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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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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3000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第一厅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蒋介石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国民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就是他刚刚度过自己的45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被押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几个南京中央社的记者猜测他已经“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而后，康泽被俘的消息传来，整个南京又都预料康泽会自杀。没有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于是，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各种各样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直到1956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1948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着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25年的生活。1963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15年过去了，他比1948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四年以后，他就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平静地去世，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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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6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小政权所谓的“国防部长”、“保密局长”。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着当年的蓝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一直到1942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有一个普通的原蓝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了蒋介石的眼前。蒋介石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的和尚，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没有要他的命，还让他还俗，重新步入政界。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许多人对刘健群这样的遭遇，抱以或幸灾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于是，他只能在官场的夹缝间，屈辱地忍耐。一直到40年代末，经过无数动荡的局势，心灵的反复、对往日阴霾的拼命忘却，以及各种各样拉帮结派、卖身投靠的活动，刘健群才一度官居国会副议长。但这既是他宦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淮海决战后，他伴杂在大批军政要人、士兵、商人、土豪的逃亡队伍中，匆忙地逃离了南京。
到台湾后，刘健群每况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他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
几十年里，他也很少与外界谈及蓝衣社、布衣团。一直到1969年，他已是一个67岁的老人，并且身患癌症时，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拜访他，他才追溯、回顾起蓝衣社的历史。
1972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