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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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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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缭象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
  实则,《尉缭子》不仅仅是一部兵书而已,其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余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注1)
  从《尉缭子》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魏国最强,人才也是最多。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张仪、范睢,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注2)
  〖注1:《尉缭子》中最早写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应该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在將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当是针对秦国重狱任法的有感而发。治本篇云,“苍苍之天,莫知其极;霸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视做是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始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的理论准备。
  注2:关于《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学者怀疑为伪书,然而,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其中便有古书《尉缭子》,足以证实《尉缭子》确为战国时代之著作。〗
  【4、名士作派】
  蒙氏一门,在老天牌蒙骜死后,并没有衰败下去,反而更加显赫。蒙骜的两个儿子,蒙武为将军,蒙嘉为中庶子,皆身居要职,位高权重。而蒙氏第三代中,又出了蒙恬蒙毅兄弟俩,皆是龙凤之材,况且,此二小子和嬴政关系密切,甚得嬴政爱宠,虽然目前官位尚且卑下,日后造化却未可限量。
  除了王室嬴氏之外,秦国最显赫的家族就数蒙氏了,而且可以预料的是,这种显赫还将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时候,日后在中国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李氏家族还没有壮大起来,此时的李氏,李由李瞻还没长成,全靠李斯一个人在撑门面,自然远远不能和蒙氏相提并论。
  对一般人来说,能够有幸成为蒙家的坐上客,或者能够得到邀请,到蒙家参加个派对什么的,就已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值得狠狠地对人夸耀。而这回,一个老者的来临,竟然由蒙恬亲自为其牵马开道,蒙武、蒙嘉、蒙毅都到门口恭候迎接,这样隆重的礼数,在蒙家是少有先例的。尉缭十足名士派头,应对自如,好象是早已习惯了这种被人尊崇的待遇。
  蒙家将尉缭奉为上宾,一门精英,皆执弟子礼,向其求教兵法,尉缭却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今天天气哈哈哈。
  蒙嘉看不惯尉缭的做派,私底下抱怨道,“所谓客来三天,服侍主人。好个老朽之物,如此不识抬举。问而不答,留着又有何用?轰走得了。”
  蒙恬反驳蒙嘉道,“敢问叔父,尉缭凭什么有问必答?”
  蒙恬虽然年纪还小,蒙嘉却已经对自己的这个侄子颇为忌惮。早在蒙骜还在世的时候,就曾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蒙恬大加赞叹道,“汝二人不足道,日后光大我门者,必此小儿也。”从此,蒙恬在蒙氏家族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一直被当作蒙氏家族的接班人,悉力栽培,他的意见,有时候连他父亲蒙武也不敢忽视。
  面对蒙恬的反问,蒙嘉也是一愣。是啊,凭什么呀?尉缭这老头,不贪色,不好酒,不爱财,在物质方面几无要求,从来蒙府到现在,最多也就是蹭了他蒙氏几顿饭而已,谈不上欠他蒙氏什么,他又不象别人,有求于他蒙氏,凭什么必须对他蒙氏必恭必敬,言听计从?
  蒙恬再道,“尉缭,天下名士也,非世俗凡人。纵大父复生,不能以威夺之,不能以势凌之。今欲求其学,当诚心正意,事之无倦,或能终得其诲,也未可知。”
  蒙恬侍奉尉缭越发恭谨,又以老子为喻,请尉缭续写其书,以传后世。
  当年,老子西游,欲遁世灭迹,为关令尹喜强留。关令尹喜知道老子这一去,将不复见于人间,如不能对其智慧进行抢救性挖掘,将是全人类全天下的损失,乃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尉缭大笑道,“小子亦欲强我乎?老子隐可以。”说完便欲拂袖而去,蒙恬苦苦挽留,从此绝了再让尉缭开口或动笔的心思。
  
第四章 久违的韩非
  【1、太后的提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向天下放出了要兴兵灭亡韩国的消息。韩国接到消息,聚群臣共议,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以为这回真的是狼来了。
  当时,天下七国,韩国最弱。最弱也就罢了,偏偏其地理位置又和秦国紧邻。在秦国的卧榻之旁,酣睡是不指望了,只要每天能有觉睡,哪怕只是打个盹,韩国也就基本知足了。是以,多年来,韩国一直对秦国俯首称臣,象傍着大款的小蜜,对秦国小心逢迎,媚态丛生,惟恐哪天秦国一个不开心,就把自己给灭了。
  然而,秦国作为大款,对韩国这个小蜜不但不付包养费,反过来还经常性地掏韩国的腰包,调戏蚕食。接连发动几场大战,打得韩国花容失色,尊严扫地,彻底地绝了望。十三年前,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十一年前,王龁攻韩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七年前,蒙骜伐韩,再取十三城。
  韩国面对秦国的索取无度,也实在是没辙,这才饮鸩止渴,想出了派郑国到秦国作间谍,为秦国修建郑国渠,使其疲劳而无暇东伐的“馊主意”来。
  数年来,韩国饱经秦国的欺负蹂躏,每战必败,战士被残杀,土地被占领,百姓被接管,早已是苟延残喘,气势低落,满朝上下,皆陷入一副末日将至的惨淡景色当中。如今,郑国事发,秦国扬言要灭韩国以为报复,韩国的那些重臣们,一时间也没了主意,纵有抵抗之心,何来抵抗之力?有的大臣,干脆主张向秦国纳地效玺,请为籓臣,以免生灵涂炭,黎民遭殃。
  当时韩国在位的是韩王安,时年二十五岁,即位才两年,正年轻气盛。闻听有人建议投降,大发雷霆,愤慨言道,“公等食韩俸禄,非一日也。今秦师将出,公等不能筹划应对之策,为寡人分忧,却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欲迎秦以自保,甚失寡人之望。百姓仰公等何为?国家养公等何用?”
  韩王安回到后宫,向太后请安之时,面上犹有激愤之色。太后因问之,韩王安以实相告,又叹道,“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今满朝文武,怯懦无能,无一人堪为寡人筹谋。祖宗数百年基业,莫非将丧于寡人之手?”
  太后道,“眼下便有一人,可匡社稷,能保宗庙,吾儿莫非忘了?”
  韩王安大惊,急问乃是何人。
  【2、韩非的身世】
  太后盯着韩王安,道,“吾儿真不知欤?”
  韩王安疑虑道,“母后所指,莫非韩非?”
  太后点头道,“正是韩非。韩非之才,天下皆知,不待老妇多言。今何不起而用之,或能助我韩国渡过此劫。”
  韩王安低头不语,神色怪异。当此国家存亡之际,韩非也许就是那根救命的稻草,韩王安却依然踌躇犹豫,不敢信用韩非。这其中的缘故,却要从韩非的身世说起。
  六十三年前的韩国,时为韩襄王十二年,太子婴病死。为了空出来的太子之位,公子咎、公子虮虱两兄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公子虮虱名字取得晦气,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当时正在楚国做人质,人身不得自由,加上距离又远,很难左右朝中局势。原本在太子继承次序上排在公子虮虱之后的公子咎,当时则留在韩国国内,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巧使计谋,最终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获得了胜利,被立为太子。韩襄王卒,公子咎立,是为韩釐王。韩釐王在位二十三年,卒,子韩桓惠王立。韩桓惠王在位三十四年,卒,子韩王安立。
  再说公子虮虱,在韩釐王即位之后,对他仍小心提防,不许他返回韩国。公子虮虱也只能接受失败者的命运,最后在楚国郁郁而终。
  韩非,乃是公子虮虱之子(注:韩非之身世,史无明文,史记但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文中以韩非为公子虮虱之子,乃从施觉怀先生所著《韩非评传》中对韩非身世之推测),算起来,韩非是韩王安的叔父了。
  当年韩非之所以到楚国向荀子求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父正在楚国为质。韩非作为公子虮虱的后裔,虽然能够留在韩国,却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一直遭到王室的猜忌。更何况韩非才华绝世,锋芒毕露,声望和智慧皆远胜于王室中任何一人,自然更让王室不能放心,不敢起用。
  韩王安登基时,其父韩桓惠王有遗言,“汝为韩王,用人无所不可,惟不可用韩非。韩非之才,非你所能驾驭。不用,国弱而已。用之,恐国为之夺,不复为汝所有。切记切记。”
  韩王安对韩非这个王叔也甚是忌惮,左右思想,终是不敢让韩非掌权,于是搬出韩桓惠王的遗言做挡箭牌,道,“父王遗命在先,不可用韩非。孩儿不敢抗命。”
  太后厉声道,“先王在日,老妇数荐韩非,恨先王不能听。且拭目今日之韩国,连年割地献城,国土三去其二,名为诸侯,实如郡县。积弱而不思振作,不图光复,一味含辱苟全,为天下耻笑。韩非,国士无双,早能用之,韩何至于有今日?先王遗言,以汝年幼,畏韩非夺汝王位也。殊不知,当年先王夺公子虮虱之位,乃用术使诈,已是有亏在先。自先王至今,已传三世,六十余载,韩王之位,纵还于韩非,又有何恨?韩非,终为韩宗室也,血脉相连。秦国,韩世仇也,势不两立。老妇宁愿国柄传于韩非,也绝不能坐视韩国亡于暴秦。况且,老妇曾观韩非之上书,言辞激烈,义气耿介,一心以强韩为念,无有野心私欲。韩非,天下闻名,志气高洁,爱名甚于爱身,夺位之事,老妇知其不忍为也。国难临头,有贤者而不知用,韩亡必也。老妇当早死,不忍见汝为暴秦之囚也。”
  经太后这么一激,韩王安也是血气上涌,道,“母后之命,寡人敢不敬听。”
  于是,韩非终于再次出场。
  【3、迟到的召唤】
  这一年,韩非已是四十四岁。十年前,他和李斯在兰陵分别,此后,两人际遇大异。原本弱势的李斯青云直上,仕途通坦,原本强势的韩非却江河日下,不能得志。
  韩非从兰陵回到韩国,心痛韩国之削弱,这十年来,没少给韩王上过谏书,韩王不能用,也不敢用。是以,韩非名为公子,却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如果他不是公子,他完全也可以象李斯那样,四处游说,干达诸侯,以他的才华,也许他已经是某个国家的丞相了,手掌大权,意气风发,又何至于象现在这样,在新郑城里虚度年华。然而,他却从不会埋怨自己的身份,他是根本以自己的身份为荣的。这也就注定,他只能继续困守在韩国,而他也甘心如此。不管怎样,他始终认为,韩国是他的国家,也许他已经丧失了对这个国家应有的权利,但他不能拒绝对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韩王不作践韩非,韩国的当道大臣们,也乐得顺着韩王的意思,对韩非大加排挤。另一方面,韩非心高气傲,目空四海,为人又冷峻刻薄,极难相处。心中不喜之人,厌恶辄形于颜色。朝中之人,多恨之惧之,是以,韩非纵然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也没人愿意站出来为他呐喊说话。
  在排挤过韩非的韩国大臣当中,应该包括一个名叫张平的人。此人曾经先后担任过韩釐王、韩桓惠王的丞相,长达三十余年。此人史册上无多可书,生了个儿子却是鼎鼎大名。他的儿子,名叫张良。
  韩非满腹韬略,却无所用力,这才穷愁著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作书,不为发表,只为自遣,故世莫能得见。李斯主管秦国的情报工作,眼线通天,却也是只打探到韩非在写书,具体写了些什么,就不能知道了。
  韩非虽然著书以自遣,然而心中苦痛,却并不曾因此而稍减。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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