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厦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够保留我们对太平洋应有的尊重，哼，现在你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圣莫尼卡正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把自己重新修整一番。”
我听得不耐烦，推开了门。这位真正的地产女性已经把头扭向了橱台上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地的晚间新闻，领衔主演的是发生在百威利·希尔的一点儿小骚乱，当时，简娜·玛森正在萨克斯第五大街露面，介绍她的新型化妆品系列。
没有人想到竟会有二千名妇女排着长队等着看到她。人群失控，中年家庭主妇们像一群暴徒一样疯狂地涌进化妆品部。我们从一个朴素的微型荧屏上观看到这滑稽的一幕，简娜·玛森出现了，把玫瑰花抛向人群时，所有那些女士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不漂亮吗？她依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五秒钟之后，这个故事结束了，换上了一种肃穆的强调声音说，就在几天之前，因为违法使用麻醉剂而被玛森小姐起诉的医生自杀了。他们再度闪回那张模糊不清的，阮德尔·依贝哈特躬着背的照片，明显地暗示，他之所以杀死自己，是因为他在医疗保健这一行当中做出了欺诈行为。
我取过一张纸在上边画了画房子的大致情况，算出八十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价值。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我出去的时候顺手将它扔进了那棵造作的树里。
怀着动荡的和不愉快的心情，我把车开到了第二十街，远远停在依贝哈特家的住所外，强迫我自己艰难地走上一段路。在她开门的那一刻，无论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有什么样敌意，都已开始变得淡漠了。
她削瘦了许多，眼圈下出现了青肿的眼泡。一件老式的钮扣松垂的黄色衬衫挂在她嶙峋的身形上，袖口挽起来，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肥大了。也许它原本是阮德尔的，或者也许是她在过去一周里就掉了十磅的体重。在她身后的房子显得很空，只有从隐蔽的位置传过来的电视机的回响，似乎播放的是同样的当地新闻，我刚刚才在第十二街见过来的。我意识到她一直在反复察看被媒介残忍对待的她的丈夫。
我又一次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明显的看出她过于焦虑不安，不大可能想起我来。当这个词“FBI”一说出口，她就开始哆嗦。
“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一只眼睛变红了，开始渗出泪水。一只颤抖着的手在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
“我奉命来向你通告我们的调查情况。”
“为什么向我？”
“我们想让你知道，你的丈夫已不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不再是调查对象？”
“他已经被宣布无罪，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希望这对你多少是些安慰。”
面对着她毫无反应、被深深蹂躏过的脸，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傻瓜，只能用更多浮华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退却：“我们正在坚决地追击真正的罪犯，我们希望对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施以公正的裁决。”
她根本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她麻木了，这些话塞进她耳朵时肯定就像一团乱麻一样。
“他杀死了自己。”
“我知道。”
“孩子们送回波士顿和我的家人们住在一起。真是好笑，我的女儿是真的爱上过加利福尼亚……”
她确实微笑着，闪光的泪迹遍布在她阴森可怕的笑容上。
“……但是现在她害怕呆在这栋房子里。这个小女孩是她爹的公主呵。”
在那间检察室里，依贝哈特大夫告诉过我关于他女儿的事，说她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往钢琴上爬。我记得在他的语调里充满了引为自豪的柔情。
“我刚刚在新闻里看到简娜·玛森。她看上去是挺不错的。她宣称她从未进行过矫形外科手术，阮德尔说确实如此。我敢打赌她已经卖了好多化妆品。我们一直喜欢她在电影中的形象，但是，真的，她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嗓音，甚至在她成为我们的病人之前，我们就有了她的全套唱片集。从波士顿带过来的。”
一脸抽搐的怪相。
“你也将搬回去吗？”
她对这个问题没有反应。
“你知道吗？我接到一个脱口秀打来的屯话，他们正打算搞一点什么东西，关于‘罪犯医生的妻子’。”
“那很恶劣。”
“我告诉他们阮德尔不是个罪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们知道这点，依贝哈特夫人。”
“可简娜·玛森做过。”
突然间，一股晚香玉的香气变得难以相信的浓郁，把我们全都裹在它令人生厌的焦糖一样的腻味中。
“简娜·玛森做过什么？”
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胳膊垂抱在腰际，以抵御湿润海风的侵袭。这是第一次我们抱有同样的信念站在这个门槛的两边，护士和警察，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运转的。那双有缺陷的眼睛重新盯牢我。
但是，她说出口的只是“祝你好运”，然后便轻轻掩上了门。
我往回走，钻进了汽车，发动了引擎。正当我打亮转向灯向后视镜里一瞥的时候，我看见阮德尔·依贝哈特的青铜色阿库拉在行车道以外粗野地转过车身来。它的轮胎“嗤”地跳过路边石所有车灯全部打开。一开始它似乎是直接朝我撞过来的，一时间竟让我不知所措。但是反射镜突然又变得一团黑，我意识到克莱诺·依贝哈特转弯了，它开上另外一条路，朝向圣维森特林荫大道。
我立刻也掉转巴罗库塔的车头，跟在她后面，沿着第七街的斜坡向下到查陶癸，然后从这儿驶上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一直向北开去。
我一路上都在想那位日本移民妇女，由于对用情不专的丈夫恼羞成怒，她就是沿着这条线到维尔·罗格斯海滩，从那里走过沙岸，走进海浪，投身于太平洋之中，还带着她的两个幼子。孩子们淹死了，她没有。然而，克莱诺·依贝哈特却是一个人在车上，保持着五十五英里的均匀时速，遇上每一个红灯都谨慎地停下。她继续往前开，我也放松了一些，认为也许她只不过是开车出来兜兜风、散散心，但是，就在经过了倍伯戴恩之后，她左转弯驶入阿诺约路，这个方向是通往简娜·玛森的私宅的。
但是我却被一伙骑摩托车的飞车党阻隔了，他们有三十到四十人，骑在他们的“哈里斯”上，排成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龙，嗡嗡地轰鸣着，排满了整个双向车道，就像一群炸了窝的蜜蜂一样狂暴蛮横。我的车停顿下来，转向信号“啪啪”地闪烁着，肾上腺激素越升越高。
许久以前，似乎，是在一家银行前的停车坪上，我遇到的是类似的自由主宰的境地。市民也许受到过威胁，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选择了傲慢与莽撞的方式，毋须寻求任何的支援。那一次我是幸运的。这一次我拾起了无线电话。
“编号345呼叫。”我对着调查局办公室的无线电通讯间说道，“请你通知洛杉矶县司法官，马里布警察局，并要求他们立即对有可能出现在阿诺约路玛森的地界里的骚乱事件作出反应。要让他们务必搞清楚，已经有一位FBI特工在场，并且需要帮助。”
等摩托党过完以后，我才猛然横过高速公路，数秒钟内，巴罗库塔的速度便提升到五十，我在按树覆盖下的肮脏小路上颠簸着，穿越黑暗空旷的草场，直到很快我看见那间门房迎面而来。克莱诺·依贝哈特一定是用她丈夫的通行证瞒了过去，因为现在防护栏杆已放了下来，考虑到这个障碍可能会延误地方司法官的手下，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停也没停，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木头长臂弹到空中，变成碎木柴，只能希望对护栏架没造成什么损害。
所有这些已经给了克莱诺·依口哈特充裕的三分钟的领先时间。我在碎石停车坪上画了半个圈，“嘎”地滑到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卡迪拉克旁停下。阿库拉扔在一边，引擎仍然转动着，白色围墙的前门半开。她当然还有她丈夫获准使用的这栋房子的钥匙。
我跑进庭院，它处在两面零碎的聚光灯照射之下，在水池里有几点摇曳的绿色反射光。远端暗黑的院子角落，克莱诺·依贝哈特逼近了玛格达·斯脱克曼高大的身形。斯脱克曼打着驳斥的手势，对着入侵者说着什么，然后弯腰捡起了一段盘卷的花园软皮水管，把它挂回到它的挂钩上。
我加快脚步向前，一面叫了出来：“克莱诺。”
有人把滑动玻璃门拉得更开，说道：“怎么在外边打招呼，出什么事了？”
与此同时，简娜·玛森刚站在那个亮着灯的房间的门槛上，她的身影清晰可见。
克莱诺·依贝哈特拔出一支手枪就开了两火，玻璃全部崩裂了，又一个三连响声在随后的不到两秒钟内发生。
我的武器已拔了出来，瞄准医生的妻子。
“警察。把枪扔掉。”
她的头朝我扭转过来，黑头发甩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退后了一步，但是身姿保持了稳定，我的脚步扎牢．我的手臂平稳。我现在反而感到放松，数百个小时训练使我完全能够控制在我心灵上搔动的情感因素。
“把武器放下。”我沉稳地说。
玛格达·斯脱克曼迈进了一步，克莱诺·依贝哈特忙乱地转着身子，手枪已缩到了胸口，后背靠在一个石砌的花台上。
“放下它。”
“别做傻事了，”斯脱克曼的声音像挫刀一般粗厉，“我们得叫一辆救护车来。”
在我的右边，用眼角的余光，我看见门有很长的裂缝，并被打掉了一大块。在屋里，简娜·玛森躺在地上，喷出的唾沫、手里抓着和喷出来的都是血，溅到了满地的长条碎玻璃上。
“听着，克莱诺，我已经叫了后援部队。警方正在赶来。”
“到我面前来，杀了我吧。”克莱诺·依贝哈待的脸完全扭曲了，灯光落在上边像雪一样惨白。
“你还有大多东西值得你活下去。想想劳拉和彼得。彼得才一岁呀。难道你想叫他们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过一生吗？”
我又往前靠了一步。她的枪仍然直直地对着斯脱克曼的前胸。
“我很同情你，克莱诺。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一定能够应付过去的。把你的枪放下，我也将放下我的，我们来好好谈谈。”
她只是瞪着眼，身体似乎已失去了机能。
“想想你的孩子们，那才是需要做的。”
非常缓慢地，克莱诺·依贝哈特弯下了腰，随那武器落在地上。
“疯子！”斯脱克曼嚷道，蹒跚地朝房子走去。
“你做对了。”我迅速地对克莱诺·依贝哈待说，“现在只需要放松，放松。”
我们听见警报声，不久，电话筒的喧嚷声也来到了门外。因为对方放弃了武力，强援又已在身后，所以我能够走得更拢。于是我把枪插进了皮套，但我接近她时手仍未离开它半寸，嘴里保持着“嗒嗒”地说些抚慰的话。那武器是一支小巧的五发，38“史密斯＆文森”左轮手枪，它是易惊慌的医生买来保护他的家庭的，超过二十尺的距离就不那么准确。我一脚把它踢开。
我放上一只手在克莱诺的肩膀上，她的精神在这一点触动下彻底萎缩了，身子沉了下去，靠在花台边上，口中呢喃道：“对不起。”
当地警方把这儿的乱摊子接管了过去。这本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以内。他们铐上了嫌疑犯，将她拘留。他们先给伤员用了CPR，并且通知了医护人员正在剪除撒满各种形状的碎玻璃片、血迹斑斑的罩衫，把各式医疗仪器联接在受害者的胸部以便把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的数字随时用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当地的急救医院。那张漂亮的脸现在极为松弛，平日的红润转为苍白，眼睛懒洋洋地闭着。那些医师中的一位在她的胸口按了按，气体立即随着血液一块儿汩汩地冒出。“血胸。”他说。凶杀处的代理官想知道受害者的状况，以便能够指控嫌疑犯。医院的信号返回来，没有生命指数。伤害太严重了。女演员有可能在射击之后几分钟里就死了。指控罪名将是谋杀。
这是最后一次我认识到玛格达·斯脱克曼，她跪在湿的混凝土地上，她的头后仰，十指紧捏在一起，哭着：“我的天，杰伊，噢我的天，杰伊。”而奇怪的是，这种惨痛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的母亲。我从未听见她的声音像这样，并不高亢，钻进我耳朵里，有十五年了。当他们告诉她，她的著名的委托人已经死了时，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前额非常缓慢地垂到地面，而且很长时间就以这种方式呆在那儿，悔恨地压弯着腰，直到有人把她拖开。
我记起了母亲的哭喊，因为恐惧，我的脸一下子烧烫了。
它经常把我从床上唤醒，我爬起来，迷糊地走到门厅里，她叫我在睡衣外边再穿上一件毛线衫，因为，似乎很奇怪，我们就要去码头找冰淇淋。我记得在我床头的墙面上挂着木头雕刻的玛丽和她的小羊羔，在我的音乐盒里甚至还有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羊羔，它在里面演奏歌曲。
当我第二次走出卧室时，我抓住那只羔羊，扣紧了身上的毛线衫，因为我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院里有说话声和咆哮声。我没能找到我的母亲，我就走出门，那时我父亲正和外祖父在激烈地争吵。我的父母一定是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他们在那儿结了婚，而外公一定是气得发疯，因为这个愚昧的非法打工崽子胆敢拐走他的女儿，胆敢威胁拿着黑色警棍的他，让警棍戳了个空。
我来到他们两人之间。我父亲抱起我也紧紧地搂住他，我的双腿夹在他的腰间。这时候外公试图把我从那双手臂中拉开，因为他们在同一时间都咆哮了起来。我跌到了草地上，一辆轿车从小巷里穿过，几束光线扫过庭院。在车头灯光脉冲里，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不是蚕豆地里的几个工头，那是我的外祖父，他举起了他的警棍，用力砸在我父亲的太阳穴上，然后是肩头、脖子，砸，直到鲜血从太阳穴上一道道地流下来，他强烈地抽搐着、瘫坍着，最后悄无声息地躺倒在地上。
引擎吼叫着，宇宙间最响亮的声音，我母亲一直在等我，当我爬进停在屋前的汽车的时候，不安地攀在巨大的方向盘下边她的大腿上，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或者也许一个字我也没能说得出来。但是，无论我说了些什么，那个晚上我们的确开车去了码头，我还记得海风是如何刺穿我的毛线衫，我们如何坐在一块沙滩上，还有，最后，她如何把我揽进她的怀里，哭着，她是否知道或者怀疑过是她自己的父亲杀死了她的新婚丈夫，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想知道他如何处理那具尸体，但毕竟，他是一名执法官员，他是否能更好的隐匿一次罪行？也许他把它倒在了脱潘伽峡谷里，也许他只需要把它运到验尸官办公室，报告说在一家墨西哥酒吧里发生了酒后斗殴事件，但是，母亲一定知道米桂·桑切斯离开了她是因为通过某种方式他被外公的狂暴击溃了。随后，她过分地屈从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或者说偿还给他．明显地逗留于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次的事件我应该是个见证，但无论怎样的证据我都将它埋葬了，为了我自己，以及．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她。
“安娜，是我。”
他非常温和地说，也许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