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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塔娜大街的尽头也许该是那种随处可见、小得难以形容的住宅街，但是当你经过一个学校开始沿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一排搭着蓝色遮篷的商店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注意到，无论何时，你要有了遮篷的话，就会凭添许多情趣。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明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男人和女人们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迈着悠缓的步调，自得其乐。我猜想他们大概整天都无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摆满了刀叉，人们在绿伞底下悠闲地吃着午餐，一面观看从蒙塔娜大街到海滨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边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条平展的蓝色带子，一直伸到远方。
我有点迷惑了，这里和城市的其余部分以及我陈旧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个步调。甚至可能我已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经过这么长的时期，埃诺剧院现在变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业。我默想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在这儿看过一场电影；然后，一阵冲动，我转向到第十二街去寻找我们的旧住址。
就在这里，刚过玛格瑞塔，在许多装着圆窗户的粉红高大现代建筑旁边：一座旧式加利福尼亚小型别墅，大概建于二十年代，斜屋顶，一块房地产公司的“待售”牌子挂在门口。我把车停下来，没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怜，屋前一棵干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榉树就很容易地将它掩去了一半。树的侧身被漆成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棕黄色，而前门和整个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红。门的两边都有以狭窄的玻璃板条做成的嵌板。唯一显出夸饰特色的是由两根木柱支撑起来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顶拖着飘带的童帽。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点难以理解。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的图景：留着淡黄色头发、脸盘坚毅的外公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穿着蓝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门来；母亲刚从厨房里出来，梳着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头发式样，正呆在陌生狭小的门廊里剥豌豆……但是，这是幻想罢了，并不是记忆。
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于长滩的彼得·H·布内特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妈妈站在人行道上，说完再见就转身走了，似乎毫无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五年了，但周围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后，我就记得了一切事情：当我穿过操场孤单朝那幢沙色的建筑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孱弱无力。建筑的外国式样使它看起来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里面，我记得的有一幅蛋白画，有新书的清新气息，还有我的第一个朋友劳诺·列纹，她扎着两条好看的辫子，下午我们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妈妈和我住在松树街，有一个中下阶层的邻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数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属于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们的却是崭新的红砖房。有轨电车只能跑两个街区远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电动红车”到洛杉矶去逛一趟西勒罗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长滩还根本没有一家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商店。
公共安全大厦里面就是长滩警察分局，外公在这里最终得到了上尉官衔，而这时，大厦修建还不到十年，海蓝色的玻璃和用马赛克镶嵌的门柱使它看起来富有朝气。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事物正欣欣向荣。
从这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阳光明媚的海滨小镇上的普通童年，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滑落出来。一个农民也许因为厌倦了中西部的严冬来到这里；一个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开发者来到之前痴恋这里，又随着生命的每次抽动而离去。我的尊严的证明是在长滩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女子游泳队的队长。我最擅长的学科是科学和数学。学校入口处的箴言我至今还能背出：“进来学习——出去服务”。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却是圣莫尼卡这座潜意识里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进它撩人的历史里。我是怎样一个小女孩？哪里是我的秘密处所？我爬过那棵山毛榉树吗？谁住在我们的隔壁？记忆没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里，手里仍握住方向盘，人已麻木了。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驱车到那条有高高的松树和浓浓树荫的大街。明显地，我们住在这里时是住在街道不起眼的尽头，但现在街道的号码已变得更大了，旧时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大街，场景十分繁荣，花团锦簇，桔红色的喷射涂料在白粉墙上鲜艳夺目。在每一个街区，花匠或者是建筑的工作都是由拉美人担当的。卖墨西哥午餐食品的小贩跟着私人安全巡逻队一起在整个街区里兜圈子。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避免生长出悲伤的感情来。我知道就快看到那座房子了，我现在才在祈求能够逃避开。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侍女正遛着一条狗，脸上尽力幻想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只留下些悲伤。也许我把我自己和维奥莱塔的孩子们弄混淆了，那一定是特瑞萨，我描绘出来的，在裙子和上浆上装的包裹之中，站在凋零的金盏花丛中，站在外祖父的房子旁边，不是我，特瑞萨孤独地哭着，不是我。
依贝哈特一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现代地中海式建筑中，不加装饰，新近建成。红瓦屋顶，有两扇巨大的竖铰链窗，可以直接看到底楼的起居室内部，起居室和一扇超大门内的拱廊相对应。瓷砖铺地的走道弯弯曲曲穿过一块毫无价值的褐色草坪。一些植物贴着白色墙根生长起来——除了一丛茁壮的年轻的白桦树以外，这地方看起来十分干匮，好像是主人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后再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景致。我想对大多数人们来说一百五十万美元做任何事情都已足够了。
当然，在这种等级的房子里不会有门铃——代之的是一套更复杂的系统，按下一个白色按钮人就可以通话了。
“是谁？”
“你好。我叫安娜·格蕾。我来找克莱诺·依贝哈特。”因为这不是公事，所以我没有亮出联邦特工的身份。
“我就是。”
“我是……一个朋友……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仍然是对着麦克风在讲，“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犹豫。“维奥莱塔……不在这里工作。”
我抑制住愤怒没有说出口，当然不在，她死了。我很讨厌和墙谈话。
“我知道。就需要几分钟，夫人。”
“好吧。就来。”
静寂。她来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和研究这扇前门——四尺宽，通常高度的两倍高，顶端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窗户，黑色的木头，也许是桃花心木制成，就在我胡乱猜想究竟什么人会需要这样庞大的巨门时，它打开了。
她正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他的头安详地靠在她裸露的脖颈上。
“彼得刚刚小睡了一会儿。”她抱歉道。侧身来以便让我能看到彼得红润的脸颊和晶莹剔透的眼睛。他们都长着闪亮黑发，那种黑色几乎有茄子的紫色那样浓。小孩的头发微微有些松卷，而女人所有的头发全用一根粉色弹力带紧绷着，搭在前额，那些弹力带好似要绷断了一样的紧张着。
“我就是克莱诺。”她穿着一件灰色带有头兜的休闲衬衫，没有袖子，宽松的青绿色棉制长裤可以把多余的脂肪掩盖住。她的乳房显得松弛，但是疯狂的头发与丰满的臀部使她看起来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性感方式，非常有吸引力。只不过她的表情很恍惚，像是陷于某种思考当中，也许是因为她住在蒙塔娜的北边，她就不得不为她来自何方而感到隐忧。尽管看起来她是在和儿子一块小睡，但仍然抹着草莓红的唇膏。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的第一印象是，她和这幢房子一样未入正轨。
你原本是希望她以主人的身份和态度把客人领进屋的，但她却相反，背向屋里，抱着孩子，张惶失措，似乎看着我不知该走进去呢还是别的怎么办。
“很抱歉打扰你，但这件事是和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有关的。”
“她怎么了？”
“奥尔瓦尔多夫人是在这儿工作吗？”
“是的，直到三个月以前，我们让她走了。”
“为什么呢？”
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歪着头，眼睛似乎盯着门口擦鞋棕垫的边角：“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你让她走之前奥尔瓦尔多夫人被雇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怎么呢？”
她把孩子换到另一个肩头，以便能直接面冲我。现在我才算明白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古怪：她的左眼轻微地向外突出，但已足以形成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可能因为她认识到这点才表现出极端的不自然。
“我怕给你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坏消息？”
“维奥莱特·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突然之间对她来说孩子变得太沉重了，她颤动着尖叫着；“Carmen！Por faror！”用一种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强烈的西班牙语重音。
一个瘦小的、棕色皮肤的老太太出现了，显然她来自安第斯山脉。她咧着嘴露着金牙，去接那个紧紧贴着母亲脖子的小孩。她们试图掰开小孩的手，把小孩弄得嚎啕大哭起来。老太太，依然微笑着，嘴里吐出一长串我听不懂的单词，把孩子抱走了。孩子却仍旧嘶声哭闹，小胳膊直向母亲探着。
克莱诺·依贝哈特对儿子的恸哭只能不予理睬。她转过身来，明显地颤抖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一辆小车驶过，里面射出了枪弹。大概两周前。”
“她受枪击致死？”
我点点头。
她把肘撑在门板上，扯下弹力带套在手腕上，另一只手则用力箝住头发似乎是要把它们也全部扯下来一样。当头发滑落下来我才确实看清楚，她的头发恰好齐肩长，而原先戴着的则是一条结婚钻石箍带。
“耶酥他妈的基督。”
除了她的钻石她的体态，这已完全不是淑女的风范了。
“请原谅我，不过——耶酥基督，她有孩子。”
“我知道。”
她站在门口，拽着头发，眼睛却向下盯着自己赤裸的脚踝。
“我是个护士，我的意思是，自从我们从波士顿搬过来以后就没继续工作，但是我曾经看见过……”她的声音变得低不可闻，“在ER……当一个人被枪杀以后是什么样子。”
她是个护士，我在执法机构工作。她现在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她现在也有了佣人，但是也许我们之间隔得并不远。我们都为公众服务，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秩序和纠正。她抬起头凝视着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在她的脸上看到我自己的表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具有专业知识；我们都曾经见过一个被枪弹所杀害的年青女人躺在血泊中的尸体。
“你是她的朋友？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似乎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为维奥莱塔难过。“我是为了那些孩子来寻求帮助的，有人告诉我你欠维奥莱塔一些钱。”
“我不太清楚这事儿。”
“她走的时候。大约四百美元。”
“是我丈夫在支付她的工资。”
“那么，你愿意我和你丈夫谈谈吗？”
“我当然愿意，但……他刚刚出去。”
她露出一点勉强的笑容，如果我通情达理的话，我应该理解她的窘慌和震惊。但是我没去理解，因为这里似乎另有一些东西躲在后面，一些更为隐密的东西。
“你好像不舒服，克莱诺。”
她的鼻子红红的，冒出了汗滴，眼里却滚动着泪花。她摇着头，朝天空望去，像是要把它包容下来。“你曾经犯过真正的恶性的错误吗？”
“我从不犯错，”我说，“我是个出色的人。”
她很欣赏这话，这使她轻松了些：“我过去在高等学校里常喝酒，”她继续道：“我能一整夜地喝‘康伏特’，而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像个正经姑娘。”
她身上仍然不断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也许是来自雪花膏一样苍白的皮肤和上面轻微的点点雀斑。而她看起来是这样的坦直，毫无警觉，就好像是一杯啤酒之后，她就恨不得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掏出来告诉你，你会很有兴趣，因为至少，这里面不会有谎话。
“我们经常聚会，跟谁都没关系，也经常逃学，跑到内罗瑞海滩去——无论你做过些什么，你都可以侥幸逃脱。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家伙，你真的迷上了他，而他却是一个经常做错事的人。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她使我想起了约翰·罗思，我的脸顿时红了。
“有过一两次。”
“你对付过去了吗？”
我回答的时候脸就有些扭曲：“还得等着瞧。”
她的手指忽然间捏成了拳头，往桃花心木门上擂去。我在猜测那是否是她丈夫，那个为这所房子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不幸的傻瓜，犯下了这个错误以至让她永远也无法应付，无法摆脱。
“我的事儿没这么严重，”我开玩笑说，“他们不建房子，以前也不。”
她笑了：“嗨，我们可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呀。难道它们全应该土崩瓦解么？”
我也微笑着。“关于维奥莱塔，还有别的事吗？”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你认为她和毒品有关系吗？”
克莱诺·依区哈特似乎很惊讶：“不，不会。绝不会。她很正直，没有人比她更正直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她试图做出一点笑容，“不像我。”
“那为什么你要解雇她？”
这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如果她是这样率直的一个人，那么我看克莱诺·依贝哈特就能够坦然面对那个倔强的女佣对他们的阶级蔑视。我现在越过了重重的财富的界限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退路，只有和我谈。
“我们不得不让她走。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
她让门开着。我瞥见门厅里从地楼的最高处向下垂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