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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自我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走不走？”“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
“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
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
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
“哪也不去，错车了。”
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
“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抱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
“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
“我想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
“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不错，合伙干那么长时间，一点漏子没出。”“吴迪怎么样？我看她不赖，又有味又会外语。”
“她不行。”我们下来锁了车，点上烟往我们住的那栋楼走，“她跟亚红不一样，你让她倒贴她都干，可叫她卖，打死她也不干。”“没那事，她有什么了不起，身上是不是人肉？”
我们进了楼门，边上楼边说。
“你得了吧，别打她的主意，我已经决定不理她了。”
“你是不是，”方方说：“有点爱上她了。”
“没有。”停了下，我承认：“我挺喜欢她。她一哭，我有点受不了。”“嗬嗬，就跟你肚子里还长了点良心什么的似的。”
“嘘！”我一把抓住方方，僵立在楼梯上。楼道里没灯，黑漆漆的，我们住的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警察，接着想到：跑！但我们离的是这么近，跑能跑几步？再说，也不可能只来一个警察蹩在门口。我真后悔没观察观察就冒然上楼。很快，我又感到怀疑，这个人看到我们并没动，而且好象是个女的。“谁？”我强作镇静走上最后几步楼梯，看清了，是吴迪。
“你在这儿干嘛？”“我没地方去。”尽管我被吓了一跳很恼火，但不是警察，也松了口气，掏钥匙开门、拧亮灯。吴迪进了门，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包一搁，不笑也不说。方方垂头丧气跟进来，看到吴迪的椎儿，倒给逗乐了，冲我挤下眼。我到厨房看有什么吃的，找出两袋方便面和几个鸡蛋。我把方便面撒开一锅煮了，支上平底锅准备煎鸡蛋。
“吴迪吴迪。”我喊她。
她悄没声地进来站在我身边看锅里渐渐化开的猪油。
“会煎鸡蛋吗？”“会。”我把位置让给她，她默默地、麻利地磕了个鸡蛋放进油里，蛋清在热油里鼓起泡，变得雪白。
“煎老点。”“嗯。”吃完夜宵，方方去睡觉，吴迪收拾碗盘。
“搁这儿吧，明天再洗。”
吴迪没理我，端着碗盘去厨房。
我上了床，打开台灯，想了会儿亚红。吴迪擦干手进来，坐在一旁。“到这儿来。”我叫她。
她不说话也不动地方。
“赌什么气，你要在那儿坐一晚上？”
我下床走过去，一把将她抱上床，她紧抱着我，嘤嘤哭起来，“我恨你。”“你呀，也是鸡屎拌面——假卤（鲁）。我的确有事，你也不是看不见，今晚差点回不来，让狗子兜进去……”我胡乱解释着，解着她的衣扣。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似乎睡了一觉，看看表还不到三点，吴迪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能睡了，我凑过去看看她，吃了一惊，她在黑暗中大睁眼睛。
“老流氓。”“什么？”“老流氓！”她一字一板地说。
五
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象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愈发难以自拨。
“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
“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要说结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
“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为什么没去？”“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吴迪的事。”“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你很清白。”“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不能自拨。”陈围玲沉着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壁归赵。”“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份，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她，“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吹了。”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一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呵！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壁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