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1946年戴笠失事丧命后，民国以史诗般的手笔，规模空前地悼念这个清廉却畸形、勤奋却诡秘、才能出众却满腹阴谋的人，那些害虫、人渣、盗贼、鼠辈的首领。
1936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惟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2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年代初，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不攘；若能攘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四期同学龙之章即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道，“……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1936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和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包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0月25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出其右；其二，杨又生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3
1936年冬天，我家乡20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堂当时有300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1936年5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乌石山的学堂里，一次次在深夜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然后连夜赶路，将十几元、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地区“负责人”。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什么用途，更不知道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惟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30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动花样想批斗他，像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就动手，把那帽子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1939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字，都是古人的诗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道：“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1936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到50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4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惟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1932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团“火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