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下了《安徒生童话》。每天睡觉前，表姐都会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书，当我听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居然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感情。
我真正意义的读书是从中学开始，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跟许多人相似，青春期的我也有一段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我所迷恋的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人：真纯的雪莱，放浪的拜伦和激情的叶赛宁，成了我理想性格中的“三位一体”，就连雪莱的唯情、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都给我留下贵族的印象。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我铭记至今：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可忧伤强做的笑颜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
回想起来，对我的个性形成影响至深的，还要数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中的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就是这句话，成为我生命中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的自觉反叛中形成的。
读书，是在人性中自由地穿行，对一个人心性、情感、承受力和理解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相信，今后生活的幸福与否，都将建立在自己爱的能力上。在书里，我可以饱尝爱的狂烈和冷落，找到情感的解脱与宣泄，发现生活的误区，透视到灵魂的原色。大卫·科波菲尔的正直与善良曾让我喜欢得发狂。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评判者；既是美好心灵的拥有者，也是诸多磨难的受难者，局限的个体生命在文字中得到无限的伸延。我贪婪地从书卷里、在朋友中寻找到各类我欣赏的品质，然后变为已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让人乍看上去眼晕的多棱体。其实我还是我，只是随着人们投来的目光不同而变换着颜色。
中学的我有一个幻想：一个人捧着调色板，站在枫叶嫣红的山巅描绘落日，手上身上沾着沁了晚霞的绚烂油彩，一只鹰鹫在头顶盘飞。大学的我有一个臆想：研究透人体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肉，有朝一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组装一条能够让自己在时空中延展的生命。读研的时候，我揣过一个奢想：想要理解每个人生存的道理，探究自己心灵中隐秘的险处。出国后的我则怀着一腔狂想：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
从医科大学出来，我不再对生理结构感到神秘；从音乐学院出来，我不再对心理结构感到恐慌；从冰天雪地的“二连海关”出来，我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欲、有灵魂的纤弱男孩，投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在匈牙利生活的十几年里，我做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中文家教、文学翻译、插图画家、剧社龙套、编辑、记者、编剧、演员、导游，甚至果农、蒜农、厨师和小时工，成了一个无宗无派的“生活艺术家”。我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流浪，我很喜欢这个诗意的字眼，带着地上的泥，牵着天际的云。对我来说，这种流浪与其说是时空的，不如说是心灵的。或许在周围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安分、不知足、不长大的家伙，但我自己清楚：拒绝大众性成长，就是我最纯然、最闲逸、最乐足、最真实的个性成长。
一九九一年离乡，我带着家人的牵挂，带着朋友的祝福，带着一盒银针、一包艾条和一本《梵高传》，带着音乐学院恩师张鸿懿塞给的四百美金，再有，就是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居然没有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既不知那里已有三万中国人在淘金，更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
经过一周的火车颠簸，我穿过外蒙的戈壁和西伯利亚无人区，终于来到这个中欧小国——匈牙利。跳下站台的刹那，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到了这儿之后我才知道：我来投奔的一位大学好友，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去了奥地利。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困在一座与南联盟接壤的南疆小城——塞格德，如同一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孩，被丢在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里。我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葛德月教授指导我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挫，在一家私人诊所工作的我，意外卷入了一场戏剧性冲突。几乎在同一天，我不仅失业失恋，而且失掉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我被州移民局认定是一个“非法行医、与黑社会勾结的不受欢迎的人”。当时匈中之间刚恢复签证，正是匈牙利社会排华最为严重的时期，许多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人用枪口顶着遣返回国。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自己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会到饿的滋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一只修长的手隔着玻璃敲在我木讷的脸上。我认出是皮特，一位身材瘦高、英俊敏感的小伙子，一个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听朋友说我已经几天没有出门了，不仅跑来看我，而且给我抱来一团深褐色的泥巴。皮特关切地劝慰我说：“你一个人闷了，就捏点儿什么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我的“即兴泥塑”大多被朋友们瓜分了，留下的十几个我带回了国，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爱和感恩。
出国后的前三年，我几乎没用母语说过话，偶尔给父母挂个长途，我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总要在电话机旁放上一只手表，压上一张宇条，字条上写着我准备说的话……即便这样，只要电话一通，我还会“我我我”地结巴半分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唯一的秘密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情感的“聋哑人”。
多瑙河畔的行吟歌手
■ 白 描
也许，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如果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的话；也许，他会成为一名艺术心理学教授，如果他读完硕士研究生后继续沿着这条治学之路走下去的话；也许，他会成为一名不错的画家、走红的乐手、三流的演员或蹩脚的厨师，生活给过他多种选择，许多领域他都曾涉足过。然而，他最终将自己交付给文学，一经选择便心不旁骛，艰难而自得其乐地走到了今天——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余泽民，一个浪迹在多瑙河畔的忧伤歌手。
认识余泽民，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朋友，匈牙利威克集团董事长魏翔先生。
一次魏翔先生回国，给了我两篇小说，另有一篇创作谈之类的文字。说是一位旅居匈牙利的华人青年写的，要我判断一下，看看小说写得怎么样，作者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魏翔出国前是位油画家，他去欧洲本为了实现艺术梦想，但十多年打拼下来，阴错阳差地成了一位商人，成功地创出了“威克”这个在东欧知名的运动鞋品牌，仅在匈牙利，平均每六位居民，每年就有一人购买“威克”鞋。以他公司命名的“威克曲棍球队”曾多次夺得世界冠军，他还在匈牙利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威克欧洲马拉松赛”。魏翔在匈牙利认识了余泽民，见他整天经营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小说，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文学梦园当中，这位成功商人曾有的经历，使他对余泽民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他意思是，如果余泽民从事文学创作有前景，他便与之签约。
余泽民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译者便是余泽民，是他让中国读者认识了这位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匈牙利的天才作家和他笔下的感伤世界；但是翻译和创作毕竟是两回事，所以我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件很担风险的事情，若看走眼，不是坑了朋友，便是误了余泽民。
我是怀着审慎的态度读余泽民的作品的。先是读那篇创作谈，作者自我表白：只想成为一名“只为自己的生存表述而写作的作家”。这个表白并不能打动我，相反，对那些标榜某种写作主张或高喊某种口号的作家，我总是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在中国作家圈子里，特别是在新生代作家圈子里，各种各样的新奇主张和新鲜口号层出不穷，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势，其全部意义不过是吸引人们的眼球罢了。但读过两篇小说，一篇《玻璃鸟》，一篇《匈牙利舞曲》，我着实被吸引住了。我让魏翔告知余泽民，还有什么作品再给我发来。于是我的信箱里，一下子便涌满了余泽民的小说，一篇又一篇，其数量已抵得上一个职业写手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上百万宇的小说，竟然一篇也没有发表过。这真是一个“只为自己的生存表述而写作的作家”？
事实上余泽民正是这样，他默默地写，写了，也就放下了，偶尔自己拿出来看看，这使得他的小说很像是自己营造给自己看的心灵造影，毫无世俗功利之心。当我读过他的那些小说初稿之后，很是惊讶于他能守住这份静气，能耐住这份寂寞。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说比之当下中国很多声名响亮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毫不逊色，甚至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
生命、爱、欲望、命运，以及人物的情感世界，是余泽民小说着力发掘的主题。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一般总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他并不将小说取胜的砝码仅仅押在故事上，在娓娓叙述中，他引领读者走入他的小说世界，在这里读者领略的是动人故事内核里包藏的深幽而复杂的人情人性内容，是人类精神的、物质的、灵魂的、肉体的、个体的、群体的痛苦或者欢乐，希冀或者绝望，索求或者付出，毁灭或者重生。他笔下的色彩有时清清淡淡，清淡时轻挑浅抹，婉转漫染；有时又随情率意，着力挥洒。当然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还是浓墨重彩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常常对我们惯熟的常识世界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和颠覆力量，让读者在人性的闪光或者破裂的碎片里感觉到生命的高贵、圣洁或者无奈和痛苦，我认为这是余泽民小说最让我们动情也最应该重视的特征。
余泽民长期生活在多瑙河畔，不同于别的那些海外华人作家，他们虽身在国外、却仍在华人圈子里打转转，并未融入到当地文化和社会中去。余泽民当初抱着“赤脚到世界上走走”的想法只身闯荡匈牙利，曾做过大学讲师、家庭教师、插图画家、编剧、演员、公司翻译、报社记者，也做过乡村医生、果农、蒜农和厨师。他曾和匈牙利乡村最普通的劳动群众长期生活在一起，也曾与上层知识精英频有交往，他已融入到了匈牙利的社会和文化里。他所谓的“生存表述”，正是以他广泛而深入的在匈生活阅历为根基的，假如没有这个根基，没有这样的生存体验，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述”。
余泽民的小说展示了多瑙河畔对于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生活情景，这里不仅有旅匈华人生活的写照，也有匈牙利人世俗生活的写真，不是浮光掠影地写，而是细致入微地写，他的笔触深入到东欧社会生活的深层，竟不见吃力，传神地描绘出多瑙河畔一派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斑驳世象，让我们感知人类精神某些相通的东西，当然，也有因民族、文化、信仰、教育、生存环境给人性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带来的许多微妙而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我想余泽民应该感谢生活，感谢他的浪迹经历，感谢命运的馈赠，感谢匈牙利这块土地和根植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感谢和他亲切交往的匈牙利人民。是这一切，为他注入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很好滋养。
我和余泽民见过几次面，是他后来回国小住的时候。在我的感觉中，这是一个近乎纯粹的人，说他纯粹，因为有了那么多复杂的生活经历，他至今却仍像一个大孩子，一个整日沉湎在自己梦想中的大孩子：目光清澈，笑起来还有点腼腆，言语不多，而举止又不失优雅。也许正是这份纯粹，才能成全他的梦想吧。
责任编辑 晓 枫
主持人语
■ 陈 村
本期介绍的孙甘露本不是新人，这二十年来，他的名字常出现在评论文章和文学史中。这号名字好像听到过的人物上网本来是隐身的。在网上开“菜园”之初，我曾广发邀请，请文友来种莱，上当的远少于不上当的。余华跟我说：“我不写小说你要说我，我写小说你要拖我出来玩，我不上你的当！”这些朋友把电脑搞定就已流血出汗，其中最惨的仁兄反复被电脑病毒祸害，几年工作毁于一旦，所以收到上网邀请像收到专政机关的传票。
我除了睡觉，一直挂在网上，大白天潘向黎、盛可以等上来了；夜深人静，何立伟、叶兆言、方方、储福金、葛红兵等人上来了，我还知道另外一些名头更响亮的人也在网上，他们隐身在“客人”之中，只看不说。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没工夫折腾。看到朋友用自己的名字上来，对我，感觉很奇异，总算不那么孤独了。值得一说的是吴亮，他久已不写文学评论。一旦发现文章写好了马上可以面世，立刻看到回应，他再不耐烦苦等传媒发表，不管稿费不稿费了，一完稿马上发我上传。他不会打电脑，更不会上帖，但他会看论坛。他要太太发我稿子再跟来一个电话，说“我等着啊”。李锐也说，只要能展开讨论，没稿费没关系。对职业作家、批评家来说，网络也是这样有魅力！
今天的中文网络缺乏一个机制，吸引更多的好作家上来首发作品，也留不住成名的写手。他们不是已经写好文章就放在电脑里了吗？他们不是点两下就可以发出去了吗？网络的传播不是成本更低、更方便快捷吗？这问题值得探究。
把话题回到孙甘露，他就这样一糊涂爬上来了，他看了人家的许多好帖，看人家吵吵嚷嚷嘻嘻哈哈，不还一点礼物也说不过去。这组《上海流水》就是这样贴出来的。他在“流水”中逢人就称老师真是不怀好意，先锋作家骂人也骂得怪异，我只好称它内涵丰富，格调高雅。网络应该是无所不包的，这些职业写作者的文字提供另一种景象，有好的品质，有细致的手艺，有在网上“玩票”的洒脱。
我认识张黎较晚，所谓认识，也就是知道一个大概。在小众菜园，我开过一个最受追捧的帖子：“请君牺牲色相——pose专帖”。人想看看别人什么模样是很自然的，张黎贴过自己的照片，大家就认识她了。
张黎有一份好工作，当然好工作也就是忙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