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1）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越南人民正为我们全体而战斗。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应该联合在一起，打倒这个傲慢自大、残暴无耻的世界警察，来曲折地呼唤自由。现在在越南，我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是否存在着对我们既无剥削又无异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让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得到利益，获得自由和尊严。正是在越南，通过今天经受的痛苦和折磨，给我们指示着前进的道路。”（《萨特自述》）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教授们曾向美国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从２月７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这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萨特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萨特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它本来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并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有这种战争。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了这个法庭的性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判断美国的政策是否有害，这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于调查它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犯了战争罪行。”
11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支持越南，不只是从道义上考虑，越南人也是为我们而战！”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12月，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存在，并驳斥了审判没有意义的说法。他说，这个法庭将完全用法律的方法来确定美国是否犯有战争罪。法庭裁决将以纽伦堡应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凯洛格条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
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会见舍恩曼和许多法官，规定审判法规。在巴黎还开了其它的会，有时郎兹曼作为萨特的代表参加。法庭原定在巴黎举行，但戴高乐不想得罪美国人，拒绝给予法庭成员签证。于是法庭又同斯德哥尔摩接触，瑞典政府先是拒绝，后来又勉强同意。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就必须去外地来介入此事。
5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斯德哥尔摩。法庭的名誉主席是罗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国，不参加具体活动。萨特是执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杰迪将主持开庭。他曾同铁托一起作战，铁托受伤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杀。他本人头部也受了伤，有一块弹片至今医生无法取出。 战后德杰迪曾在南斯拉夫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抗议铁托对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后他到了美国，在大学教书。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为各国著名法律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开庭前萨特致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国派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对方没有作直接答复。但腊斯克对新闻记者说：“我不会跟一个94岁的英国老头玩小孩的游戏！”萨特对这种态度作出反应，他发表谈话把罗素同腊斯克作了比较，指出腊斯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国务院官员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异常紧张，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投票、起草文件、统一意见，最后，萨特宣读了一份文件，陈述了裁决的理由，然后让人们提问并回答问题。最后，第一轮审判终于圆满结束。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古巴人放声大哭，越南人眼里充满泪水。
11月19日，萨特和波伏瓦从巴黎飞往哥本哈根，法庭设在离城20英里的一个工会大楼内。这次审判活动不仅又有了许多新的控告材料，还有３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特种部队成员，他自己动手打过俘虏，自称战犯；一个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杀现场，他按照军官的命令，枪杀过一个妇女，原因仅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点时不够快。还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12月1日，法庭最后一次开庭。会堂座无虚席。萨特宣读判决书。法庭一致认为，美国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与战争法相违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和老百姓，犯了种族灭绝罪。法庭还一致谴责美国对老挝的侵略，谴责泰国和菲律宾作美国的同谋。法庭有３个成员认为日本帮助了美国，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对所有问题作了回答后，法庭审判圆满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相互拥抱。
多年后，萨特在回顾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情况时指出它的意义：“如果人民能够制止政府宣布战争，那就太好了，但那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个审判法庭，听从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的争辩和讨论对于我们首要的使命来说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给群众一些他们为自己阅读和判断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的判决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干得不错，因为我们是在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控诉了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美国人，并判决他们的这种罪行。”（《萨特自述》）
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认识中：纽伦堡审判表明创立一个调查战争犯罪机构以及在需要时作出判决的必要性。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没有创立这样一种审判机构。在这里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我们干我们正在干的事。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授权给我们。显然，我们的审判法庭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也不想取代某个已经存在的机构。相反，我们的审判法庭诞生一个普遍的不可能性，诞生于一个需要充实的空虚，诞生于一个遍及全世界并因此其自身无法听到的控诉。这个审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无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萨特自述》）
这一时期萨特还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深感兴趣。在战前他就发表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对反犹太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极度厌恶，一个原因是其对犹太人的态度。战后萨特对犹太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对阿莱特的特别钟爱中，也不乏他对犹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内。
1967年萨特和波伏瓦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们从这两个国家获悉，它们都同意他们同时访问另一国。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海卡尔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多次参观，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从近处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从沙漠处远眺，不禁使人赞叹不已：它们好象是抽象派雕塑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埃及政府拨了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在飞机上他们看到过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条狭窄的绿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后他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参观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向大部分沙漠地区提供灌溉，被称为纳赛尔湖。美国曾拒绝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这导致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收归国有；而苏联给予了必要的援助。他们参观了农场和农村，人们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他们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显然这是预先组织好了的，但村民们确实对他们有好感。
最后纳赛尔总统接见他们，同他们坐在一个大客厅里，喝着果汁，谈了3个小时。萨特谈到18个关在监狱里的年轻人，他们被控企图重建共产党。萨特临来时他们在法国的家属请他向纳赛尔提及一下此事，干预一下。纳赛尔表示考虑解决。萨特还没有离开埃及，纳赛尔就把人放了。看来萨特还是很有面子的。
萨特同他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纳赛尔的态度是，他并不想通过同以色列打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萨特还参观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交谈。萨特希望能找到一个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而这些领导人有着一些过激的想法和言辞，因此谈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2）
结束在埃及的访问后，由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萨特他们第二天前往雅典。上午在这个城市转了一下，随后登上一架去特拉维夫的飞机。出面邀请萨特他们的是包括以色列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在内的接待委员会。总的来说，右翼对萨特抱有敌意，左翼对萨特较为友好。一路上他们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处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种歧视，土地被剥夺，在国内被视为第五纵队，阿拉伯国家则认为他们是叛徒。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从没有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了一个以色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领导人艾希科尔接见了他们。萨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正如他一路上所做的那样，在这个最后场合，萨特又谈起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处境问题。
在离开以色列飞往雅典时，萨特和波伏瓦的感觉是乐观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会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战争，这对它们都没有好处。但在萨特回到巴黎没几天，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一个多月后，埃及宣布向以色列作战。萨特、波伏瓦、郎兹曼等人签署了一分呼吁书，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但他们对结果已经不报幻想了。战争最后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萨特和波伏瓦对战争感到惋惜，同时又为以色列得以继续生存而感到庆幸。埃及失败，它还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败，它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了。他们并不认为──像许多左翼分子认为的那样──这两方面一定有谁是谁非，一方正义而另一方就是反动；他们始终认为，两方应该避免战争而争取和平共处。
由于苏联开始了文化解冻，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他们希望同萨特对话。1962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去了苏联，他们是应苏联作家联盟的邀请参加和平运动会议。6年时间，苏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见到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大学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题目是萨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叫列娜•；佐尼娜的女士充当萨特的翻译，并由她安排各种具体活动。她皮肤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萨特同她有着很好的友谊。他的《词语》一书就是献给她的。这次他没有受到1954年那种高规格的接待，没有那种无休无止的宴会和祝酒辞，报刊上也没有大肆宣扬。这反而让萨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许多自由活动时间。苏联朋友请他到家中，他们交谈，有时还因看法不一致争论。萨特喜欢这种气氛。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名叫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鼓励东西欧作家对话和交流，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7月，这个组织在列宁格勒召开大会。但由于此前苏联的文化形势急剧恶化，这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对劲，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为了在面子上说得过去，这个大会最后总得有点什么。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苏联一方索尔科夫突然找到萨特，请他作一个照顾双方的总结。萨特摘下耳机，也没有换个地方，很快写出一份言简意陔的宣言。他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赫鲁晓夫接见了大会代表。是他请他们到苏联来开会的，但他现在却对他们恶语有加，好象这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全是资本主义的奴仆。萨特他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后，一位知道内情的朋友告诉萨特，赫鲁晓夫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就在几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见了赫鲁晓夫，要他提防这些人，说他们是危险分子，他们的左派样子是装出来的。一次赫鲁晓夫同爱伦堡私下交谈时，责怪他不该促使萨特离开共产党。爱伦堡辩解说，萨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1964年5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谢甫琴科150周年大会。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到文化专制的压力。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许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而且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的、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萨特责问大会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1965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审判，再就是他的诗句“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时对祖国的诋毁，此外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5年强制劳动。萨特的信递去后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