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换人就像换一口气那么简单，你还不知道吗？现如今只有这个最真实，”他把皮箱举起来，晃了晃，“只要挣到了这个，你再找十个张闹都没问题。不信，你把它们拿出来数一数，只要数了一遍，你就想数第二遍，就会数上瘾。”
我往手指上吐了不少唾液，才把那一皮箱的钱数完，一张不多，一张不少，正好五万元，竟然没多出哪怕一张，银行也真是的，连半点差错都没出。关上皮箱，我就不想把钱还给于百家了，便在他事先准备好的合同上签了名字，按了手印，顺便把仓库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仓库五年，每年给我十万元，年头给一次，年底给一次，五年一共是五十万元。我抱着那个皮箱，在新家的卧室里睡了一个星期，才依依不舍地拿到银行去存。
于百家在仓库里铺了瓷砖，装了天花板，隔了小间，安了床铺，做了淋浴室、蒸汽房，然后在门口挂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百家按摩。为什么说金光闪闪呢？因为他在每个字的上面都缠了霓红灯，一到晚上，那些小灯一闪一闪的，把路过的人都闪晕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选拔了那么多优秀的按摩小姐，总是在下午五点钟左右，让她们统一着装，在仓库门前站成两列，听那个年纪稍大的领班训话，然后再迈着电线杆一样的双腿走进仓库。那可是这个城市开得最早的按摩中心，你们这个“沙士比亚”当时都还不知道在哪里？算起来应该是“百家按摩”的儿子辈了。每天晚上，这个城市里最好的轿车都到仓库的门口集合，车牌被那两个高大英俊的门童用红牌挡了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来的是哪个级别、哪个部分。
夜晚，我趴到阁楼的小窗口往下看，新装的天花板挡住了视线，只能从声音判断下面的工作。那是拍膀子、拍屁股的声音，是男人们被按痛了的“哟哟”，是女人们的尖叫。深夜回到家里，我就把按摩的声音复习一遍，赵山河听了就说：“等我们的钱花不完了，也去按按，没准你爸会被她们按醒。”
其实，我们的钱早都多得花不完了。第一年年底，于百家按合同付给我五万，这样，我的存折上就有了十万元；第二年春天，于百家又付了五万，我的存折上有了十五万元；年底，于百家再付五万，我存折上的数字涨到了二十万元。有了这个数字，我就像腰里别了手枪，胆子开始变大，什么都敢想了，物质决定意识了。我越来越喜欢听那个领班训话，她一本正经，就像领导作报告，嘴里不时蹦出一些学问，比如：“假正经是事业的最大障碍”、“回头客是我们最好的经济效益”等等，让我佩服得都想喊她“教授”。要说水平，张闹根本没法跟她比；要说档次，这才叫真正的档次！看一看她的装扮就知道了：黑油油的头发全部往后梳，在后脑勺挽了一个结，别了一个白色的发卡；翻开的领口露出洁白的衬衣，红色的领带；裙子刚好压住膝盖，不长不短；肉色的丝袜，黑色的皮鞋……总之，她的身上没一处轻浮，没一处不顺眼，想挑毛病都难。可能是爱屋及乌吧，这么看了几次，我连她的脸蛋、胸口和身材都一起喜欢了，喜欢得都想请病假，专程来听她给按摩小姐训话。
一天，我跟于百家打听她的名字。于百家张大嘴巴：“那么多漂亮的小姐，你怎么偏偏看上一个丑的？”
“她上档次，年龄也合适。”
“你是想玩玩，还是想讨她做老婆？”
“我那还有心机玩，就想找个合适的结婚，生个孩子暖暖我爸的胸口。”
“那我帮你问问。”
没经过自己的劳动，存折上就有了二十万元，我坐也坐不安，睡也睡不好，仿佛板凳长了刺，床铺撒了钉，好像那些钱不是自己的，而是偷来的，弄得赵山河打喷嚏我都吓一大跳，家里掉一颗钮扣都以为是别人敲门。有那么两个月，我连走路都在找害怕的原因，脑门撞了不少的电线杆。其实，害怕的主要原因早在我心里装着，只是不想面对而已，直到有一天我在马路上被面包车撞伤了膀子，才倒抽一口冷气，开始问自己：到底是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三月二十五日，我把张闹约到仓库对面的银行。我说：“再不划十万块钱给你，说不定哪天我就会被车撞死了。”她哈哈一笑：“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欠不得别人的钱，做不得亏心事。”我掏出离婚报告，摆在她面前。她刷刷几下签了名字，按了手印，说：“我不要你那么多钱，你划八万块得了，剩下两万就算是我给你的回扣。”
“难道我们是在做生意吗？十万都给了，哪还在乎两万，你别侮辱人。”
她吐了一下舌头：“对不起，我说错了。那两万块钱你替我拿去孝敬你爸，我也该对他尽点孝心了。”
想不到她这么善良，我的心口一热，眼睛涩涩的，几乎就要流泪了，拿钢笔的手颤抖起来。我用颤抖的笔尖填了八万元的取款单，心里马上踏实了，再也不怕掉钮扣、打喷嚏了。她存好那八万元，在银行门口打了一辆的士。我们并肩坐在后排，往铁马区政府民政局赶去，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快到那个地点时，她忽然吻了我一下，我感到左边的脸热乎乎的、麻酥酥的，尽管她以前也吻过我，但是这一次特别来电，好像她的嘴唇烫了，我的皮肤薄了。早知道她有这么好，我就不应该跟她闹，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若当时我能原谅她的错误，没准她会夹紧大腿、守好裤带，没准会铁下心做我的老婆，那现在我们的膝盖上就会坐着一个小曾。
下了的士，进了铁马区的新办公大楼，她拐进女洗手间去洗手。我坐在民政局办公室等她，等了半个小时，她都没来，我才开始警惕，预感情况不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忽地响了起来，那个负责发证的中年男子拿起话筒，听了一下，冲着我问：“你叫曾广贤吗？”我点点头。他把话筒递过来，我按在耳朵上，传来张闹的声音：“这八万块钱，就算是你强奸我的精神补偿费，从今天起，我们谁也不欠谁了。”
“那你干吗还不上来办手续？”
“不用办了，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不信，你可以查查民政局的档案，里面根本没有我们的结婚记录。”
我摔下话筒，掏出结婚证递过去。那个中年男子翻了一会档案，摇了摇头。我不信，把那本档案抓过来，盯住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日那一页，上面写着几个陌生的名字，但就是没有“曾广贤”和“张闹”。我转身冲出办公室，冲下楼梯，冲到马路上拦了一辆的士，直奔张闹的宿舍，那地方已经换了住户，说张闹一年前就搬走了。我赶到剧团，团里没人上班，连办公室的门都锁着，门卫告诉我演员们全都走穴去了。我再赶到东方路瓷砖店，那里已经变成了咖啡屋，店员一律对我摇头，他们根本不知道张闹是谁。我一屁股坐在咖啡屋门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停地拍着脑袋，直拍到黄昏降临，街灯闪烁。
当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时，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碰上张闹，我都要拍她一砖头，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后悔。她竟然用一张假结婚证浪费了我五年时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小燕成为别人的老婆，让我的八万块钱变成了她的。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下油锅？该不该五马分尸？为了巩固自己的决心，我对着路边的树杆砸了一拳头，沙袋那么粗的杆子都摇晃了，我却没感到痛。走到路口，我才发现手背已经脱了一层皮，上面一遍模糊，鲜血正沿着指尖往下滴。好在那几天我没碰上张闹，要不然准会出人命。
我天天用冷水浇头，才慢慢把身上的火气熄灭，但心里仍然有异物感，好像长着一个疙瘩。一天晚上，我跑到仓库去跟于百家诉苦，他拍了拍我的脑袋：“你这里长的不是木头呀，干吗比木头还笨？哪有领结婚证都不到现场的，你他妈当时在干什么？腿瘸了或是食物中毒了？”这个问题像刀子那样捅了我一下，我马上软了。当时干吗没跟她一起去领证呢？因为我没有理发，没有穿体面的衣服，脚上还踩着一双拖鞋，这样的装扮根本不适合领结婚证，可是那天我偏偏想领，偏偏想中午就跟她理直气壮地上床，所以就让她单独去了，因为她说那个发证的是她同学，只不过是戳个公章，我去不去都不影响大局。没想到……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差不多把下巴都打错位了。
于百家说：“我这里有这么多小姐，你随便挑一个开开心，别再想那个女妖精了。”
“除非是那个领班。”
“行吧，你到包间里等着。”
我被一个斜挎着“欢迎光临”的带到十一号包间，等了几分钟，那个领班就走了进来。她一进来就脱衣服，身上被压着的部位不停地弹起，先是胸部，后是腹部，再是臀部，一个白净的稍微发胖的体形躺在床上。我扑上去，正准备发狂，忽然被她右掌心的一颗黑痣吓住。我的头皮一麻，当即从床上滚下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什么？叫我咪咪得了。”
“让我再看看你的手掌。”
她把右手伸过来，掌心里确实有一颗黑痣，大小和方位都跟我妹妹曾芳的相似。我说：“你不是叫曾芳吧？”她收回手掌，骂了一句“神经病”，把刚才脱下的重新穿上。我跳起来，和他比赛穿衣服。由于穿得太快，她上衣的膀子嗤地一声裂了。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老家在哪里吗？”她气冲冲地：“你不是查户口的，我干吗要告诉你？”
“二十年前，就是我妈自杀的那一天，我妹妹在动物园里失踪了，她的右掌心长着一颗像你那样的黑痣。”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的掌心里哪有什么痣，神经病！”她把手伸过来，我紧紧地盯着，除了掌纹，掌心里什么也没有。我说：“错了，应该是右手。”
“这就是右手。”
真是她的右手！刚才我明明看见她的掌心有一颗黑痣，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难道她会耍魔术吗？
爸，赵阿姨出去了，门也关紧了，我想单独跟你说说。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话，从你爬回仓库的那个大雪天到现在，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三十年了，你说到做到，但是，你不说我说，我要是再不说，就快憋死啦。
如果不是看见那个领班的手心长着黑痣，那我早让你抱上孙子了。那个领班比原来胖了，膀子上的衣服经常有被撑破的危险，但是胖有胖的好处，除了有利于生育，就是心胸宽广，她不仅不记恨我在包厢里对她的羞辱，还经常跟我点头，打招呼，好像我从来没看见过她的身体。有时闲空，她就给我说她小时候不刷牙，尿炕的故事，经常让我分享她童年的顽皮，明显向我发出相好的信号。现在，她在北朴路开了个服装店，只要进了新款式的衣服，总会打电话叫我过去，给我打五折，我和赵阿姨身上穿的，基本上都来自她那个店。开始，我怀疑她是曾芳，后来看了她的身份证才知道她叫范来弟，比曾芳小四岁，出生在东北，离我们这里好几千公里，坐飞机也得四个小时，就是编蹩脚的电视剧跟曾芳也扯不上关系。她赚了好多钱，却一直单身。要不是害怕她手心的痣，十年前我就跟她结婚了。像她那样壮实的身板，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比小燕那个要白、要胖，你一定会喜欢得从床上跳起来。
假若能提前一两天发现结婚证是假的，我就是把那八万块钱捐给灾区也不会给张闹。那时的八万块相当于现在的八十万，可以到郊区去买一大片地，或者在市中心买一套好房子。当时，张闹都快把我忘记了，搬家没通知我，和那个当官的同居也没跟我打招呼，很可能她要十万元才离婚都是说来吓唬我的，根本不指望把钱拿到手。她知道结婚证是冒牌货，只要我不主动给钱，除了抢劫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要是我早一点碰上律师张度，那八万块钱也不至于跑到张闹的存折上，完全可以用它来加宽我们的住房，甚至可以天天让你喝最贵的牛奶。
我是在跟张闹分手三年后才碰上张度的，当时他出席仓库的捐赠仪式。会后，他把嘴巴贴到我耳朵上，说张闹把他给踢了，跟一个厅级干部住在一起，生了一个小男孩。但是那个小孩还没满两周岁，她又把那个厅级给踢了，占住人家的三室两厅死活不出来。最后那个厅级举手投降，搬了出去，一气之下给小孩取名“春海”。“春海”这两个字拆开来就是“三人日，每人一点”，张闹竟然没看出厅级的恶意，只给小孩改成母姓，那名还保留至今，以为是什么金字招牌。要不是那个孩子长得像我，也许这辈子我再也不会跟张闹说话，甚至会把欠她的那几拳头扎扎实实地送给她。爸，你可能不知道，我是练过拳击的，现在偶尔也还对着沙袋来上两拳。但是，那个孩子长得太像我了，像得都叫我不忍心恨她的母亲。张闹睡过那么多男人，为什么那孩子偏偏长得像一个没跟她妈睡过觉的呢？是不是天老爷觉得她欠了我的感情债，就让她生个孩子来像我，报答我？当时，我是带着火气找上门去的，开门的是那个小孩，他已经四岁，懂得叫我叔叔了。我第一眼就发现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跟我的一模一样；第二眼，我发现他是双眼皮，也跟我的一样；第三眼，第四第五眼，越看他越像我小时候的照片，虎头虎脑，高鼻梁，大嘴巴，脑门四方，下巴宽长，眼珠子黑得像涂了碳素墨水，眼睫毛比女人的还长。爸，假如你看见他，没准你会以为谁把时间拔回去了，没准你会对着他叫我的名字。碰上这么漂亮的孩子，你说我怎么还忍心把他妈当沙袋？当时，我的心嘭地跳了一下，就像看见自己失散了多年的儿子，把他紧紧地搂进怀里。
张闹说尽管我跟了那么多男人，最后还是怀上了你的孩子。我说你烧晕了吧，这孩子是我曾广贤的吗？你就是人工授精，我曾广贤也没机会呀。她一拍脑袋说对不起，我忘记我们没上过床。天哪！她连跟谁没跟谁上过床都记不得了。如果在上床这个问题上她不是糊涂到了五星级的程度，也许我会跟她破镜重圆，你就会白捡一个孙子，那你还不高兴得坐起来呀。
爸，如果我不把仓库租给于百家，那仓库现在都还在我们手里。于百家爽快地给了我两年租金，就把钱捏紧了，一毛不拔了。第三个年头，又到了该付我五万元的时间，我到他办公室去催款，他说不就五万元吗，别弄得像欠你几个亿，明天提给你就是了。多少个明天过去，他付款的那个明天始终没到来。我说难道你要把这笔钱拖到二十一世纪吗？他哗地扯下一张支票，递给我。我哼着歌曲跳着碎步来到银行，营业员接过支票一查，说这个账户是空的，他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什么叫做空头支票。没办法，我只好请他擦皮鞋、下馆子，隔三岔五地给他送烟送酒，把自己弄得像个欠债的。他跺跺皮鞋，剔着牙齿说哥们，你放心，过两天我一定把钱给你。他说“一定”的时候特别用力，仿佛要把那两个字咬扁。
到了冬天，树叶黄了，冷风一起，随处可见戴手套、围围巾的人。于百家不仅没付我年头那五万元，眼下又到了该付年尾那五万元的时间。我抱着双手到于伯伯家去找他，连他们家衣柜和床铺底都搜查了，也没看到他的影子。仓库门前堆满了落叶，霓虹灯再也不闪了。一辆警车鸣叫着开到仓库，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