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喜出望外的腾杰趁热打铁，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
蓝衣社的组建步伐，由此大步迈出。但这一群立志振兴中华民族的黄埔青年的天敌——一群立志要振兴大和民族的日本青年，已经张开了他们吞并满洲的血盆大口。正是20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发生了。这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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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像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后，1931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无数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9月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时25分，日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失踪483人。而日军仅伤亡2人。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硬通货黄金256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两年财政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几乎只有一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的14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000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500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巅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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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20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19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怒吼诵读《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7万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画、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尔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9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死伤。
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拥而上，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运动形成了。
这次运动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12，000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他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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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的满洲事变和悲愤的南京学潮，使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五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起者之一。
9月20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以往的寒暄亲热。
会上，腾杰神情肃然，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嬉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
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说：“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会上，胡宗南慷慨地说：“除依照腾杰兄意思，和举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的人慷慨陈词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第三次聚餐会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会议决定，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除了“组织建设”，还有“精神建设”。会议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会议决定回避力行社“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至此，声势浩大的蓝衣社运动，拉开了它的序幕。
第五章雪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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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刚成立，就迎来两件喜事。一是出身贫寒、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有“能吏”“廉吏”之称的康泽，带着他新创办的《中国日报》加入力行社。尚未成家的他，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用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第二件喜事是与《中国日报》同时出现的《救国日报》。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救国日报》出现在南京，因为“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当年11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20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