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高的血脂血压……于是，丹尼决定从第二天起效仿姐夫，只吃蔬菜水果等清淡饮食。此外，他还开始定时收看各家电视台的健康节目，买健康杂志，吃保健药，喝保健茶，每天早晚都要量一次血压；这还不算，老人还特意倒了两趟有轨电车，跑到拥挤不堪的“四虎市场”，在一个中国摊位一下子买了两套运动服：一套长，一套短，准备定时到玛格丽特岛上跑跑步。
姐姐的死，使丹尼又一次试图领悟死亡的意义。
但是令老人震惊的是：他的运动计划还没等实施，“托马士”就又出了事。丹尼大叔觉得，他这几年的日子简直就被死亡填满了！说心里话，尽管“托马士”——这个短命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位房客，但是若跟“老邦迪”或皮洛什卡大婶的去世比起来，“托马士”的死更让老人揪心。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生活中的一出经典悲剧。
“托马士”死后，男孩那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总是在丹尼大叔的眼前晃动。年轻人有一头叫人羡慕的浓密黑发，这不仅由于他年轻，还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托马士”，这是丹尼大叔三年多前特意为穆良起的洋名字。不为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穆良。尽管男孩并不乐意，但是任性的丹尼大叔非要这样叫他，而且不由他不听，不由他不应。丹尼大叔虽然一辈子也没有裁剪过一件由自己设计的衣服，但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裁缝；既然是一个好裁缝，那么自己看人的感觉也不会错。
二
四年前，丹尼大叔的爱妻阿格奈丝死于恶性淋巴癌，从发现到去世，前后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一年后，他在《布达佩斯快报》上登了一则“出租一室住房”的小启事。
丹尼家住在离多瑙河边不远的国王大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曾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也是一条店铺繁华的著名商业街。丹尼大叔住的是一套建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典型中产阶级住房：居住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室内高度四米二；房间宽敞明亮，光是墙上的窗户就足有三米多高，不仅是双层窗，而且里面有一层折叠式窗板，外面还有一道深褐色的百叶窗……丹尼大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过这个虽不深奥、却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曾是哪位犹太银行家或古董商的府宅？是谁曾在这块磨损了的地板上踱过步？自己也终有一日形影相吊地死去，那时谁又将住在这儿呢？
丹尼大叔出生于德布列森市的一个“裁缝世家”，东欧剧变之前，他家属于无产阶级；剧变之后，最多也只能被划为小市民阶层。按理说，他家上下几辈都没有享用这套奢华大房的资格……但是，恰恰就是因为穷，他才能够稳稳当当地在这里住一辈子，这也算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丹尼的父亲是个颇有心计的穷裁缝，“二战”期间，他趁着兵荒马乱撬开并占据了这套空房子。原来的房主是犹太人，据说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书商，后来这家犹太人被举家抓到了德国人设在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有人趴了电网，有人人了毒气室，一九四五年德军投降时，这家人里只有一位怀着身孕的年轻女人从集中营里侥幸生还。
女人曾通过各种渠道试图索回住房，但是最终不但没能把丹尼的父母赶走，反而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七个月后，薄命的女人死于“产后感染”，咽气前，她为新降生的女婴取名为阿格奈丝。没有人知道阿格奈丝的父亲是谁，甚至不知道她的父亲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德国人？不管怎样，丹尼的父亲做了女孩的父亲。阿格奈丝先做了少年丹尼的妹妹，二十一年后做了青年丹尼的情人……后来，一直等到丹尼四十岁与前妻离婚，阿格奈丝才终于当上了中年丹尼的妻子。
丹尼大叔很爱阿格奈丝。虽然阿格奈丝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但在男人看来，那个“为了自由”而丢掉自己离家出逃的前妻，从感情上说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尽管前妻的出走有着种种堂而皇之的政治借口，尽管前妻在澳大利亚申请“避难”有着这样那样合情合理的理由，尽管许多年后前妻也曾随夫携子地回到匈牙利看望过丹尼……但是，关于前妻的感情，男人从不愿跟任何人提起。所以，在周围人眼里，丹尼大叔只有一位与他厮守多年的爱妻——阿格奈丝。
四年前，当阿格奈丝被诊断为“非何杰金氏淋巴癌晚期”时，夫妻俩经历了一次生死的抉择。当时，管床的卡洛依医生说：唯一的治疗手段只有“手术加全身化疗”，但同时又说，“手术效果不能保证。”从临床病例看，有的病人不做手术，也会困活十多年；有的病人手术、放疗都做了，却只能活三个月·…”因此，“手术”只是医生的建议，主意必须由病人和家属自己拿。换句话说，手术就是—场殊死的赌博，需要投下性命做赌注。
丹尼和妻子踌躇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化疗看似顺利，但在术后的第四个月，妻子不小心着了一次凉，几天后就去世了。丹尼悔恨得简直想要杀掉自己！
在爱妻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丹尼都活得像是堆在房间里的百年家具：沉重，刻板，晦暗。夜里，男人孤单地睡在两米宽的双人床上，闭上眼，总能感到枕头边妻子那颗像梳妆匣一样可触可摸的脑袋，可以感觉到妻子蜷在被子下面的、静脉像蚯蚓一样曲张的大腿，甚至他能够闭着眼，在黑暗中清晰看到她熟睡时的表情……
火凤凰
■ 余泽民
一
老邢在常慧的数落下，垂头丧气地跨出了区警察局大门。一群已经饱得飞不起来的鸽子，扑棱着翅膀，勉强朝旁边挪了几步，给这对中国夫妇让出一条路。
“蠢货！”男人在心里愤愤地骂道，既是对这群只知道饥、不知道饱的傻鸟，也是对自己，对自己的老婆，对此时此刻可能招惹他烦心的一切家伙。
刚刚丢了汽车，老邢心里本来就很窝火，再加上刚才两个小警察心不在焉的态度，现在还要听女人这样吐沫飞溅地教训自己，“为什么当初不那样……为什么后来不这样……”好像她还在她娘肚子里时，就已经知道今天这辆车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谁偷走似的。老邢真想憋足了劲冲妻子大吼一声，但是，这个愤怒的念头只在他的脑子里闪了一个火星，立即就被理智的冷水扑灭了。
经过十六年婚姻的较量与磨合，老邢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妻子总是对的。比如说，刚才在警察局报案时，他虽然绞尽脑汁，列出包括纸巾、交通图、口香糖、墨镜，甚至一只当抹布用的破袜子等所有随车丢了的东西，但是女人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就足以令男人折服：“发票本！”就这样，常慧就着丢车的机会，颇有预见地报失了总共五年的发票本。
“你们怎么会把五年的发票本都放在车里？”刚才那个小警察不大相信地问她。
“这段时间，税务局抽查我们公司，我正要把它们送到会计那儿……”女人在说刚才那句之前，心里早想好了对策。
小警察虽然仍不相信，但也只能朝常慧翻了下白眼，最终还是将“发票本”列入了“失物清单”。
每逢这种时候，老邢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也十分佩服妻子的机智：瞧，女，人借着丢车这件倒霉事，剔除了公司的一大块心病。话说回来，老邢在出国前丢车，常慧都会跟夜里的蚊子一样在他耳边唠叨上一夜，更何况出国前丢的是“飞鸽”，他现在丢的是“宝马”……男人这样想了，心里也就平和了。
夫妻俩走到街口，老邢招手叫了两辆出租，常慧要赶到“新竹大酒楼”请两位南斯拉夫客户吃饭，他则打算赶回办公室处理—下下午由于丢车耽搁了的业务。
出租车拐过两个路口，老邢猛然想起来：他十二岁的儿子还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上星期，邢宇在学校丢了双“耐克”鞋，今天早上，老邢答应儿子下学后带他再去买一双，而且说好去“猛犸商厦’。于是，他叫司机立即掉头往回开，并给常慧拨了个电话，让妻子通过手机告诉出租司机它要去的地址。
老邢来匈牙利已经八年了，但他的匈语还赶不上才来三年的儿子。语言不好，这也是他为什么出门喜欢自己开车的一个原因。单从这点讲，他很佩服妻子，常慧的匈语发音虽然带着浓厚的天津味儿，但她七拐八拐、左绕右绕地总能让人家听懂。
当然，女人也因为自己天津味儿的发音闹出过笑话。比如说，六年前他们夫妻俩刚去市场卖货的时候，只要女人一张嘴叫卖就出问题：客人不是莫名其妙地瞪她一眼，就是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常慧说的“请看一下”，到了匈牙利人的耳朵里就成了“你是精液”……
不过，通过这个笑话，老邢学会了一句骂人的话：
出租车里，老邢心急火燎地看着表：他跟儿子约好五点整见面，现在已经晚了二十分钟！由于赶上了城里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车被死死堵在了一条拐向主路的狭窄街口。男人接连叹了几口怨气，并且烦躁不安地暗骂了一句。
老邢是个读书人，这辈子不会骂人，如果说会，他也只会骂这一句，而且还是匈语的。奇怪的是：就连他在肚子里骂人的声音都是老婆的！老邢刚在心里骂完，立即偷眼瞥了下司机，生怕刚才那句不雅的脏话—不小心溜出了舌尖。
出租汽车司机是—个留着一脸大胡子的中年汉子，头发稀疏，眼睛细小。此时，他正将硕大的脑袋探出车窗破口大骂，不用说，他骂得要比老邢那句花哨得多！
布达佩斯的交通就是这样，周末的时候死气沉沉，就像引君人瓮的空城；只要一到工作日，每个角落就拥挤得像—个你踩我我踩你的蚂蚁窝。
“真见鬼！怎么会有这么多活人！”出租司机将脑袋从窗外缩回，转了转抻麻木了的脖子，恨恨地骂道。
老邢在一旁听了，心里吓得发紧，他又拿眼角瞥了一眼旁边这个没有几根头发的中年汉子，真怕他会突然抽出一根棒球棍来。老邢搞不懂：匈牙利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小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张狂的家伙？这也是老邢平时不喜欢叫出租或乘公车的主要原因。布达佩斯经常听说有仓库被撬、商店被抢，另外，还经常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被劫……相对来说，还是坐在自己车里、呆在自己家里安全些。
老邢也为自己解释：并不是因为他一个大男人胆小如鼠，而是由于欧洲的老鼠胆大如虎，这也是他不太想给儿子换学校的关键原因。虽然邢宇现在的学校既不贵族，离家还远，但他至少可以经常接送。
出租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等到终于挪到校门口时，邢宇已经可怜巴巴地等了一个小时！
老邢本来打算坐这辆出租直接去购物中心，但他看了一下司机不耐烦的脸色，赶紧将两张一千福林的票子塞给他，不等对方找钱，就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车。男人的腰还来不及伸直，出租车就已经“轰”地一声，卷起一阵尘土跑得无影无踪。
“小宇，你等急了吧？爸爸的车被人偷了，所以……”老邢删乙子解释自己来晚的原因，男孩爱搭不理地“哼”了一声，继续坐在马路沿上玩着袖珍游戏机。男人耐着性子等儿子玩完—局，这才拍着自己的膝盖催儿子站起来，并躬着腰帮孩子掸了掸屁股上的土。
邢宇使劲伸了个懒腰，然后习惯性地用食指蹭了下鼻头，然后朝四下张望了一下，问：“爸，车呢？”
“什么车？我不是刚刚告你，下午被人偷了嘛！”老邢无可奈何地扭了下头。
“车真被偷了吗？是哪个混蛋干的？真该死！”邢宇看到父亲憋闷的样子，深表同情地用匈语骂了一句，然后抠着头皮想了想说：“爸，你要再买车的话，就买一辆银色的，最好是跑车。对了，就像詹姆斯·邦德开的那辆，一定要敞篷的……你知道吗？我同学总在背后议论，说咱家那辆就跟‘黑老大’开的一样。”
“‘黑老大’又有什么不好？”老邢反问，“你爸一开黑车，就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是啊，但也没人再敢理我了。”男孩喜欢跟父亲胡搅蛮缠。
老邢用手戳了一下儿子的脖颈，问：“学校里有没有人理你，跟我开什么颜色的车有什么关系？”男人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很得意。说实在的，老邢当时不仅毫不犹豫地选中了黑色，而且还在车窗玻璃上贴了从外头看不到里头的塑料膜，为的就是让人家害怕，为的就是唬人，为的就是让那些“眼皮浅的警察”不敢轻易拦车……
“有关系，就是有关系！”邢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父亲耍起赖来：“上礼拜，我告诉我们班主任‘我的鞋丢了’，结果吓得半个班的同学都跑过来跟我解释，说不是他们偷的，你说逗不逗？好像生怕我会叫你把他们宰了似的。” ？老邢使劲拍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别废话了，赶紧走吧！”说着转身朝大路走去。
“爸，咱们今天还去不去买鞋啊？”男孩掉转了话题。
“去啊！不然我来接你干吗？”老邢应道。
“爸，我不要‘耐克，了，我想换双‘阿迪达斯’……”显然，男孩并不关心父亲丢车的事，他的兴奋点只在买鞋上。
老邢叹了口气：的确，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父亲丢一辆汽车，并不比自己丢双鞋更严重。老邢疼爱地摸了摸了摸儿子的头：“随你吧，儿子！只要你不让我去杀人就行……”
我是我的作品
■ 余泽民
许多次，午夜起来，我都会无意中被镜子里的男人吓一跳：野气的长发，彪悍的鬓角，棱角渐失的下颌，日渐粗糙的汗孔，还有那种疲惫却未失稚气的眼神……经常，我会怔怔地端详很久，仿佛是在端详另一个人，或者说，是怀着玩味和惊叹的心情审视一幅作品，一尊有血有肉的雕像。
你是谁？我在心里问他。我就是我。他无声地回答。
如果让我填写履历，我会体面地这样写：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九十年代初赴匈工作，翻译研究当代东欧文学，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匈牙利全国记者协会会员……这是我，又不是我。对我来说，只有这些年自己为自己写下的文字才是记录我成长的足印。
从我记事以来，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刊上。散文的标题我早就志了，可是开篇的第一句仍记忆犹新：“我喜欢看别人的眼睛，因为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我还喜欢看自己的眼睛，并希望能从中辨别出那些我崇尚之人的面孔……”从那时起，我就像一位雕塑家，精心捏制自己的作品。
我的成长，跟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刚上小学，我就蹲在学院胡同一号大院门口的上马石上看《红岩》、《水浒》、《桐柏英雄》。当时在三十五中读书兼做图书馆管理员的表姐王琼常把学校库存的禁书搬回家读，于是我也囫囵吞枣地读了一大堆诸如《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青年近卫军》、《红与黑》和《高老头》之类的洋书。另外，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王琼花了整整一年抄完了《牛虻》，我则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宇抄下了《安徒生童话》。每天睡觉前，表姐都会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书，当我听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