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有关国家一样,我们将保护在华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我们将使中国政府对英国臣民或财产所遭受的一切肆意伤害和损失负责。毫无疑问,不可以软弱,不可以犹豫。”
日本大使则认为“我们必须支持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我们还必须避免可能令中国人以为能够以暴力逼迫各国让步的任何行动”。
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强硬态度导致对于五卅惨案的调查和谈判毫无进展,双方只是在互相推诿和扯皮而已。
其中英国和日本的立场最为坚定,美国则具有两面性,居中协调。
美国政策的基调是无意利用对英、日不利的骚乱。
基本上选择维护列强内部团结。尤其认同拥有重要在华利益的美、英、日三强担负起外交责任,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对公使团给予明确的领导。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合作,但是。不要愚侠式地与他们打成一片,竟致我们分担中国人对他们的憎恨。”
英国的文化精英同样分为不同的派别。有些派别倾向于政府,有些则倾向于同情中国。
即便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内部也存在分歧。不过他们认为个人有言论的自由。
林子轩需要的是一个发出声音的机会,他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英国,没想过到英国的政府部门抗议,或者到英国的参议两院演讲,那不现实。
他只要在公开场合发出声音就行了。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被称为剑桥派,所以林子轩获得了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机会。
1925年9月21日下午,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林子轩开始了他的演讲。
前来听讲的除了剑桥的学子,还有少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甚至是好奇的剑桥大学教授。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这次演讲,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特意练习了英文发音,这是为了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林子轩向听众讲述了四个月前在上海发生的暴行。
“我当时就在现场,身边是我的学生,他们或许激动和愤慨,却绝不是什么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我听到了接连不断的枪声,人群惊慌失措,四散逃开,但枪声仍然不绝于耳。”
“惨案发生后,那些被枪杀的学生和平民被公共租界当局污蔑为暴徒,为他们的残暴罪行开脱,这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控制舆论,可以肆意杀人,这是怎样黑暗的世界。”
“但弱者也有反抗的权利,为了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上海发起了全市总罢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整座城市犹如一座死城。”
“随后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是一个民族发出的怒吼。”
“中国沉默的太久,压抑的太久,需要一次爆发来唤醒整个国家的复兴。”
“当一个衰亡民族懂得不反抗就会被欺压的时候,当他们懂得在沉默中爆发的时候,那么离这个国家的复兴也就不远了。”
“我们不怕牺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的牺牲必将被铭记,成为这个国家复兴之路上的鲜红印记。”
“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复兴,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将更奋然而前行。”(未完待续。)
第二百八十八章 我爱这土地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在英国大学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不服从权威,或者说是桀骜不驯。
他们来听林子轩的演讲,大多是怀着好奇,但作为英国人,却不一定认同林子轩的说法。
在英国国内的媒体上,大肆渲染英国在中国的侨民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中国的暴徒对英国人极为敌视,英国人只是自卫。
这是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
在演讲结束,这些学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有些人是单纯的想知道更多的真相,对此林子轩耐心的回答。
有些人则是对林子轩提出质疑。
为什么你只说中国人受到的伤害,英国公民在中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英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侨民的安全。
“从五月三十日至今,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有上百名中国平民被无辜枪杀,这正是英国和日本等国造成的血案,只要这种暴行不被制止,中国民众的反抗就不会停止,英国侨民会永远处在危险之中。”林子轩回应道。
“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中国人么?不,是英国政府。”他高声道,“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你们热爱你们的国家,担心你们的同胞,我同样爱着我的祖国,爱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林子轩低沉道。
他以一首诗歌结束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首诗歌叫做《我爱这土地》,诗人艾轻于1938年11月17日创作。
诗作表达了对于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憎恨。
中国大地上正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人民在奋起,民族在觉醒,黎明终将会到来。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展现了诗人决心生于土地、歌于土地、葬于土地,与土地生死相依、至死不渝的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首诗歌正好表现了林子轩此时此刻的心情。
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引起了英国媒体的注意。
在西方国家,有执政党就有在野党,还有较为激进的社会组织。
他们利用这件事指责执政党在远东地区的政策出现问题,控制不住局势才造成了英国侨民在中国的困境,政府应该承担重大的责任。
他们倒不是真的支持或者同情中国。而是一种政治手段,利用这件事攻击政敌。
林子轩的出现给了这些人借口,他的演讲被刊登在报纸上,包括那首诗歌。
英国的在野党认为这是一位远东诗人的心声,这位来自中国的文学家发出了一个民族的怒吼,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正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林子轩不介意被英国政客利用,他要的就是扩大影响力,给英国政府施压。
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因为有了媒体的宣传,他的这首诗歌被广为流传。英国文坛才想起林子轩最早被人所知正是因为他诗人的身份。
托马斯艾略特对林子轩的诗集《一代人》颇为推崇。
他坦诚自己那首震惊欧洲诗坛的《荒原》的写作灵感正是来自于林子轩的诗歌。
还有林子轩写作的那首《再见,康桥》,成为抒情诗歌的典范。
英国是个出诗人的国度,拜伦、济慈和雪莱都是伟大的诗人。英国人对于诗歌的热爱和对于戏剧的热爱一样的强烈。
这首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诗歌一下子在伦敦的文学圈里风靡起来。
爱国诗歌在任何国家都是长盛不衰的题材,但想要写好并不容易。
这首《我爱这土地》饱含深沉的感情,特别是最后两句升华了主题。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在英国的所作所为通过各种方式传回了中国,有留学生发回国内的电报。还有记者的报道,在国内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事实上。在此之前,国内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攻击林子轩的声音。
五卅惨案发生后,林子轩一直较为低调,等到万象书局和电台被查封,更是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也没有写出什么文章。
当全国媒体都在谴责和抗议租界当局暴行的时候,作为文坛领袖人物竟然毫无作为。
这让不少人颇为失望,认为林子轩是害怕了。
六月底,林子轩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更是被针对他的人解读为出去避风头了。
于是,报纸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指桑骂槐的文章,批判林子轩的行为是对外国人的软弱和妥协,是投降派,是文人的耻辱。
这种不利的言论到林子轩在美国演讲中国梦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下。
但随即就有人抨击林子轩只会空喊口号,没有实际行动,走的是妥协路线。
这些攻击林子轩身在美国,并不知情。
在上海的时候,他忙着趁书局被查封,没人打搅的时机印刷《高堡奇人》,对外界不怎么关注,随后来到美国,更是没办法了解了。
那些攻击他的人大多是以往论战的敌人,其中攻击最凶的正是郭沫偌。
这段时间郭沫偌在上海非常活跃,带着一批人写了不少文章,和各方论战。
正当他熬夜又写好一篇批判林子轩的文章时,却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报纸。
上面是林子轩在英国的演讲,以及那首《我爱这土地》。
郭沫偌没想到,当他还在国内写着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力的文章时,林子轩已经跑到敌人的老巢去发动攻击了。
不论这种攻击有没有作用,两人所站的高度就不一样。
国内媒体对于林子轩孤身一人在英国和英国政府据理力争的行为给予了一致的称赞。
认为林子轩不愧是世界级的文学家,利用自身在西方的影响力发出声音,为中国争取公正的待遇,表现了中国人的尊严。
至于那些攻击林子轩的人,这一巴掌狠狠的打在他们脸上。
林子轩对这些事情仍然不知情,正是这种不知情,才让那些人更为受伤,无论你们怎么攻击,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还能在不经意间发出致命的反击。
这正是无招胜有招。
此时的林子轩正在伦敦和英国的戏剧家萧伯纳会面。(未完待续。)
第二百八十九章 对待诺奖的态度
萧伯纳是英国着名的现实主义戏剧家。
民国初年,对中国话剧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戏剧家就是易卜生和萧伯纳,他们的作品揭露社会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
这种戏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
比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都曾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上演,中国的社会问题话剧大抵由此而来。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话剧的洪慎就是萧伯纳的信徒之一。
萧伯纳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是英国着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论家。
萧伯纳于1884年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是费边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费边主义是一种渐进的社会主义,提倡阶级合作、社会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
虽然都是社会主义,但和苏联的暴力革命不同,他们倾向于成立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执政权,推行国有化,逐渐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方式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类似,不过费边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者帮助成立了英国工党。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2月27日,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英国的执政党之一,和英国的保守党轮流执政,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
1925年,英国是保守党执政,工党属于在野党。
正是工党利用在中国发生的乱局指责英国保守党对外政策的失误,通过媒体宣传林子轩的演讲,林子轩和萧伯纳的会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他们认为如此会增强这件事的影响力。引起英国民众的关注。
林子轩不知道萧伯纳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英国的戏剧家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颇为同情。
1925年6月5日,萧伯纳、蔡特金等国际人士就曾组织救济会援助五卅惨案后在中国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
对于那些支持和帮助过中国的外国人,林子轩心怀敬意。
他接到了萧伯纳的邀请,前往萧伯纳在伦敦的住所前去拜访。给萧伯纳带去的礼物正是一套中国新文学丛书。
他时刻不忘宣传中国文化,算是非常尽责了。
这一年,萧伯纳接近七十岁,但精神不错,谈吐风趣幽默。
他曾经是一位演说家,在12年里依靠演讲为生。
萧伯纳对发生在远东地区的事情非常关注,包括苏联爆发的暴力革命,他还知道苏联正在和中国的一些势力合作。
他对苏联颇为感兴趣,有前往参观的打算。想看看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
两人谈论的大多是此类话题,至于文学倒是没有聊什么。
林子轩对萧伯纳支持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表示感谢,着重介绍了中国正在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整个民族正在觉醒,未来的反抗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那么中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么?”萧伯纳想了一下,询问道。
“如果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话,我想会的。”林子轩如此答道。
萧伯纳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不赞成暴力革命,却也知道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同。
在英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执政权从而进行社会改革是可行的,但在其他国家或许就行不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为什么要写西方背景的小说?”后来,萧伯纳饶有兴趣的问道。
“因为西方读者不爱看东方式的小说。”林子轩回答道,“只有写了西方式的小说,让西方的读者了解我。才能让他们接受我写的东方式的小说。”
“很有趣的方式。”萧伯纳评价道。
两人的交谈较为轻松,萧伯纳很好的控制了谈话的节奏,林子轩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答。
正在这时,有人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过来,向着萧伯纳报喜。
这封电报来自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通知萧伯纳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的获奖作品是他在1923年写作的大型历史戏剧《圣女贞德》。
在英国的文学评论界,不少评论家认为萧伯纳已经过了创作的辉煌时期,走到了尽头。
他创作的辉煌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创作的戏剧频频遭遇失败。
《圣女贞德》被普遍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戏剧,是萧伯纳恢复水准的作品。
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萧伯纳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型讽刺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林子轩起身向萧伯纳祝贺,在文学界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时常引以为憾。
但萧伯纳却露出了苦笑,对林子轩摇了摇头。
“他们一定是因为我这个时期没有写出什么东西,以为我以后也不会写出好作品了,这个奖只不过是抛给那些已经渡过苦海的人们的救生圈而已。”他自嘲的说道。
萧伯纳似乎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安慰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
林子轩刚刚和萧伯纳接触,不了解他的为人,分不清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不过,在随后几天,就有传言说萧伯纳拒绝领取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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