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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1937年2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无当年的热情、自信和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肖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第二十章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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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区的135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月30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8天后，这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个最精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另一面，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月13日，80000名中国士兵，向12000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万5千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于是，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40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仅有的大约80000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焦土，在大约3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30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的进攻，已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月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是已满22岁的林培琛。他们先延着津浦路向北到连云港，然后在连云港转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一直到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分人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十部卡车、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6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别动队员。车队静默无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上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的，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年12月3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
12月12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于是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晚上急速行军，蜿蜒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他们一路上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作战。此时，谷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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