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就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
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
在鲁讯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六章 在北平的是是非非
对于不能向国外介绍鲁讯的小说，林子轩颇为遗憾。
鲁讯的小说毕竟是新文学的代表，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独具一格，但世上的事情总不能事事如意，林子轩不是上帝。
何况，鲁讯的小说以后总会有人翻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且，林子轩觉得鲁讯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将来或许他也是鲁讯骂人黑名单上的常客。
就算没有林羽堂从中阻挠，这次的合作也不会顺利，是他太过一厢情愿了，低估了这个时代文人之间的立场问题。
在鲁讯的心目中，想必早已把他划分到了胡拾和徐至摩那一拨人的阵营之中。
以鲁讯的性格，没有当面指责他算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明白了这些，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在这个时代，立场和站队很重要。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没有了小说集《呐喊》，林子轩还是要争取把这套新文学丛书出版发行。
郁达浮对林子轩愿意为他向西方推介自己的小说很是惊讶，毕竟创造社和林子轩有着不小的矛盾，他也曾在文章中指桑骂槐的讽刺过林子轩。
他说林子轩依仗着被西方人吹捧出来的名气，到国内就混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这么说其实是为了郭沫偌出气，也是为创造社鸣不平。
当初，郭沫偌的《女神》出版，这是创造社打响名头的第一炮，效果也很好，但因为新诗奠基人之争，导致创造社被各方打压。从而成就了林子轩。
创造社的成员认为若是没有林子轩，创造社一定会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而不是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所以，他们总是在文章中对林子轩冷嘲热讽。
林子轩没什么回应，但林子轩手下的平禁亚等人对创造社可不怎么客气。狠狠的反击过去，这只是创造社发起的无数论战中的一场而已。
他们一贯是以攻击名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林子轩以为《沉沦》这部小说集是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痛苦和迷惘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他是从文学角度来选择作品，并不包括个人恩怨。
郁达浮为人很痛快，对于版税的要求不高，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
两人在北京大学里闲聊了一阵，发觉竟然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郁达浮是一个较为率性的人。说难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好听点是没什么心机，有什么说什么，憎恶分明，带着书生意气。
林子轩的个性也不虚伪，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恩怨分明的人。
过去因为双方没什么来往交流。不怎么了解，此刻闲聊起来才觉得颇为投机。
郁达浮解释了过去的误会。其实也不算是误会，就是一场文坛上的论战而已，他倒是想化解林子轩和郭沫偌之间的矛盾。
林子轩笑了笑，恐怕郭沫偌对他的成见很深，不容易化解。
果不其然，两人分开后。郁达浮当夜便给远在日本的郭沫偌写了封信，讲述了和林子轩的见面，并说林子轩为人不错，早年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
郭沫偌回信说，他们和林子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绝不接受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
他这话就有讽刺的意味了，以为林子轩为郁达浮在国外出版小说，所以郁达浮才为林子轩说好话，是接受了林子轩的好处。
回到日本后，为了生计，郭沫偌开始翻译日本作家河尚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系统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林子轩还去见了在北平的张痕水，这可是万象书局重点培养的作家，他一直催促张痕水写作长篇小说，为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
在三月份，张痕水终于决定写长篇小说了，叫做《春明外史》。
不过这篇小说会同时在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和北平的《世界晚报》的副刊上连载，因为张痕水就在《世界晚报》做编辑。
《世界晚报》是成社我在1924年创办的一家小报，张痕水和他关系不错。
当初，张痕水刚来北平，结识了《益世报》的编辑成社我，经由成社舍的推荐，张痕水成为了《益世报》的助理编辑。
在北平的这几年他一直和成社我一起工作，可以说是知交。
成社我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创办的《世界晚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的功能，深受欢迎。
当然，他的吝啬也是极为出名。
以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为例，林子轩开出的价格是千字六元，而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只有千字三元。
林子轩想要劝说张痕水专职写作，薪酬不用担心，却被张痕水婉拒了。
《世界晚报》刚刚打开销路，他是一个讲究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成社我帮助过他，他不能就此离去，这就是做人。
林子轩也希望和这样的人合作，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平，林子轩虽然不如泰戈尔那样忙碌，但也有很多的安排。
他和新月社的成员会面，谈论了一番诗歌，在徐至摩的引荐下，和梁启朝见了一面。
林子轩的旧学功底一般，和梁启朝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听了一番教训。
在胡拾的引荐下，他和蔡元赔聊了聊《红楼梦》，在现在的红学界，也就是以他们三人的成就最高，只是后来林子轩不怎么谈论《红楼梦》了。
三人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怎么争辩，只是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还有王国唯和俞平波等北大的红学研究家，可谓是大师云集。
在这些大师面前，林子轩极为低调和谦逊。
好在他曾经为了讲课好好的研究了《红楼梦》，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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