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 第5部分

　　　
　　8月下旬的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已经走投无路的腾杰，终于走进曾扩情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虽说是“同学”，但黄埔学生人数众多，他们仅仅见过几面而已，谈不上熟悉。何况，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四期生，一个一期毕业，又一直没有共事过，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　
　　来这里，腾杰抱的是“碰运气”的心理。这一天，南京暗淡瘫痪的气息，也笼罩在这间办公室里。但，刚刚进门的腾杰，看到四面墙上悬挂的一张张黄埔合影时，他的心头却蓦然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感觉。　
　　然后，他看到了笑吟吟的、心宽体胖的曾扩情。　
　　曾扩情热情接待了腾杰。寒暄过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渐而到东京的黄埔同学，一些南京人物，最后还提到了旧年黄埔的风物人情。叙谈过程里，不断有电话、访客打断了他们；在人多嘴杂的办公室，腾杰也没有直接进入话题。但他显然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黄埔是他们持久的纽带，而他的年幼十一岁，他显而易见的激情和聪明，更让曾扩情喜欢。　
　　这样，当腾杰邀请曾扩情中午一起吃饭时，曾扩情立即答应了，只是说，“晚上吧，时间多些，可以多谈。还有，请客的理应是我，哪有学弟请学兄的道理？况且又是从日本那么远回来，算是为你洗尘！”　
　　这个晚饭，是在曾扩情常去的蜀陕菜馆吃的。两个人都穿着便装，氛围显得很轻松。但酒过两轮之后，气氛就严肃沉郁起来。腾杰将话题引向日本之野心，国家之内乱，引向内忧外患。腾杰说话，慷慨直接，不时让曾扩情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满是官场套话的南京，他是听不到这样的耸听危言的。　
　　这个晚上，他们叙谈到非常晚。8月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但这一天稍稍凉快些。从饭店出来，他们又散步在暗淡的街头，曾扩情坚持地把多喝了两杯的腾杰送到住处，然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这一夜，在曾扩情公馆十里开外的一个普通弄巷里，腾杰与陈启坤也几乎一夜未眠。夜越来越深了，打更人的嘶哑声音，从弄巷口一阵阵地传扬进他们的房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诡异的意境和回忆。　
　　在暗淡的灯光下，腾杰与陈启坤商议决定：腾杰再访曾扩情办公室，以回请的名义，邀请曾扩情吃饭，并说明计划，“寻求赞助”。　
　　这是腾杰拿自己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进行的一次赌博。时世艰险、人心叵测，他和曾扩情只是初会，谁说得清在那“扩大哥”的声名、满面的笑容下，隐藏的是怎样的心机呢？　
　　可以肯定的只是，一旦腾杰说出计划，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要么参与，要么就得立马调查逮捕腾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因为他所负责的黄埔同学会，其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监视镇压这样的“政治活动”。　
　　因此，这一去的结果，要么化蛹为蝶，要么飞蛾投火。这天中午，层层阴霾依旧覆盖着南京的街市。连日的奔波和少眠，使腾杰的脸色显得异常疲惫。他换上了一身笔挺、严严实实的军装，而后大步地走出弄巷。　
　　在弄巷口，腾杰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处处可见的，仍然是泥泞、饥民。雷声远远地轰鸣着，随时会有一场暴雨。而路途不断地缩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出他所料，对这个邀请，曾扩情又痛快地答应了。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年、民国20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是在蜀陕菜馆的一个单间里，腾杰对曾扩情全盘叙说了他的计划。　
　　由于年代久远、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的具体情景，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记录。比如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就写到：曾扩情“阅计划后，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拍着胸脯对腾杰说‘实获我心’”。而另有人回忆称，曾扩情不是满面笑容，而是泪流满面。　
　　于是，在蜀陕菜馆的那个单间里，蓝衣社如同种子一般，终于执拗地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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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蓝衣社的酝酿、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在各种有效的权力手段都瘫痪、破碎的情况下，人物、组织和事件，都通过私人的聚餐会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更如此。　
　　大约是8月底、9月初的时候，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在南京蜀陕菜馆或浣花菜馆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九人。这九个人除腾、曾之外，还有丰悌、邓文仪、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大多毕业于黄埔前三期。此时，除曾扩情、邓文仪军衔少将外，他们大多是校尉军官。　
　　也就是说，这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此外，当时带兵军官有枪有饷，手握实权，他们却大多是政治军官。以其中地位较高的丰悌为例，早在1927年，也就是他24岁时，他就出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是黄埔一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此时，他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算是军事教育系统的一员大将。　
　　黄埔三期生周复也如此，他是1931年2月和贺衷寒等从明治大学归国的20余人中的一个，此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并兼《东亚新闻报》主编。　
　　“军校派”之外，李秉中和蔡劲军两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特务派”；娄绍恺和张本清是旅长，属“带兵派”。最后，邓文仪既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又是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身兼“侍从”、“特务”两派。　
　　这九个人，不仅身份地位悬殊，性情也各异。如后来身中十余弹、死在抗战第一线的周复，被认为“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而下场大相径庭的丰悌，则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已被这一小群军人感受到。随着广州“蒋下野”的叫嚣日渐升腾，蒋介石地位已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和蒋介石前途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一系，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危机几乎路人皆知，它使这些读过《资治通鉴》等众多古典旧籍的黄埔学生，感到杀机四伏。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何况他们一贯自诩为南京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地位虽然次要，但与杂牌军官不同，他们有黄埔同学会这个主心骨。于是这一天，在曾扩情混杂着权力与温情的面貌下，聚餐的气氛显得极为热烈融洽。对腾杰的组社计划，他们更一拍即合。　
　　晚年腾杰曾谈到：这一天，到酒酣脸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然后由腾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　
　　“来日大难”的阴霾，曾扩情的地位，以及人多胆壮的氛围，使这一天的组织发起之顺利，超出了腾杰的估计。在席间，九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仅“一致赞成”，年轻者如周复，更当场击节而起、泪流满面。　
　　蓝衣社的车轮，就这样在黄埔同学会庞大而复杂的躯体上，艰难地启动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个区区九人的聚会，足以载入史册。这九个人里，不仅有四个人跻身于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其中更有三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明日黄花般的黄埔气息，通过那叠薄薄的计划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聚餐的尾声，腾杰趁热打铁地提出：采取“每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做法，几天后再次举行聚餐会。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或孤立地活动在南京的，有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名字。比如邓文仪。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少年得志，他决定着大部分军官的推荐、任用，是南京人人巴结的“天子近臣”。　
　　但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中尉。在1931年夏天的苦寒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慎、含蓄、机变。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只有他眼中偶尔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岁，决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能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在曾扩情之外，最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这个态度，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遂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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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计划的18人，达到20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极其酸楚地说道：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和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命的那些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喜出望外的腾杰趁热打铁，提出再以“一人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