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支持郭沫偌的，觉得这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什么爱情，我们需要战斗的号角。
较为中立的则认为两人都是新诗的开创者，各具特色。
还有人从两人受到的教育背景来分析，林子轩留学美国，郭沫偌留学日本，从而得出两人诗作风格迥异的原因。
林子轩自然也看到了评论文章，他心态平和，没什么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止，其他人则不会这么想了。
正当林子轩忙于创建电影公司的时候，他的妹妹林晓玲气呼呼找他，还带来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份《时事新报》的副刊。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远济、高梦单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增辟《学灯》副刊。
《学灯》初期主要内容为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和北平《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平《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新文化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是“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林晓玲如此气愤，是因为《学灯》上刊载了郭沫偌的文章，针对了她哥哥的诗作。
自从知道哥哥写了新诗之后，林晓玲就成了哥哥的崇拜者，维护哥哥的尊严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特别关注这次新诗的争论。
看到赞扬哥哥的就高兴，看到贬低哥哥的就痛骂，还把那些贬低林子轩的人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到林子轩面前打小报告。
林子轩对此很是无语，又不好打击妹妹的一腔热情，只好听之任之。
他拿起《学灯》，看到了郭沫偌的文章。
浏览完了之后，大致知道了郭沫偌的意思，此人主要写了三点。
其一，郭沫偌解释了《女神》的诗作是他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这次一起结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尝试集》和林子轩的诗作的写作时间，胡拾的《尝试集》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轩的诗作是1921写成的。
他的新诗则是1919年就开始创作了，只是一直很少发表而已。
胡拾的《尝试集》只能说开了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先河，在文学性上真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蝴蝶》的诗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个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谁让人家开创了先河呢。
而且，据说胡拾从1916年就开始创作《尝试集》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诗作创作即便没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轩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也是新诗的奠基人。
这是针对有人说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随者的反驳。
其二，他认为林子轩的诗歌太过小资情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狂风暴雨，而不是斜风细雨。
林子轩的诗作没有变革的力量，迟早会被世界所遗弃。
他直接忽视了林子轩的《一代人》，《一代人》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发人深省。
其三，林子轩的诗歌在形式上仍然被旧体诗所束缚，不够自由，没有彻底解放。
郭沫偌所说的彻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诗体，不需要节奏，不需要押韵，只需要感情的喷发，大声吼出来，发泄出来，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从某方面来讲，这样的诗歌的确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可这种自由自在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郭沫偌的自由诗体。
林子轩对郭沫偌的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欢争这些东西。
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仁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讯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偌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震铎翻译的《神人》。
《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仁和鲁讯之后，郭沫偌大为光火。
于是，他写信给《学灯》的主编李时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
对于新诗奠基人这个称号，如果他要是不争的话那才奇怪。
林晓玲看到哥哥无动于衷的样子，心中郁闷，她缠着哥哥，要林子轩发出反击，让那个郭沫偌哑口无言。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他脑子里还有不少诗作，为了让妹妹高兴，就来一次小爆发吧。
第三十八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
既然要打脸，就要打的彻底。
林子轩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
郭沫偌认为林子轩的诗作偏向于爱情诗或者象征性太浓，没有反抗精神，不具有进步意义，不符合时代潮流。
反抗是吧？
林子轩想了想，找到了一首《死水》，这种诗作不适合寄给冯程程，他就没有写出来。
《死水》是闻易多在1925年创作的。
当时他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回国，然而，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景象。
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以至于作者的感情由失望、痛苦转至极度的愤怒。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作通过对“死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谱写，揭露和讽刺了**不堪的旧社会。
表达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绝望、愤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诗人那些冷嘲热讽的文字充满了疾恶如仇的破坏欲，有一股摧枯拉朽，扫荡旧世界的如火激情。
而在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后面实际上是一种热切的呼唤，呼唤一种光明美好的新生活，呼唤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希望正义的新世界！
这是一首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诅咒与彻底不妥协的战歌。
想必这首《死水》的反抗精神够强烈了吧。
想起《死水》，林子轩又想到了闻易多的《七子之歌》。
《七子之歌》共分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
在这个年代，这七个地方都被各国列强霸占。
作者用拟人化的写法期盼着国家能够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
林子轩只看过其中写澳门的那一首，因为其在后世被谱成了曲子，传唱开来。
于是，他在稿纸上写下了《澳门之歌》。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
林晓玲看着哥哥不一会就写了两首诗作，心中震惊不已。
第一首《死水》她看的不是很懂，只觉得透着深深的绝望，她不喜欢，而第二首就不同了，让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林子轩并没有停下来，他又想到了一首《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臧客家在1949年为了纪念鲁讯而写的诗作，赞颂了鲁讯不屈的战斗精神。
林子轩写了前四句，停顿了下来，下面的段落不太好写。
这和《死水》不同，《死水》用的是象征手法，怎么理解都可以，而《有的人》则太过直白，在这个时代写出来容易引起误解。
反正这四句提纲挈领，意思表达到了就行了，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郭沫偌还说林子轩的诗作在形式上不够自由解放。
林子轩找了找，还别说，他看过的诗歌中真的没有像郭沫偌那样自由奔放的诗作，这种奔放流的自由诗体可能就是他独一份了。
不过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倒还有几首，其中余光仲的《寻李白》无疑是经典之作。
《寻李白》的外部结构自由而严谨，造句、建节与成篇都比较自由舒展，正是自由诗体，而且想象力奇特，天马行空，超逸绝然，意境宏浑壮美，有太白遗风。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无疑是全诗最光彩照人的笔墨，和郭沫偌的女神体有的一拼。
写完这四首诗，林子轩又写了一篇新诗评论，叫做《一花独放不是春》。
在新诗创作中，单一形式和风格不能算是新诗的繁荣，只有不同风格的新诗共同发展才算是新诗的兴盛。
不要用自己的创作风格来评判其他人的新诗创作，那不叫诗人，而是诗霸。
我们的诗坛不需要诗霸，只要自由的发展就好了。
林子轩给郭沫偌套上了一个“诗霸”的头衔，估计够他受的。
林晓玲此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知道哥哥有才华，又写诗，又创作歌曲，还拍摄电影，可以前没有亲眼见过。
现在看到哥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四首诗，一篇评论，感觉不太真实。
写诗真的那么容易么，怎么像是喝白开水一样。
林晓玲摇了摇头，算了，不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了，还是赶紧把哥哥的稿子寄出去，给郭沫偌狠狠的一击。
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被寄到了《学灯》编辑部，这是林子轩第一次对新诗之争做出回应。
《学灯》此时的主编是郑震铎，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牵扯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去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中，郭沫偌不满周作仁和鲁讯排在他的前面而写信给当时《学灯》的主编李时岑抱怨。
这本来是私下的信件来往，不过被李时岑刊登到他主编的《民铎》杂志上，弄的众人皆知，引起了鲁讯和周作仁的不满。
鲁讯在1921年8月29日写给周作仁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偌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偌田汗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
这或许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矛盾的起源。
郑震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林子轩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到北大《新潮》杂志上的，林子轩已经被归于文学研究会这一系的作家之列。
相对于郭沫偌，林子轩算是自己人。
看到林子轩对于郭沫偌的反击，特别是提到“诗霸”这个词，郑震铎不由得抚掌大笑。
第二日，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就刊登在了《学灯》上，还附有主编的推荐语。
自然是偏向林子轩这一边的。
由此关于新诗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
第三十九章 诗霸是怎么炼成的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
在四川省官立高等学校读书的郭开贞（郭沫偌的原名）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
他当时只觉得这是一个离开四川的机会，家里人则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饭碗。
同年9月，郭沫偌等6名考生齐聚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东下。
这是郭沫偌第一次离开故乡。
当轮船行驶在三峡中的时候，郭沫偌充满激情地想着要乘风破浪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环境不好，教学质量不高，没有一个外国老师，也没有有名气的中国教员，这让郭沫偌非常失望。
他原本对学医就没什么兴趣，便离开天津，来到北平，找他的大哥郭开闻。
他给同学的回信是“偏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不过，他大哥的情况不是很好，处在失业的状态，这让他不知所措。
幸好得到一个消息，当时日本有四所学校接受官费留学生，每年的3月和7月两次招考。
对于人生还没有方向的郭沫偌来说，这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就这样，1913年12月26日傍晚，郭沫偌离开北平，前往日本。
初到日本的那几年，由于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郭沫偌陷于消沉、苦闷之中。
他那时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0年3月30日，郭沫偌写给宗百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
宗百华当时是《学灯》副刊的主编，郭沫偌是文坛新人。
郭沫偌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
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
后来得到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
当宗百华离开《学灯》后，《学灯》的主编换成了李时岑，李时岑和郭沫偌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对待。
“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郭沫偌如此说道。
这里的李君便是李时岑。
从1921年4月份开始，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休学半年，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和上海泰东图书局接洽承印文学刊物事宜。
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商定先出丛书。
将郭沫偌、郁达浮等在《学灯》上发表过的作品和未及发表的作品，编为诗集《女神》、小说集《沉沦》等，定名为《创造社丛书》，交泰东图书局出版。
《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就是《女神》。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炮，一定要打响，郭沫偌对自己的诗集很有信心。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女神》横空出世，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一些诗坛前辈也对其赞誉有加，这让郭沫偌信心大涨。
然而，他发现在众多评论中，总是把他和一个叫做林子轩的诗人进行比较。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
他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对于国内文坛的现状了解不多，而林子轩也是刚刚才声名鹊起。
郭沫偌把林子轩的诗作找来看了看，心中大为不服。
林子轩至今为止只发表了十六首新诗，大多是爱情诗和哲理诗，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赞誉，想必是鲁讯和周作仁在背后力捧。
这让他更为恼火，他早已不是文坛新人，不过和周氏兄弟在文坛的地位相比还大有不如。
郭沫偌自然不愿意忍气吞声，在这场新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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