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自己的自由作为目标，这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为其目标时才有可能。人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生物，在种种境况下都得要求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不能不同时要求他人的自由。最后，在这种包含于自由本身的要求自由的名义下，萨特对那些想向自身隐藏其存在的自发本性和绝对自由的人作出评判。他将那些借口严肃精神或决定论来隐藏其绝对自由的人称之为懦夫。将那些把其存在说成是必然而实际上是偶然现象的人称之为猪猡。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义（2）
萨特自由观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选择自主性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自由思想并非是没有变化的。研究者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萨特始终强调选择的自主性，并将其绝对化。在谈到萨特的“选择”概念时，人们很自然地将它与“自主”一词联系在一起，称之为“自主选择”或“自由选择”。这些论者立论的依据主要是萨特前期的著作，特别是《存在与虚无》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实际上，萨特本人对于选择自主性的态度是有重大变化的。一个值得注意而尚待深入探讨的情况是，后来萨特对自己的前期思想作了十分严厉的批判。例如，1969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在抵抗运动期间仅仅认为有自由决定的可能性。就那些年我的思想状况而言，我写的第一批剧本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称之为‘自由戏剧’。不久前我重读了我为这些戏剧──《苍蝇》、《禁闭》等──的一个集子写的序言性注释，实在感到震惊。其中写道：‘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在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作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读到这里，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相信过这种话！”（《思想纪游》）
在1972…1975年间拍摄的影片《萨特自述》中， 萨特对自己过去的著作作了一个总体的回顾和评价，他说，其中有一些东西让他感到难为情：“我1945年前后写的东西，它造成的印象是：无论境况是怎样的，一个人总是自由的。作为例子，我解释说，一个工人参不参加工会，他总是自由的，就像他选择自己去参加一场战斗或者不参加，都是自由的一样。今天，所有这些东西之荒谬让我震惊。毫无疑问现在我的自由观有了某种根本改变。我仍然忠于自由的观念，但我可以看到，对任何特定的人，自由的结果总是可能改变的。”
萨特自主选择观念的明显改变表现在他50年代初的作品中，特别是戏剧《魔鬼与上帝》。他在上述访谈中说：“我们断定在任何境况中总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选择。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后来我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一个不能作出选择的人物海因里希，来明确反驳我自己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 （《思想纪游》）
学术界也有注意到萨特后期选择理论的变化的，但一般来说，对这种变化的分析比较简单，对它的论述也不够准确。例如， 有学者认为，最后萨特得出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没有的结论。由我在上面引述的萨特的话来看，似乎这一观点可以成立，时间应该是在50年代初期。但对于这一重大变化的情况还须作更加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确切可靠的结论。
对萨特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他后来对自己自主选择思想的评论作深入探究后，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对自己早期强调自主选择的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甚至使用了“我竟然相信过这样的话”、“荒谬”、“不正确”这样的语言，似乎是完全的否定；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早期选择思想的某些内容仍然持充分肯定的态度。
例如，在上述同一个谈话中，萨特说：“我有一个想法，从未放弃过并一直在深化：一个人最后总是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他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别无其它选择。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总是可以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创造一点什么。现在我把自由定义为：自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限制在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之中的人。” （《思想纪游》）
这里表达的意思显然与“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没有的”相悖。如果真正自由（自主）的选择是没有的，那么，一个人就不用为他的选择承担责任，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外部环境、他人的作用等等。萨特认为，人的选择，归根结底，总是创造了一点什么，也就是在某种程度摆脱了社会对他的制约，这就是自由，这实际上仍然是肯定人的选择的自主性。
如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首先，萨特对他早期自主选择思想的批判，并非是对这一思想的完全否弃，只是否定了自主选择的某种绝对性。试分析一下他作了自我批判的那段话：“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在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作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这段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完全否认社会、环境、他人以及其它非个人意志的因素对一个人的选择所起的作用。萨特在同一个谈话中说，一个人在敌人的拷打中能否挺下来，这个问题在当时仅仅是一个身体的忍耐力问题。他的意思是，如果拷打之严酷超出这个人的身体忍耐力，即使最后他选择了招供，这也并非他真实意志的表达，这时的选择就不能说是自主的。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件事情：“二战”期间，萨特所在的那个抵抗组织的一个成员被占领者当局逮捕，他在被审讯中供出了萨特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后来这个人想办法从被关押的地方传出话来，说明这个情况，意思是让这几个人躲起来以避免可能的被抓捕。那么，这个人选择成为叛徒——如果将向敌人招供就当成叛徒的话——是否是自主的？就他后来的表现看，显然不是。他事后力图对这一选择结果作出补救。
再拿萨特列举的工人参加战斗的例子讲：一个工人参加战斗，比如参加罢工，是否就像萨特以前所说的那样，参加或者不参加，总是自由（自主）的？假如这个工人已经身无分文，如果他参加罢工就只有饿肚子、没有饭吃，他可能的选择是否还是完全自主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处境，他所具有的种种条件，对他作何选择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选择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之外，外在的力量以及内在的非意志的力量（例如生理反应）也会起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对他早期自主选择思想作了严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认为选择的自主性完全不存在或根本没有可能。
上面列举了萨特对《魔鬼与上帝》中海因里希的评论：“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怎样看待这段话？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萨特认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的选择完全没有自主性，或者甚至连选择都不可能。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萨特在同一个地方说明，海因里希只是他为了批判自己强调自主选择的绝对性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因此，这个人物更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人判然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主选择，另一类无法自主选择或无法选择。一个人无论受社会、境况、他人多么大的制约，他总是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活动余地；凭着这点活动，他就可以不被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限制，创造出一点什么来。这就是自由，其中必然包含着人的自主选择。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还塑造了一个主人公格茨，他也处于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作为与海因里希相反：他并非不作选择、无所适从，而是不断地作出尝试，最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既抛弃了绝对的恶，也抛弃了绝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也就是选择了相对的善，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这个戏剧中“上帝”的寓意，应该是被绝对化的外部世界。这两个对立的人物结合起来，可以体现萨特关于选择自主性的总的看法。
其次，萨特在指出这种自主选择的绝对性是不真实的同时，又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存在的理由，是有意义的。萨特说：“一个人被拷问，他将怎么办？他要么招供要么拒绝回答。这就是我根据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而说的东西，但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 （《思想纪游》） 之所以说这种体验不真实，即以上面举的那个在被拷打后招供的人而言，他到底是不是叛徒？说他不是叛徒吧，他毕竟招供了，这应该算叛变行为；说他是叛徒吧，他后来的行为又不像一个甘心当叛徒的人，而是想设法弥补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说，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要么英雄，要么叛徒”复杂得多。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具有不真实性。
萨特同时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或体验是不真实的，它在战争那个特殊环境中仍然具有一种意义，具有一种必要性。在抵抗运动期间一个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险，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勇气。因此，强调人的选择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的变化，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前期是强调选择的自主性，而后期则抛弃了这种思想、得出自主选择是不可能的思想。萨特的变化在于：前期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个人所处的境况不起什么作用；后期则充分考虑到境况的作用，而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相对的，人们选择的结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境况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内。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选择是完全自主还是只有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1）
战后，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种种责难，澄清问题，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收入《境况种种》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写的东西总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写作行动里就包含着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召唤读者的自由，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对近几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处于境况之中。但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设计一样，既关闭这一境况，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释境况并使之得以成立。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种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家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但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体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
萨特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兼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作家们要做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一种整体自由的权利，它把形式自由与物质自由实际综合在一起，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小说、评论和剧本中。应该在文学里表明立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反对所有把社会主义看成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它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们的作品应以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除了文学理论，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屡有大的收获。小说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194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后的机会》，但萨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第三卷还不是最后的机会，这个多卷本小说还不能结束。《最后的机会》应该放到第四卷，于是把书名改为《心灵之死》。
这一卷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况下，这是萨特本人切身体验过的。这里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达到了临界状况。萨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时预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死亡的威胁、战争的破坏，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有些全新的东西却又开始滋生。萨特意犹未尽，要留待《最后的机会》通过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义介入充分揭示出来。
但这个第四卷没有完成。萨特一直想完成它，并且已经写了200多页，最后终于放弃了。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使他很难继续以前的种种构思来结束这部小说，而把小说中的人物跳过十年拉到现在来发生纠葛，他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他面临的这个困境也许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却难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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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归宿，或正如萨特自己所说，最后都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玛志厄逃出集中营后投身抵抗运动，甘心受一个集体的约束，最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并非本来就是英雄，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英雄。而布吕内在玛志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到了巴黎。其后的处境有些类似《肮脏的手》雨果出狱后的情况：他受到怀疑和诽谤，孤独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介入行为深处，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萨特没有让他们留下来卷入战后的生活。
与小说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萨特在另一个文学领域显得更有成就和富于探索性，这就是传记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写了《波德莱尔》一书，采用最初选择这一概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这个诗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认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选择与人们所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