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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虽然接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不能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人改为7人。除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决议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在台湾谈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敉平叛乱”的五项决定，后来被蒋介石视为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第一项“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第二项是“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蒋介石曾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要“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是要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以“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还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甚至也一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草拟通电文稿。13日中午，176名青年将军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几十年后，即使蓝衣社首脑自己也认为，通电倾于“讨伐”，它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桂永清率12000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通电传单。“轰炸西安”的阴霾，重重地压抑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无数叵测的居心，并去斡旋西安的数万叛军和陕北那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3
事变当夜，宋美龄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随后，她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了“兵临城下”、但“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最后，宋美龄斩钉截铁地宣布，她的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也征服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20日之前不进攻西安。
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月14日，星期一。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聚集在丁家桥。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戛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人像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会堂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光投向了贺衷寒。
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曾谈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康泽自述》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还压制了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开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达275人。
公开信次日在海内外发表。印制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在他们的策动下都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
次日，广州5千余人集会，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介石也“在所不惜”！
这一天午后，丁家桥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者可以“异党疑犯”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几十年后，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4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二千名蓝衣社军官，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他们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异常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所谓“白衣誓师”，是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的一场大戏。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明目张胆的举动，使南京官场开始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
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藉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白衣誓师”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