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磅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刚满50岁的蒋介石，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住了战争。17日清晨，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的“患得患失”心态，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个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已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事变已经一周，善于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都在嘀咕：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患得患失”的神经贯穿着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介事地用来四处动员。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18辆轻装甲车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着一团。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至下午四时，奉军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华县、东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一天，宋美龄不顾劝阻，在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在她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戴笠。戴笠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终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5
在被俘的10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能够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岁出头了，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23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回到开封后，他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他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顾的“小老弟”了。
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各怀心思的23日，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年的圣诞节，在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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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