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勖腔故且孔约骸！�
林子轩点头答应。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是国家之间，利益才最重要，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
他和徐至摩离开。
经过年前那场“联俄仇俄”的争论，徐至摩名满京城，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
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
在《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后，徐至摩沉稳许多，做事更为内敛了，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
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误导青年。
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说出的话更有分量，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越是如此。越要谨言慎行。
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
此人叫做李达钊，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
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并写有《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让他压力倍增，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看一看，过悠闲的二人世界。
只是，这个想法有点奢侈。
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
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
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
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
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
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侃侃而谈，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
那些旧日的小姐妹，命运各自不同，有人如意，有人落魄，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感慨不已，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各种攀比和炫耀，令人不忍直视。
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
相比较而言，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
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
有了第一套新文学丛书的出版，他有了底气，虽然不算成功，但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影响。
不少学者都想搭上林子轩的关系，也能在国外风光一回。
所以，这一回林子轩颇为强势，要求所有的翻译工作都要交给万象书局来做，这是担心出现上次林羽堂的事情。
万象书局要成立编译所，招揽翻译精英，这批丛书刚好作为考题，来考核翻译者的水准。
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不仅因为和老三周建仁有过矛盾，还因为《现评论论》和《语丝》之间的论战。
《语丝》是周氏兄弟的地盘，《现代评论》由万象书局出版，林子轩最终定稿。
两本杂志都是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它们之间的论战不仅有个人的矛盾，还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和政治观点的不同。
《语丝》和《现代评论》都不是革命文学。
《语丝》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
《现代评论》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两者其实都提倡“自由”和“独立”的创作态度，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
林子轩一向抱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周作仁的散文写的确实好，这就足够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七章 血色黄昏
在北平，林子轩见到了孟晓冬。
两人吃了顿饭，聊了聊这大半年的生活经历，孟晓冬显得更为开朗和自信了。
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见识了外边的广阔世界，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孟晓冬在北平受到了欢迎，获得了成功，成为了真正的名角。
一旦出场，都是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
事实上，林子轩对她的情况了解的更为详细。
孟晓冬身边的两位精武体育会的女保镖会不时把消息传到上海，林子轩也会嘱咐北平的社会名流们对孟晓冬照顾一二。
她虽然名气大，但在刚开始演出时同样遭受过排挤。
比如排演的时候不合作，在服装和道具上做手脚，还有饮食方面故意刁难，放入辣椒等对嗓子有害的佐料，更甚者直接在舞台上耍花招，让人出丑。
在戏曲这个竞争激烈的行当，这种小动作是常有的事情，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微型的江湖。
别看名角们在戏台上光鲜，被观众追捧，台底下照样遭罪。
孟晓冬梨园世家出身，自幼在戏班生活，见惯了这种勾当。
如果在上海，她有自己的班底，对身边的人知根知底，在北平，她是个新人，周围都是陌生人，自然受到挤兑。
对你好的人不一定是真心对你好，对你冷漠的人或许才值得相信。
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都需要一场场打拼。
孟晓冬性子外柔内刚。不轻易服输，她等待时机。抓住他人的把柄，给予致命一击。从而树立威信，让别人知道她不是好惹的。
“北平太乱了，还是回上海吧。”吃完饭，林子轩劝说道。
冯羽祥的国民军和张座霖的奉军迟早会分出胜负，以后的北平并不安稳。
“再看看吧！”孟晓冬不置可否道。
他们走出饭店，在大街上看到来往的学生，这些学生举着标语，抗议日本军舰制造的大沽口事件，抗议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
在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市民们早已习以为常。
3月16日，林子轩和冯程程离开北平，前往奉天。
他之所以选择这时候离开，是不想看到两天后发生的惨案。
随着学生抗议行动愈发的激烈，两天后就会和北洋政府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着学生开枪扫射，几十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国的三一八惨案。
经过上海的五卅事件。林子轩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力量很难阻止这类惨案的发生。
主要是不被人理解，学生也不会听从。
青年学生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游行抗议，站在了道理一边，他无法阻止。否则会被认为支持卖国行为。
政府下令军警开枪，他同样没办法说服北洋政府里的大人物们。
这是两难的境地。
他这两天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学生进行和平和理性的抗议。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为主，要求政府拒绝西方列强所谓的通牒。
他不希望类似于五卅惨案的事件在北平发生。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
这篇文章被北平文化界认为是杞人忧天，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向着学生开枪。
北平的政治氛围向来浓厚。自从五四之后，学生成为了游行示威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游行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激进派甚至做出火烧报馆的举动。
以往政府最多是抓捕学生，关押起来，然后社会各界发动力量，救援在牢里的学生。
这似乎成为了北平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上演的剧目。
北平的社会各界习惯了这种和政府斗争的方式，学生游行，政府关押，各界营救……
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的活动，体现各方自身的价值。
他们没想过政府会下令对着学生开枪，本国的政府不是外国人，不可能这么残暴，学生去闹一闹，给政府施加压力，这是早就形成的模式。
但林子轩知道，这一次的确是开枪了。
五卅惨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开枪，三一八惨案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开枪。
一个政府对着自己国家的学生开枪，这种罪行永远无法抹去，这是暴政。
林子轩既然阻止不了，也就不想留下来目睹惨案的发生，没什么意义。
不过是另一轮的谴责和抗议，但那些学生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
相对于在五卅惨案发生时的尽力阻拦，这次林子轩冷漠了许多，或许是看见的流血事件多了，也就麻木了。
冯程程觉得林子轩上了火车后异常的沉默，不由得担心起来。
“怎么了？”她握着林子轩的手，疑惑道。
“没事，有点感触。”林子轩摇了摇头，不想说太多，“往北越走越冷，当心别生病了。”
他朝着火车窗外望去，正值黄昏时分，残阳如血。
此时的北平，笼罩在一团血色之中。
火车沿着京奉铁路一路前行，来到奉天，然后转乘中东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
满洲里火车站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接着是苏俄的西伯利亚铁路线。
西伯利亚铁路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横穿中国的东北地区。
1891年，俄国人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就主张大铁路干线应该通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这样就可以拉近中国东北与俄国之间的联系。
通过这条铁路还能控制中国的东北地区，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
于是，在1896年，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
密约中明确规定：为将来决速运送俄军及军需物资，清政府允许沙俄修筑中东铁路以承接西伯利亚铁路，直达海参崴。
这就是中东铁路的由来。
这是沙俄为了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
苏联建国后，一直不肯把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交还给中国，仍然想通过这条和苏联接轨的铁路控制东北的局势。
1922年2月28日，北平政府与苏俄、远东共和国两政府代表就中东铁路签定协定。
中东铁路原则上归中国政府管理，俄人所有该铁路股份由中国政府于向后5年内收回，在此之前，中国和苏联共同管理中东铁路。
但这并不是结束。
1929年，为了争夺这条铁路的控制权，东北军和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八章 “三一八”前后
一路向北，林子轩在奉天转车，前往苏俄。
进入东北的地界，他发觉时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了，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厂经商为主。
在东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军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东北三省作为军事基地，为此支持张座霖使东北三省独立。
一旦发现张座霖不听话，就在铁路上放炸药把张座霖炸死。
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
林子轩想到以后东北的局势，心情沉重，等到进入蒙古境内，才算好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那样会陷入无休止的苦闷之中，还是要活在当下，积极的去做改变。
当火车驶进蒙古的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院子里，几名女学生正在谈话。
她们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会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
这几名女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骨干，其中就有许广评。
第二日，许广评没有直接参与游行，而是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讯的住处。
她放下手稿，准备前去和同学集合，鲁讯拦住不让她去请愿，而是留下来抄写稿子。
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
许广评跑回学校，发现她的同学被枪打死了。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鲁讯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政府对于学生的屠杀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鲁讯更是写了文章抨击政府的暴行。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段祺睿政府。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些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的师长或者前辈们是不是也要负有责任。
这人叫做陈原，他在3月27日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
在文章里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公正。
“这次惨案的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即日成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
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后来只能离开北平，远走武汉，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国的女子》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并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