的还是往年GDL多年培养的优秀干部们。例如这些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的精英中一个叫杜鹤松的,原本是辽宁财政厅厅长。他的材料足有半尺厚,涉案金额超过五个亿。因此他地案子抓得额外严格。由霍书湘亲自主持预审。谁知这家伙的心理素质实在是超好——在进来之前就早知道没好结果了,而且已经挨过两顿“记性打”,却还是一丝不芶地把自己的材料全部看了一遍。看完后他立即指出:“你们在捏造事实!其中超过四成的证据不足,是你们凭空臆测的——你们最多能给我定下五十万的问题!”
霍书湘等他看材料浪费了极宝贵的一下午时间,早已大不耐烦,闻言冷笑道:“杜厅长看得很仔细啊。”
“霍专员,无论你有多么势大权重,捏造事实这一项,哪怕只有一分钱——就可以粉碎你的全部指控。”杜鹤松冷笑道:“至于捏造五亿事实,企图陷害省级大员的问题,我的律师会直接向谭主席反映的。”
“不必你劳心了,你没有律师。”霍书湘懒洋洋地说:“不愧是法学经济学双料硕士出身,对以往的法律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你完全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变化。自你被列入案侦对象之日起,你已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你是想把七天的刑事拘留时间拖过去是吗?出于同情,我必须劝告你放弃那样的希望。现在已经没有刑事拘留一说了,你可以仔细看看材料第一页的内容——现在叫‘收容审查’,时限一年。收审结束后十二小时后可再度收审。”
杜鹤松顿时色变,叫道:“你!”
“杜厅长,识时务者为俊杰。”霍书湘耸了耸肩,说:“你的老婆、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被收审了。我们知道你的小儿子并没有涉案,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已。不过。在这个年头要想做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没有你们这样地家庭支撑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出那个年轻人地问题?我们何必走到把他也拿进来收审又收审,反复收审个十年二十年的那一步呢?”
看不到人权和法律再能提供任何希望之后,霍书湘的对手们一一就范了。因为查处对象实在过多,而且到了后期简直遇不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东北的警察系统忙得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在霍书湘的亲自斡旋之下,在各地的政法委(因历史原因,政法委的办公地点都在警察局里,再方便不过)设立流水线作业席。进行集中会审。这个集中会审也只解决了警察、检查和法院之间转交材料地路程时间消耗,业务依旧忙碌得累死人,必须三班倒才搞得完。
说起来复杂,其实这其中过程相当简单,甚至枯燥——每日的操作流程就是:讯问室预审后,送材料到集中会审席的警察局法制处办公席,法制处办公席火速分析并重制材料后。立即往旁边检察院席上堆。检察院的核完了文件,立即堆到法院的桌子上起诉。
如按照过去的程序,预审几十天,送检察院核又是两三周,到了法院起诉就等着开庭吧——就算证据再充分明确,也起码得三四个月才能毙掉一个人。拖上一两年的都不奇怪。可现在要地是效率,而且《反黑诉讼法》里规定的“可以特别审判,无需开庭”,那么为了节省宝贵的办案经费,就统统都不开庭了。本着精兵简政、简化程序、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这个流程不能中断。要连续进行。于是法官当场核了材料就把“死刑”、“XX年”等大印往材料上盖,盖完了后又把材料往执行庭的小推车上一堆,由他们每三小时来取一次,依照着材料上的判决去执行枪毙、抄家、清没银行帐户和拍卖非法所得等工作。
在霍书湘苦心经营下,东北地政法机构被改造成了一座高速运转的专政机器,以百倍于前的效率斩下了一个又一个贪官恶霸的脑袋。他的工作业绩实在太突出了,第一个月就枪毙了八百七十四人,同比增长三千六百个百分点。我得到汇报时不得不惊愕赞叹。随口冒了句“真乃政法绞肉机也!”。谁知这句诨话也不胫而走,从此霍大大的绞肉屠夫之名扬威宇内。
相对于旧官员们地惶惶不可终日,东北的市民百姓们可真是乐开了怀。看着往日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吃拿卡要的太岁们一个个倒霉,老百姓们简直乐得合不拢嘴。加上霍书湘以小利奖励举发者,百姓们更在给太岁头上踩上一只脚的行为中得以获利,热情更加高涨。多年后有人批评霍书湘的做法导致了东北日后“人心不朴,奸邪横行”。可霍大大当年可考虑不到那么多,他操心的只是在最短时间内把那里整顿为自己的天下。无论他的是非功过应该几几分成——看得到地事实是,社会风气大大好转,政府机构刹那间清廉振作了起来。黑恶势力气焰顿消,可谓成果显著。
因为打击面太广,为了在打击的同时最大可能地保持社会的稳定,霍书湘采取了先杀官后杀兵的策略,先集中对付黑恶官员,再慢慢收拾他们身后影子里的家伙。然而,没有任何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会心甘情愿地整建制地退出历史舞台,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势力。霍书湘的下手极辣,摆明了是要把从GDL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东北官僚和黑社会彻底扫光,因此反而成了一种特效的催化剂,使这二者迅速地紧密勾结到了史上最强的程度。
八月中旬,这种勾结的迹象就显现了出来。各地政府前陆续出现了规模不一的上访人群,抗议司法机关违法执法、滥用职权。这些上访群众的面孔与几个月前的完全不同,言行举止粗鄙不文,动耶赤裸上身叫嚣骂仗,露出大片大片的刺青,一看就不是好人。
随着时间地推移。这种上访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各地地警察光是应付集中打黑和控制上访已忙不过来。许多小一点的案子都只好拖着。八月底,我到长春去办事。结果因为流民聚集闹事,车在高速公路上给堵了四个小时才等到警察来疏导,好容易下了高速,来到吉林省政府附近,又发现附近的四条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只好下车步行,走后门才得以进去。省政府都乱成这样。几乎办不了正事,还不知道地方政府成了什么鸟样。我当天就打电话给霍书湘问:“你在搞什么,稳得住局势么?”
霍书湘说:“卑职早有全盘计划,对于目前的局势,应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那你就继续干吧,反正我不管事,东北是谭康交给你折腾的。”我哼了一声说:“你最好当真心里有数。别到时捂不住了才向我来搬救兵。”
我的乌鸦嘴一贯灵验。虽然霍书湘自信满满地向我表态说绝无问题,而且从他麾下四○四系统传来的信息也一贯是“总体平稳”,实际情况却不象那样,对这一点,我并非一无所知。在八月中旬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东北尚未被放倒地旧官僚和黑社会群体紧密串连。频频活动,虽然表现形式只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人民上访”,但已不能不让人担心了。
东北的夏天转瞬即过,很快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此时正是宇宙舰队的远征即将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战况倒比现今东北的局势好不少,是个真正地总体平稳。按照事先的安排。一批将领轮换回乡休假一个月。韩曾、陈香妲、何临川等华人将领回乡后,一同到葫芦岛上来,美其名曰拜见昔日宇宙舰队的第二领导、当今的第二幕府将军——实际目的就是吃大户。我陪他们吃了两日海味山珍,一一送别他们时,忽然心里产生一种剧痛般的思念情绪。这种思念当真是毫无来由地,也是不现实的。静唯这一次并不会返乡,她即使返乡,也不会与我在一个世界。
忽然想起了这些事。心中郁闷不安,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得开了游艇出去,企图打点鱼稍稍解闷。不料网刚刚撒下去,忽然看到一个传令兵驾着水上摩托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跳上游艇就大喊:“急报,急报!”
我心情正恶劣,见他慌慌张张的模样立即迎面破口骂了过去:“慌个屁,你家着火了还是有人造反了?!”
传令兵浑身筛糠地叫道:“将军,是造反!”
不会吧?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了报告,展开看了两眼,忽然一种激动充斥全身,阴郁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哈哈笑道:“好事啊,好事,有事情做了,怎么不是好事?”
这件事的源头还得从八月初的扫黑行动说起。霍书湘开始扫黑后办地第一件案,实际上是早就预审好了的大案。他四月上台后就拿下了社会上诨号“夹子”的沈阳市长周稚斌——他这诨号的由来是因为此人对任何规模以上的工程都要去吃拿卡要,不合意不放行,贪婪之名威震全球。他的家族最后给霍书湘抄出的非法资产和犯罪事实总值十八亿七千万,乃是大时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贪渎案。
夹子在东北官场经营十五年,从镇长一直做到沈阳市长。如果不是他看好了沈阳地东北经济中心地位更有搞头,不愿意到省上和中央做官的话早已混到了正部级以上。这种人关系网之密,超乎常人想象。自他给抓给抄的那天起,为他说情、哭诉、申冤的人就排起了长龙,昼夜不息。谭康不厌其烦,手机上来电防火墙的项目越设越多,因而也得罪了不少沪派元老和心腹爱将,最后他也稳不住了,直接放话给霍书湘:“夹子的事你不要拖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早点办!”
霍书湘本想把夹子作为“阶段性成果”的代表,放到秋后斩决,可谭主席都施加压力了。不得不提前到八月开刀,给扫黑行动祭了一回旗。可是夹子这样的人物。的确不该一开始就动手屠了,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可以鼓舞士气,却也逼得对手狗急跳墙。
文明社会毕竟有文明社会的不好,就是没有封建社会时的株连政策,办了大案之后总会有理不清扫不尽的残余存在,时机一到就兴风作浪。以夹子地案情之重,如摆在封建社会准得诛九族,可霍书湘只能把他五十八人的血亲家族毙掉十三人。他地关系网是另案处理。一时还处理不下来。华北军的政委华险峰与他有儿女姻亲,在此案中失去了儿媳,还被没收了一千万的非法资产,因此跳得非常厉害。可谭康得罪不起军界,便挡回了霍书湘查华北军的要求,回答说:“贵专员的权限不在于此。”
中国军队系统的政委从来不管军事,因此就华险峰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事。可到了九月中旬。中国军队进行了一次例行轮换调岗,把江淮军的副军长黎林调任为华北军军长。这个人与周稚斌同期到西藏下派锻炼过,期间曾一同到新疆和印度剿过匪,是生死之交。他一上任,东北的局势就变得险恶了起来。但更险恶地是霍书湘一直不对我报告这个情况,而且昨晚还有人试图刺杀黎林但失败了。并从其身上找到了东北行署的证件。至于那次行刺究竟是不是霍书湘的安排,那个刺客究竟是什么身份,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接到报告的这一天是七四年十月四日,华北军军长黎林和政委华险峰于当日清早联名通电全国,力斥霍书湘和他的的手下在东北的作为。言辞简单有力,只用三百个字。然后用八个字做了最后注解:“倒行逆施,应予讨伐”
事后才知,这通电发出来之前,那边可没少研究字眼。最后的两个字究竟是用“惩罚”、“惩戒”还是“讨伐”地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一分钟。可最后既然是以这个字眼出来的,其背后的意义也就相当明显了。
自打接到这个消息后开始,我的耳朵就没清闲过。一分钟后,谭康就打电话来再三申明绝对不是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的轮换是按常例进行。由朱赫来批地——意思当然是要把所有问题推给朱赫来扛。
谭康的电话才放下,气急败坏的国防部长朱赫来的电话立即钻了进来,跟我唧唧歪歪地罗嗦了半个小时。老朱扯过来扯过去,核心意思是分辩这件事与他也无关,不查究华险峰等人也是谭康做的批示。而且出了行刺黎林的事后,军队系统里上下喧哗,他不好在这种时候约束黎林地行为,希望即使中间出了什么误会或过火的事件,我也一定要理解,也一定能理解——大将军您就是当兵出身的,知道军人的火爆脾气嘛!
我连声哦哦哦地把老朱打发了,终于给霍书湘腾出了线路。没等他开口,我先说:“时间紧迫,不说空话。你现在能动员多少可靠的人?形势如何?”
“四○四直系的只有两千多人。”霍书湘的声音里流露出了焦虑感:“警察有十万,但可信度和武装程度都难以与军队抗衡。而且我们没有大规模集结他们的力量。现在许多地方地武装部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串连民兵发枪了,地方警察没有能力抽调,也不能随意抽调。”
“那倒是。你没办法动,他们可是一直在动——华北军昨夜就开始集结了。目前已经有一个整编师集结在了司令部廊坊,前锋部队已开始向唐山方向运动。他们在东北有多少驻军?三个团?”
“四个。”霍书湘说:“长春、哈尔滨各一个,沈阳有两个。”
我大为意外,问:“什么时候又调了一个进来?”等了两秒钟见霍书湘没有回答,说:“算了,问你也没用。那也就是说,他们在东北就有整整一个师了,只不过还没有集结,是吗?”
没有集结也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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