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极了，在十二月份你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衫。你想去那边吗？”
我递给她一张我的名片。她拿过去仔细审视一会儿，似乎很有兴趣。
“谁知道。”她收起了名片，看着我，第一次以不设防的方式。“我对自己许诺，明年我将搬到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在昆西。”
我注意到，暴力事件总是发生得很快，比他们在电影里所演的要快得多，比在你的想象里你所认为的也要快得多。
离开护士凯茜以后，在古兴大街我遇上一个红灯。我的头低下去了一秒钟，在地图上想找出一条去机场最快的路。这时，从背后传来一股巨大的震动力，如果没有安全带把我缚住，我几乎就要整个儿摔到方向盘上。同时，旁边的乘客座位的车窗“哗”地一声碎了，一块砖头重重地敲在我的肩上，我的手臂顿时麻木了。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碎玻璃中飞快地伸进来，一把从乘客坐应上抓起了我的手提包。
“住手！”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而他和手提包早已一起缩了回去。
我手里握着武器下了车，而撞击我的新型奥德车已在黑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能记下它的车牌。像其他所有受害者一样，我站在十字路口一阵晕眩，伸屈着我刺痛的右手。我脱下雨衣，抖落了玻璃碎片，又从头发捡出一些来。有两辆车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开走了。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我的联邦ID和飞机票都放在车尾行礼箱那个蓝色帆布公文包里，还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没有拿走唐纳多的炸肉团子。
我回到车子里，把砖头扔到后座上，我像一条狗一样颤抖个不停。剧痛拉紧了我肩上的肌肉甚至有点儿痉挛，背部也感觉到不舒服。我挂上了车档，一面郑重地发着誓言。
当冷风从破窗子倒灌进来时，它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稳定前冲，任何红灯或行人都不能让我停下来，精神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让我离开这个他妈的令人压抑的鬼地方，赶快搭上一班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我知道，克莱诺·依贝哈特离开萨文希尔时，一定也想同样的事情。
四十分钟以后，当我跛着脚迈向飞机舱门时，我又想起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在她匆匆离去时，踏上的也许正是同一架航梯，稚子伏在她的肩头，小女孩牵着她的手。
她坚信她将逃脱的是那些垂死的街道，而代之却是带着邻居孩子们送给她的临别礼物，高等学校从前男友的电话号码，就像是带着一张治病的良方，抵达加利福尼亚。我开始设想，如果和她在家门口窃窃私语的沃伦·思佩卡是一个“坏家伙”，如果是这样，她已经犯了多少次“致命”的错误。
如果为了救她自己而想毁掉她，并且开始另一个生活，他们的确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途径，那张纸原本无害的疏忽就像一颗安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我的家伙当然可以像国际反恐怖主义特别小组的人所做的那样，用来对付那些强硬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杀手。
但是他们，相对于那些技艺高超，掌握着致命的精确度的恐怖分子而言，却只能算是业余选手，他们就在我的朋友当中，也许，当我很快把他们找出来时，他们竟然就在我的家人当中。
第十二章
在洛杉矶，一眼可以看到百方英里以上的高空，就好像已回到了家里坐在扶手椅上一样，可以感觉到空气的滑润。那架扶手椅已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古董；铺着厚实的绿缎子，流苏垂到地上，这全都是从水晶城漂洋过海运过来的。
那位俄籍的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他们预报说一场风暴来袭，”这一定是某些英格兰人愚蠢的误报，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不可能这么迟还会下雨，尤其是在一个如此晴朗的夜晚。我们沿着林肯大街行驶，所有的车窗全开着。现在午夜时分，我原应该躺着做个好梦的，但是我的心智已在准备要应付新的一天的开始，需要编制一个紧要工作的纵览表，从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到与“野嘴”进行核对。
出租车停在“大洋了望住宅区”的主入口，我从夜间守卫那里借了二十块钱给车费。守卫多米尼哥在这里呆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带着过夜的用具，蓝色公文包挎在那一侧好肩膀上，我踏过熟悉的小路朝“塔希提花园”走去。
程序总是相同：我乐意回到家里，但是立即需要新鲜空气。我打开了玻璃门以迎接潮湿的微风，众多的航船安详地停泊在白色的聚光灯的强光下的景象令人心境平稳。
仅仅经过这样短暂的一次离别，我的卧室看上去已显得陌生，就像是一家被几件惯常的家具拘束地充塞着的旅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占用者。除了怀特·莱龙香水的香痕和铺在双人床上的古式手工制被子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特色．无法辨明。
如果这里着火了，只允许我救出一样东西的话，那一定是那床被子，它属于我的曾外祖母，外公的母亲，格雷丝，她1890年出生在堪萨斯，开了一辆“雏形T”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加利福尼亚。被子图案是由细小的六角形白色小花印制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色绵线的经纬。这种布料同样可以做成女人的家居服饰或者挂在农场小屋的厨房里的，被微暗的煤油灯光照亮的门帘。
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还有一股飞机舱内的气味，赤裸地躺在这被子上，想象着女人们制作它的过程，想象她们的手指抚摩过的每一条线，生满老茧的手指，瘦瘠坚硬的手指，它们把昏黄的灯光也都织进去了。她们在一起制作多久，她们就能用双手把属于女人的那份相互间的联系保持多久。“我的联系又在哪里？”
我渴了，想喝新鲜的桔子汁。我已经回到了洛杉矶，回到了这个被监督的环境里，也许在那边天花板的阴影里就藏着一架摄相机，正俯看着我躺在床上呢。“我应该给外公打电话。”窗外，风轻轻吹动了挂在阳台上的铜吊铃，发出的铃声就像是从远处的小船上敲响了警铃。摄相机移得更近了。它是我的瞳孔螺旋上升的终点。
“为什么我的某个部分总是觉得害怕？”
我漂浮在六角形小花的花心里。是波士顿时间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这是我的空虚的身体还是克莱诺·依贝哈特饥渴的身体还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烧成了灰？
那些关于她的生命是神秘的，被水浸褪了色的快照从来没远离过的意识：兄弟们郑重地排成半个圈，老妇人康斯坦萨抱着一个孩子，那只鹦鹉。在一座没有墙的房子里长大该是什么样？干季的灰土和温季的雨——生活在这幢房子里，它完全把自己向上天敞开，这该是什么样呢？
设想一下，也许我可以到萨尔瓦多旅行一趟，去寻找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旧居？当我走过那片土地时，也许堂兄弟们正在用他们的手指剥落干瘪的玉米粒，而堂姐妹们则正把它们倒进“磨力诺”里碾碎，把玉米糊打在又圆又扁的模子里，放在石头上烤；我最终也走到康斯坦萨面前，叫出她的名字，她会把眼睛从炊烟中抬起来，惊慌地看着我这个古怪的外国亲戚……或许，她还是继续做她的玉米饼，对看到我根本不感到惊奇，或许，对那个自从她女儿动身前往美国她就害怕听到的消息也丝毫没有惊奇？
雨点敲在窗户上的声音把我弄醒了，我在床上转了个身，用手摸到电视遥控器，我的肩感觉好点儿了，但是背的下部还有点僵硬和痛疼。第九频道的电视信号逐渐出现在屏幕上，一股强烈的太平洋寒潮的前锋挟带的冻雨和冰雹已经席卷了整个美国西海岸。圣弗兰西斯科的温度只有三十华氏度，整夜有雹暴。明天还会有两尺厚的降雪，更多的风暴系统将像飞机在LAX一样在沿海一带登陆。当我听到在帕尔姆·斯普润会有突发的洪水时，我抓起了电话敲下两个数字，这是我特地留给外公的存储号码。
“外公？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呆在干燥的地方？”
“我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的外祖父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住医院的经历。他一定是被他那些老式的双面刮胡刀割破了手指，他总把它们配着他的薄荷醇刮胡泡沫一块用。
“在打第十一个洞时我觉得肚子痛。他们惊慌失措，还叫来一辆救护车。”
“耶稣基督，外公。”
“那只是十足的浪费时间，他们让我过了一夜，没能发现任何问题。”
“那一定是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阵歉意，继续说道，“我到外地去搞一个调查，家里一直没有人接电话，我觉得很害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但是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头：“那么在清晨四点钟又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很孤独。”我用大笑挫退了他的语锋，但是他没有回答，我感觉我必须打被这个沉默：“我喝酒了。”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是个笨蛋。”
“谢谢，外公。”
他的底气很足，我反而显得萎缩和虚弱。
“你有酒瘾了？”
“没有，我没有酒瘾。”
“那么不要做笨蛋，尤其是在工作上。”
他固有的好战性激起了我的一阵恼怒：“根本没有人把我看成是笨蛋。他们交给我一件案子，牵涉简娜·玛森。”
“什么样的案子？”
“她指控一个医生用他从墨西哥搞到的止痛药使她上了瘾。”
“你见过简娜·玛森了？”
“和她详细地交谈过。”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梦中的那种女人，外公。”
“我们能够相处融洽。”
他们也许会的。“这是一件显赫的案子。是局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这也是我去波士顿的原因。”
“你得全力以赴。”
“你觉得我该怎么去做？”
“不要做个笨蛋。”
没有用。你赢不了。和外公谈话的末尾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光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哆嗦着，既然对外公生着气又为此感到内疚，我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外公进医院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担心到底在他的身上潜伏着怎样的病痛……一种无法说明的新的畏惧又在我心中生长起来，就像这场冷雨一样冰凉。
早晨只吃了点燕麦粥，然后就穿上牛仔裤和齐膝高的橡胶防雨靴，扣上风雪大衣，拉紧了兜帽，踏着泥浆穿过雨水四溢的小路朝更加阴冷的车库走去，我的巴罗库塔此时正泡在六寸深的水里，它拒绝启动。
“呆在家里，”罗莎琳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要求政府雇员都呆在家里，除非他们的部门必须。”
“这就是说不让我呆在家里。”
她让我别挂断，过一会声音回来了：“是的，除了你，亲爱的安娜。”她继续往下说，压低了声音，“SAC高罗威刚刚来过，他让你过来。”
一个小时以后唐纳多开着他的小车沿着狭窄的辅助路缓慢移到了我的阳台外，按着喇叭。他一定是使劲纠缠守卫才得以进到住宅区内部来。倾盆大雨来得如此猛烈以至我刚从门廊出去就被它浇了个透湿。
我跳进车里，“砰”地拉上了车门。
“这么说，巴罗库塔已经彻底完蛋了。”
“她没有完蛋，她只不过是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湿。”
“你怎么喜欢开这种破烂？”
“因为她罗曼蒂克。”
“花同样多的钱你足以弄到一辆称心的旧马自达车了。”
“每个人都开马自达。但没有人开巴罗库塔，他们那份浓墨重彩的工作就像那些老婊子一样。”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他递给我一纸杯热咖啡。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又已完全饿了。一“怎么闻到一股面包房的味道？”
“我给你带了点‘赞恩’松糕。”
“真的吗？”
“赞恩”松糕是紫浆果和植物纤维混合做成的大面团，经常是我午餐时的唯一食物。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找到它们并且拿在手里。咖啡诱人的香味，模糊的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我们湿漉漉的外衣——他不会真正地看我一眼——同样使我心神激荡还有那个相同的不正当的欲念，我在波士顿坐在车里等着进隧洞时产生的那个非分之想，唐纳多和我是真正的情侣，每个时刻都能在我们自己特殊的虚构世界中一起度过。
但是在下一刻，以另一个方式震荡的却是自己的醒悟：不可能。这只能叫作“蠢笨”，就像外公说的那样。
“我可能会更经常性地离开这里。”我带着一种苦涩的滋味观察着他。
“好的，我会想念你的屁股的，它现在正坐在一个极具魅力的任务上。”
“我们得面对这点：我确实富有魅力。”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尤其是戴着那顶兜帽。”
我故意把它扯开：“我从波士顿给你带回来一个炸肉团子，但是留在橱柜里了。”
“很有意思。”他现在被分散了注意力，小心地倒着车，压过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冬青树皮质的黑叶子，“我来是想警告你，高罗威正伸着鼻子到处嗅血腥味。”
“谁的？我的？”
“某人的。”我们已经到了住宅区的出入口，面对着一盏红色交通信号灯，一闪一闪地，失去了控制。五六辆车犹豫着停在那里，雨水冲刷着它们的顶篷。“关于那医生，我希望你在波士顿拿到了充足的资料。”
“没问题。”我自信地回答，脑子里出现了克劳迪娅·凡·何文在公园里擦拭眼泪的情景。
“最好是比充足更充足。最好是大丰收。”
“已经是极致了。”我厉声说、有点儿惹恼了，“这是他妈的最好的证据，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FBI特工做到这点。为什么高罗威要揪人小辫子，随随便便毫无道理？”
“他被古巴人事件搞得心烦意乱——那个小女孩在哪儿死的？”
我盯着雨看。古巴人事件是我们地区分局的人搞得最砸锅的一次；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倒退，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相反我深受鼓舞。”
唐纳多破水前进，抢过了十字路口。
罗伯特·高罗威在其职业生涯中比硬汉还要坚韧。他曾经向唐·玛菲——黑手党先生挑战，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和卡车司机面面相对，也曾在曼哈顿码头的海洛因交易中充当内线。在他作为对付有组织犯罪的专家的最后一年中，因为接连不断的死亡恐吓威胁着他们，迫使他不得不把家庭从布鲁克林搬迁宾西法尼亚。最后，由于和十几岁的孩子分离过多，他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升职，到洛杉矶，尽管他仍旧保持了作一个纯粹的纽约人。他，我猜想，仍然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会得到丰硕的果实。
高罗威是个记忆不够的人，不适于躺下安心养神，这点没能使他在面对压力时做出最好的选择。相反却使他在应付古巴人事件这类事情时犹豫不决，就像其他官僚一样没有作第二手准备。高罗威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不如实地回答如下的问题：
为什么FBI没能把一位来自依阿华的二十四岁前选美王后从她的古巴毒贩子男友手中拯救出来却让他用一把八寸长的厨房用餐刀将她连刺三十刀致死而同时他们在好莱坞的公寓却能二十四小时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并且整个犯罪过程竟得以一次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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